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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筠泉:文明与文化——论资本的文明作用及其文化局限性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125 次 我要收藏

“文化”这个概念,与“劳动”之类的概念一样,正因为它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马克思语)。但是,“文化”这个概念本身不是纯粹思辨的结果,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从事文化研究时,要注意把文化概念的历史同文化本身的历史区别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标志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把握历史过程的本质。我们认为,在当前文化研究中,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先分别对文化与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本身发展这几方面的关系作深入分析,然后再进一步将这几方面的关系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是对文化问题真正达到哲学的反思层次的一条有效途径。而这就必然要涉及文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
几乎所有的文化问题研究者都触及到了文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抽象的思辨有之,具体的考察亦为数不少。本文仅限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文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个角度,来展开这个问题的探讨。
  一、资本的文明作用及其对人的自然局限性的克服
为了认识文化的本质、结构和变革机制,先应把握文化与社会的统一。不过要注意的是,对文化与社会的统一不能抽象地来理解,而必须具体历史地来把握。如果抽象地来理解,就容易发生认识上的偏差。如何具体历史地来理解和把握文化与社会的统一?这就有方法论上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的辩证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这是我们具体历史地来研究文化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楷模。
前苏联哲学家B.M.梅茹耶夫认为,如同“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马克思语)一样,资产阶级文明整个说来也是阐明以前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钥匙。他说,应当“把文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获得的社会地限定的特殊形式,和在这种形式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的一般历史内容区别开来”(参看凯勒主编的《文化的本质与历程》中译本,第70-71页)。他的这一意见,对我们进行文化研究很有启发性。
我们将在第一部分中论述资本的文明作用及其对人的自然局限性的克服,而在后一部分中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从历史上看,文化发展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阻碍,存在着两种局限性:自然局限性和社会局限性。我们先来研究一下,马克思所说的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究竟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哪个方面的阻碍。
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这是同生产力发展状况低下、当时采用的生产工具的特点相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上存在两种生产工具:“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从马克思这一系列的论述来看,研究这两种生产工具的区别是很有意义的,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在使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如耕地、水等)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的支配”,必须“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财产”(包括地产在内)“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土地本身——结合在一起”。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讲到过这种情形,认为那时“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资本论》第1卷,第96页)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曾说,在人类的文化现象中,神话是最难于接受逻辑分析的。但是,马克思却把在各种图像和符号之下隐匿起来的古代神话的实质和意义揭示出来了。马克思认为,古代神话就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的产物和体现。因此他深刻地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9页)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血缘关系和地方狭隘性的局限。根据我们的理解,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文明产生于城乡分离过程中,或者说,文明是与城乡分离同步发生的。社会分工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卷》,第345页)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考察文明发展史的。他认为,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由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了文明的发展史。恩格斯的观点与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一致。恩格斯也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研究文明的特征及其发展的。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他在该书中指出:“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而且,这个阶级“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162页)就是说,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分工的研究,得出如下对研究文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即文明时代不仅巩固和加剧了城乡的对立,而且还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他认为这是文明时代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次社会分工。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了解文明的特征及其发展确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总之,随着城乡的分离和商人阶级的出现,开始了文明时代,从而产生了“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同上书,第170页)
马克思认为,这同先前使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条件下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使用“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人们必然要“受劳动产品的支配”,特别是会受“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在这种条件下,“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这种交换是通过货币来进行的。因此,在交换过程中,商人起了决定作用。怪不得恩格斯反复强调,文明时代创造了一个商人阶级,它在生产中取得了愈来愈大的统治权。可见,道理就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关系不再是先前的那种人身依赖关系,“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就是说,由于存在着劳动异化,这时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点,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3-105页)。
马克思认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人们便开始摆脱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类活动的社会性质才初次获得普遍的形式,从而摆脱了以往各个社会阶段上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他说:“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才创造出了人们的普遍的“交换活动”和普遍占有自然力的条件。由于这种原因,便产生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参看同上书,第393页)
马克思说: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又说:在资本主义这一社会阶段,“即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同上)就是说,资本要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的精神力量”的限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在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上,都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上,克服了对自然的崇拜和狭隘的地域性。这样一来,人们便努力地去探索自然界,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来加工自然物,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同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情形讲得更为明确,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资本论》第1卷,第561页)可见,只有在资本主义这个社会阶段上,人才不再依赖自然,而是去支配自然,因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直接的统一”才开始被它们之间的“活动的统一”所代替,才克服了马克思所说的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从而表现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透彻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资本为了创造剩余价值,必然要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因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提出了要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的内在要求。他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人们“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从而促进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巨大发展;同时,这种体系为了使社会生产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除了要求普遍利用自然属性以外,必然要求普遍利用人的属性,即要求人本身的普遍化。因此,“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这就是说,探索整个自然界,利用各种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利用社会的一切属性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一切又都是资本摆脱人的自然局限性以后发挥出来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表现。
启蒙主义思想家重视人类行为的自然机制,但未能揭示文化不同于自然的特性。他们把“自然人”当作理想的人,认为“自然人”体现着尚未被文明“污染”的人的“本性”,并企图从“自然人”身上找到建立合乎人性的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根基。但马克思却认为,启蒙主义思想家所谓的“自然人”,纯属“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他说: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在十八世纪的这些“预言家”看来,这种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完全是一种错觉。实际上,“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同上书,第18-21页)如果不能把握社会关系的本质,就不可能揭示人性被颠倒和歪曲的根本原因。到了德国哲学家康德,思想观点上有了很大变化。他对启蒙思想家的“自然人”的观点作了批评。康德本人说过,卢骚是从“自然人”出发的,而他是以“文明人”为出发点。他们两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康德把文化当作人的道德完善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文明人”的目的是要从自然状况中解脱出来,走向道德境界。就是说,康德是想把“资产者”变成“文明人”,但他不指望通过变革社会的途径,而是企图通过道德完善这种手段来实现,这表现出康德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
与卢骚和康德都不同,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来展开论述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要求“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的。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倡的那种“文明人”仍有极大的片面性,这些“文明人”不过是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独立性而已,他们还不是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个性”,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详细地论述。
总之,资本诚然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对发挥人类的潜力有巨大的意义。同时,马克思却又提醒人们要注意,资本的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只能作为一种趋势存在”,由于其内在矛盾往往不能得到最终实现。这不是人们臆想中的矛盾,而是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矛盾。这种矛盾不断地被克服,又不断地重新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彻底地解决的。
应当承认,近代“西方文明”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社会发展的阶段上,资本因摆脱了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因而有它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所以,我们既要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又要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对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不应当简单地抛弃和否定,而且要作为我们自己发展的条件,综合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利用。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摆脱了文化发展的自然局限性,但由于其内在矛盾,却造成了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之一,是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在资本主义阶段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必要的前提。对这个必要的前提,作进一步分析,就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具备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才能实现。在这里,主观条件是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客观条件是指劳动资料、原料等。这两方面条件不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就无法实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资料是分离的,就是说,劳动者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的劳动力以外其他一无所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相反,资本占有劳动资料,但不拥有劳动力,也不能进行生产。
既然如此,那么要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原料、劳动资料等等,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又必须找到劳动的主观条件,即可以购买的劳动力。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结合,必须通过劳动力的买卖才能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常讲的雇佣劳动。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把雇佣劳动当作人的活动的普遍形式。但事实并非如此。应当说,雇佣劳动是人的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异化劳动。这种特殊形式的人的活动当然也具有社会性。但这种“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3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同上)劳动力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以一种独立于人的个性的物来起作用。就是说,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又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在这种条件下,工人可以独立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工人不是作为个性而只能被当作物参与生产过程。
马克思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态下,人的发展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内在矛盾。即“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存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7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无法摆脱这种内在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制约着整个资本主义阶段文化的发展,阻碍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发挥。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这种内在矛盾,人在生产中,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总而言之,在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不能作为个性,而只能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形态出现。劳动与工人的个性之间的分离,就是马克思早期就已开始探究的“劳动异化”。而这种“劳动异化”就是人同自己的社会本质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90页)
因此,在这里,文化不可能是参加生产的人的个性发展,而仅仅是人所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的发展。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7页)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人本身的发展。既然“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10页)。因而,“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分离,“社会的物质财富”与直接生产者的分离,便构成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马克思首先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这一矛盾的。他认为,这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所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一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规律。这是资本主义阶段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上,“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同上书,第268页)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社会性得到了一种与人本身发展不同的形式,即与人相矛盾和异己的资本支配权的形式。这就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上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也反映在文化发展上,造成了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不可能被克服和得到解决。只有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克服这些矛盾,消除它们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马克思说,“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同上书,第393-394页)
不仅马克思揭示了这一根本矛盾,连有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或从某个方面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在研究经济学说史时,马克思曾指出,李嘉图比较注重资本的普遍发展的趋势,而西斯蒙第则相反觉察到了资本所特有的局限性。西斯蒙第“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看出,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同上书,第394页)西斯蒙第虽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他的阶级局限和价值观念的支配,企图通过习俗、法律等手段人为地从外部来解决这些矛盾,以挽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然,这是无济于事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并经过自己身体力行的那种批判性主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当时那些政治经济学家的着眼点不同,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弊端。他说:“在我长期的生活中,我经历过贸易、制造和商业的所有阶段。根据经验,我深信在这种完全自私的制度下无法形成优秀的性格。真理、诚实、美德将又是徒有其名,现在如此,历来都是如此。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真正的文明,因为所有的人们通过这种制度接受表面上的文明训练,根据所产生的利害冲突的程度去对立,并往往置人死地而后快。”(《欧文传》,第122-123页)欧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评是深刻的。他的不足之处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因而他错误地想以普遍的人性为根据来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
其实,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部分思想家和文学家,早已敏感地意识到了资本这种文明的社会局限性。例如,尼采在谈到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时,就曾经尖锐地指出:与大地相连的生命纽带,“不可剥夺的天性”已经断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商业文明。面对这种商业文明的浪潮,他产生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因而要人们认识到“欧洲文化有着巨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口号:“要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
许多进步思想家大声疾呼:文化——“人民的具体精神”——应成为“决定真正价值的上诉法庭,以抗衡市场和社会其他交易所建立的‘人为’价值”。(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第63页)他们要在“资本的文明”之外,另辟蹊径,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他们提出了“人类特有的品质与能力和谐发展”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来判断和影响社会文明。他们宣称“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要求“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从这些思想家、文学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他们研究文化的目的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本身的片面化”。有的思想家还直接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
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可以看到有些外国思想家也在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问题,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本身的片面化”,认为这会形成文化发展的桎梏。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明确地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部门都是“建筑在有效经营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中,“个人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6页)又如,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分析现代的日本社会时也尖锐地指出,“在现今的社会管理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与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给人们造成压力,并在身心两方面出现了症状。”那么,在身体和心理方面产生了哪些病症呢?他回答说,“在身体方面,成人病和心身症剧增;在精神领域,神经症(神经衰弱)或精神病在增加。”池田大作所指出的这些现象,主要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有关。再如,艾利希.弗罗姆写了《逃避自由》等著作,专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病。弗罗姆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整个问题在于物质丰富的另一方面,是精神贫困化的日趋严重,由于滥用本能的冲动,现代西方社会处于混乱迷茫之中。
现在我们读西方的一些著作,常遇到的是有关“人的自我丧失”、“理性的监狱”、“交往危机”、“单向度的人”、“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人也死了”等论述。这些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外部现象。但是西方思想家可以描述这些现象,而往往不能进一步去理解发生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看不到这种“文化危机”本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表现。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现在已有一些西方思想家逐步意识到了现代西方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可以说,他们当前的一些自白恰好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远见卓识。
我们认为,只有深刻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才能揭示出文化这种社会现象的真正涵义及其发展的一般内容。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文化不只是单纯“有用”的物的生产,也不仅是抽象形式的意识的生产,而是社会存在的主体人本身的生产,即体现全部丰富的社会关系和极其完整的活动的人的生产。只有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人才能真正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获得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文化的涵义。
现代西方流行着一种“文化解释学”(Cutural hermeneutics)。这种流派的代表人物认为,文化分析就是要在提出“解释”的含义上,理解那些“对某事说了点什么”的文本。我们知道,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它所固有的,而是作者在特定社会撰写时所赋予它的意义。因此,文化解释学家的任务可以归结为,追究活动着的人本身如何理解他自身所书写出来的文本。这个学派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活动的人本身上,考虑到人的文化历史背景对人的认识的影响,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可以给人以启发。但是,他们把文化研究的任务仅仅局限于探讨人们如何理解自身所书写的文本,这未免有些狭隘和封闭。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把文化视作人的自我意识,不理解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把人当作社会活动的主体来进行研究,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揭示文化的本质及其作用,并指出资本主义阶段上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的形式,是“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将更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7页)生产发展史也表明,“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论》第1卷,第424页)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其发展的成果,完全为资本所占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8页)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是“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它必然要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科学地揭示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是在当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同时,这种研究也显示了作为真理观与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唯物史观在文化研究中的巨大生命力。不言而喻,这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考虑到本文的主题,有关这一方面,将另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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