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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分析: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338 次 我要收藏

【英文标题】Paradigm Shift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in the Past 60 Years: A Perspective
 from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作者简介】韩庆祥,1957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健,1974年生,哲学博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但也有教训,其经验教训蕴涵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向演变中。从路向演进的方面看,6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六个方面的变化,内含着三个重要的理念转换。六个变化是:由“意识形态化哲学”走向“科学性哲学”,由“相对注重本质与定性思维的哲学”走向“也注重功能与价值的哲学”,由“注重书本理论逻辑的理论哲学”走向“注重现实生活世界逻辑的生活哲学”,由“一元模式哲学”走向“多样个性哲学”,由“注重把传统教科书当教条的教科书哲学”走向“注重从文本解读中挖掘本真精神、基本价值的文本哲学”,由“谈人色变哲学”走向“以人为本哲学”。三个理念是:“书本逻辑导向——现实问题导向”、“哲学与政治关系之现代重构”、“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之现代重构”。从语言分析的视角看,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中国政治、人的发展。
【关 键 词】语言分析/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验教训

60年来,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六个方面的具有扬弃性变化,内含着三个重要的理念转换。六个变化是:由“意识形态化哲学”走向“科学性哲学”;由“相对注重本质与定性思维的哲学”走向“也注重功能与价值的哲学”;由“注重书本理论逻辑的理论哲学”走向“注重现实生活世界逻辑的生活哲学”;由“一元模式哲学”走向“多样个性哲学”;由“注重把传统教科书当教条的教科书哲学”走向“注重从文本解读中挖掘本真精神、基本价值的文本哲学”;由“谈人色变哲学”走向“以人为本哲学”。三个理念是:“书本逻辑导向——现实问题导向”、“哲学与政治关系之现代重构”、“哲学与生活世界关系之现代重构”。那么,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如何评估这些变化?本文拟从语言分析的视角作一探讨。
引言:哲学的解释框架——一个语言分析的视角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哲学思维的内容可以这样概括:第一,研究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判断、推理),与其他形而下学科具有共同性;第二,研究概念所指称对象的一般性,即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共同性(存在论角度)和根源性(生成论角度);第三,研究概念提出的背景和解释者怎样解释的问题,也就是概念对解释者的意义。深入地看,概念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上述三种研究路向体现在符号上,即可表述为:“符号—符号”研究、“符号—现实”研究以及“符号—解释者”研究。相应地,哲学思维的一般性可以概括为:首先以符号为手段,建立分析的文本,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分析框架;然后追问符号指称对象的共同性和根源性;最后是揭示该符号对解释者的意义。问题是,符号何以具有这样的功能?这根源于符号的本质及其在思维过程中的作用。
从符号的本质来看,符号具有这样三种属性。第一,它是为了表达个体诉求而制定的公共标识,是人类观念交流过程中的共同约定。这意味着各个符号之间具有关联。第二,符号表现为观念交流的一种工具和平台,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现实对象的一种命名。通过这种命名,人们就可以共同讨论指定的话题,实现交流的目的,因此符号又具有工具性。这意味着符号与现实之间具有关联。第三,符号的共约性实现了观念个体的不可通约向可通约的跨越,这种通约性决定了它所表达的观念是个体观念的集结,具有公共色彩。这意味着符号虽然不能完全表达个体性观念,但可以传递个体的信息,反过来看这预示着同一符号对不同的人来说,也会具有不同的解释,即基于公共约定意义基础之上的意义的多元化。在这种意义上,符号又具有可解释性,符号与人之间具有关联。
所以,概括而言,符号的本质具有三重规定性,即共约性、工具性和可解释性,三种属性对应着三种基本关系,即“符号—符号”关系、“符号—现实”关系以及“符号—人”关系。这三种关系担负着不同的思维功能,即:通约功能、命名功能和解释功能。通约功能,指的是人通过符号这一中介实现人际的交流。命名功能,指的是人们通过符号来指称外部世界。解释功能,也就是符号如何对人产生价值。符号从其产生的过程来看,源于对个体观念不可通约性的克服,它舍弃的是个体观念的特殊性,保留的是个体观念的共性;而从运用过程来看,个体观念的特殊性转换为个体对特定符号的独特的理解或者预期,这即解释需求;而个体观念的共性则演化为具体个人的话语背景,这即解释语境。如何在既定语境下满足上述需求,这就构成符号的解释过程。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解释需求是主观的,它决定着一个解释者为何对一个符号要作这样的解释;解释语境则是客观的,它决定着一个具体的人是在何种背景下进行解释的。
总而言之,关于符号的本质及其功能框架,笔者以为可以这样概括:它是人类为了克服个体观念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公共交流规则或者公共约定,符号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其在思维中具有三种基本功能和相应的三种基本分析框架,即通约功能和相应的“符号—符号”框架、命名功能和相应的“符号—现实”框架、解释功能和相应的“符号—解释者”框架;这些功能和框架体现在经验层面,即表明符号具有“逻辑结构”、“现实指称”以及“特定意义”;体现在语言层面,表现为“语法”、“语义”和“语用”;体现在思维功能上,表现为“语法解析”、“语义界定”和“语用阐释”。这几个方面合起来就是“语言分析”的基本范式,也是我们对哲学功能的一种解释框架。基于这一框架,我们对6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一考察和分析。
“符号—符号”结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教科书哲学”向“文本哲学”的转换
哲学研究中的“符号—符号”结构,意味着哲学离不开对文本的依赖,即哲学要通过其自身的文本体系来延续其发展的路径。但问题在于,这种文本如何理解,是形而上学地把其教条化,还是科学地把其符号化,这是观察和评估60年来我国马哲变化的一个基本尺度。
建国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是教学方面,主要采用的是前苏联教科书文本体系。① 应该说,这种文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起过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独立性。这是因为,该教科书体系有一个局限,即对实践和个人主体性的忽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突出强调人的实践的地位和主体性的作用。② 这种情况直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两次大讨论才发生了改变:一次是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这场讨论通过强调实践、主体性范畴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改革;另一次是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该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更是实践的,把它们割裂开来仅仅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那么,为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出现教科书文本形式呢?历史地看,这源于当时特殊的国情。
具体说,建国以后,我们利用政权的力量,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发动思想战线的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渗透和深入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与此同时,教条化与行政组织化相结合的方式,也使民众的日常生活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中国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所面临的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发展,苏联的解体;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当下实践与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反差,这引起了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疑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尖锐的时代课题。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自身围绕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在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上进行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教科书哲学”向“文本哲学”的转换。这种转换具体体现为三大研究走向:一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本研究,为重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提供可靠的基础;二是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使马克思哲学研究更具学科前沿和世界背景;三是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和批判精神,从基础理论上深化研究现实中具有时代性的课题。④
“符号—现实”结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元模式”向“多样个性”的转换
“符号—现实”结构,决定了哲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紧跟现实世界的发展。为何6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会出现由“一元模式哲学”向“多样个性哲学”的转换趋向,其根源何在?弄清这一点,需要把握哲学背后的现实生活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在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在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在文化上是一种一元主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结构使得社会的权力体系在社会运行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具有对社会资源的绝对优先权,这两种绝对性使得整个社会在价值观念上形成一种对“权力”的追逐和认同,“权力本位”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基于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政治优先、政治挂帅也就成为人们不能反思的事实。政治居于学术之上,学术服务于政治,也就成为当时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和格局。反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即出现了哲学因对意识形态的过分强调而使哲学家的思维失去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丧失,从个体的角度看,是哲学研究“照着说”之风盛行,哲学失去个性;从社会的角度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化”流弊(哲学话语的“一元化”,哲学解释权的“唯上化”以及哲学体系的“教科书化”⑤),究其实质是哲学的政治化。
具体说,因为政治居于学术之上,政治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规则也成为“学术”的游戏规则,评判学术的标准不是真理原则而是路线原则。这样,在实际的研究中,“唯上”(尊上是必需的)就成为学者研究的一个自觉和不自觉的行为规则。在这种意义上,过去我们的哲学千人一面、缺乏个性、没有哲学流派表面上是一种研究风格问题,但深入地看是一种政治氛围问题。也因此,随着这种氛围的解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首先是“唯上”的现实基础慢慢瓦解,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了现实条件;其次是“唯实”的时代要求不断增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新气象要求哲学必须解释、必须反思、必须提供理念导引,这就使得哲学家表达自己的生存体验、人生感悟、哲学立场、价值观和思想倾向的诉求与意愿逐渐增强,哲学研究中“我思”一面相应凸显,研究者的主体性和个性得到了一定体现,哲学研究出现了“多样化”、“个性化”之趋向。
“符号—解释者”结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谈人色变哲学”向“以人为本哲学”转换
哲学研究中的“符号—解释者”结构,意味着对现实人的关注是哲学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解释者”内涵的“解释需要”与“解释语境”两个要件意味着理解我国马哲研究由“谈人色变哲学”走向“以人为本哲学”,需要深入分析历史语境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诉求。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的关系极为密切。“人性”一直被当作是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要观点而遭到严厉的批判,“文革”期间更是把人与人的关系视为阶级关系,要讨论人性就等于否定阶级性,是要受到政治批判的。由于任意拔高哲学的阶级性、甚至把哲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搞得人们不敢讲哲学的科学性,不敢提“共同人性”,不承认“共同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本是学术讨论,最终搞成了政治批判,严重妨碍了哲学的健康发展。⑥ 但是,从逻辑上看,强调阶级性和否认人性,这仅仅是强调人的发展的特殊方面,而把人性问题等同为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主要观念更是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人的发展的一般性内容。这说明,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我们的研究理念和取向存在着偏失。这种状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有所改变,这就是哲学界的“人性、异化与人道主义”大讨论。这场讨论提出了深层的哲学问题,如人性是什么?有无共同人性?社会主义是否更应该强调人性?等等。这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路转换提供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和外部信息的涌入,尤其是20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人性逐渐觉醒,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无论是历史语境还是人的发展内在需求,都出现了新的变化,都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首先,从历史语境上看,社会结构转型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模式的重组,进而引发政党、国家政治权力、权威的基础发生转换。首先是公民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人。这意味着国家的地位和角色要实现现代转换,国家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权力机构。其次是现代“公民赋权”观念的普及化。这使整个社会对政党、国家政治权威的基础产生理性思考:既然公民是主人,国家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权力机构,那么,政党、国家政治权威的基础就应该获得公民的认同。政党、国家政治系统要满足全体公民所提出的正当性社会诉求,要获得全体公民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既要顺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政党、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模式的重组,又要顺应政党、国家权威基础转换的趋势,把政党、国家政治权威的基础由传统的革命业绩转换为现代的建设业绩及民意资源的支持,由主要靠权力及权力控制资源获得权威转向主要靠提高执政能力并为民众创造公共价值来赢得权威。这就意味着,时代把公共性问题、现代政治问题推向了历史发展的前台,政治哲学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马哲研究的重心之一。
其次,从人的发展的需求上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公民社会在逐渐发育。公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敏感、特别关注。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刻转型需要深刻的理论设计和理论指导。⑦ 显然,这需要研究人、关心人。这意味着,哲学研究中人的分量将不断加大,“以人为本”的哲学将成为时代之所需。
事实上,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借鉴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新理念,这表明我们对人性问题、人的发展问题的认识更全面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总体上实现了“从注重阶级性到在坚持阶级性前提下注重人性一般性和人类共同文明”的思维方式之转换。
“符号—现实—人”结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之统一
哲学思维内在的“符号—现实—人”之结构意味着,哲学既要研究符号本身,同时更要研究符号背后的现实指称与解释者,实现“符号—现实—人”的有机综合。其中,研究符号本身,决定了哲学必须关注理论与逻辑的连续性,研究现实指称与解释者决定了哲学离不开对生活世界的依赖。哲学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哲学研究必须实现“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统一。总结6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演变,上述两个逻辑的转换就是一个显著特征。
就理论与逻辑的连续性一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逻辑结构既严密又具有独特性,这主要体现在其研究视域、主题、目标手段以及本质功能等方面。在抽象思辨世界与人的生活世界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研究视域;在抽象的“类”与现实的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研究主题;在“注解—论证”与“批判—前导”中,马克思更关注在批判旧世界中为新世界建构提供前导性理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功能的基本特色。就其目标与手段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无产阶级的解放、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实践生成论思维方式;就哲学本质而言,马克思注重的是考察世界的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方法。然而,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述特征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大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的世界”,把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冷落在一边。尤其是把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实用化,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常发展遭到人为性挤压。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中,在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中,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在批判德国思辨哲学和用哲学方式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与生存状况的过程中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主要是人的生活世界。由此,当代中国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逐步实现了研究主题的转换,由过去着重研究整个世界转向着重研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主要表现在:(1)从过去传统苏联哲学教科书那种多见物少见人的哲学转变为既见物又见人的哲学,重新恢复和确立了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注重研究人的问题,关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学、价值哲学和生存哲学的出现就是如此。(2)从只关注阶级性不关注人性、共同人性、先进性和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哲学,转变为既关注前者又关注后者的哲学,发展哲学、交往哲学、生态哲学和人学的出现就是确证。(3)从关注“书本公式”的哲学转变为关注“生活公式”的哲学,更注重研究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问题,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生存哲学和生活哲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一点。(4)从关注“客观”存在的哲学转变为也关注“价值”存在的哲学,注重研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价值哲学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两点思考: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论与学科性质上的二重性问题
从研究理路上看,哲学既要研究本体性存在,又要研究生成性存在,是存在论与生成论的统一。存在论视野要求哲学要追问本质和侧重结构分析,生成论视野则要求哲学要开掘意义与侧重功能分析。完整哲学需要实现“本质追问”、“定性思维”、“意义解读”以及“功能分析”的有机统一。6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逐渐向这个方向演进,表现出由“相对注重本质与定性思维的哲学”走向“也注重功能与价值的哲学”演进趋向。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偏重存在论思维方式,研究主题侧重于“革命”,强调造反性而忽视发展性;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生产力因素;倚重矛盾的斗争性,相对忽视甚至否认解决矛盾的“共赢”可能。⑨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表现出一种“注重本质”的思维方式,是从既定原则出发对事实的一种辩护性解释,反映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定性分析的一种偏好。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生成论与存在论统一的角度研究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提升哲学功能方面做出努力,出现了研究的新气象。一是使哲学在批判反思现实方面有所作为,开始改变以往人们关于哲学就是为“现存”辩护的不好印象。二是使哲学在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前导性理念方面有所作为。三是使哲学在关注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和公众的精神世界方面有所作为。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等等,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更是体现了哲学对生成论思维方式的重视。
从性质上看,哲学既是一种一般性的观念体系,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前者决定了哲学具有科学性特征,后者则意味着它同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必须以“政治立场、政治正确”为底线,力求做到“政治立场、科学表达”,而哲学的真正功能在于批判现实,批判与诠释之间具有内在紧张性;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政治话语,其次才是学术问题,而哲学的首要性质在于其科学性,政治与学术之间无法回避冲突。⑩ 这两种内在紧张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常发展带来干扰。主要表现为:前30年相对强调其意识形态性而损害了它的科学性,后30年在矫正上述错误的同时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性的倾向。(11)
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需要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强调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又要关注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如何把握两者之间张力的“度”,如何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科学性注重的是事实判断问题,而意识形态性注重的是价值判断问题,两者的统一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内在统一。

注释:
① 比如,《辩证唯物主义》是亚历山大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康士坦丁诺夫的,《简明哲学辞典》是尤金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斯大林的。中国人后来编写的哲学教材,主要是参照前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行的教材。
②⑥ 郭建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③⑦ 马俊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2006年第3期。
④ 叶汝贤、孙麾:《马克思与我们同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李德顺:《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0期;王锐生:《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来的几点经验教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韩庆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
⑧ 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五次哲学问题批判的政治化,马哲研究的学术进程被迫打断;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遭受曲解和践踏。
⑨ 庞元正:《建国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三大问题》,《学术界》2000年第1期。
⑩ 王秀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与经验教训反思》,《求实》2007年第3期。
(11) 例如:实证化的倾向,把哲学科学化、知识化,把哲学看成和实证科学一样;方法论化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一种方法论,或单纯的认识论;本体论化倾向,受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企图建立一种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绝对体系。参见张远新《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动态》2000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50年的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2]何萍:《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江淮论坛》2000年第1期。
[3]汪信砚:《回顾?反思?前瞻: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动态》1999年第10期。
[4]黄楠森:《谈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与前景》,《哲学动态》2000年第2期。
[5]方军:《迈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
[6]沈丽波等:《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变革与展望》,《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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