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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尔.马克思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968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思路:马克思倚重科学理性和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诉诸宗教并对马克思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深刻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遵循科学理性发展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解放对立起来,历史证明他的思想是有合理性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工作的继续。历史也并没有完全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马克思的思想以出乎他自己预料的方式得到证明。二人的思想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科学理性 东正教 人的自由解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一个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备受批判的反动作家,另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这样的两个人是否可以比较,如果在20年前,问题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但在今天,在21世纪,由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可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高度审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作为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虽然的确在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但也有不少共同之处,一百多年来两个人的思想一直在对话;他们不仅是可以比较的,而且这种比较可以使我们获得众多的启示,深化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先看他们的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死于1881年,1846年发表《穷人》,一夜成名。1849年他本人因参加社会主义小组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先判死刑,后改为苦役与流放,10年后回到首都。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60年代到8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正是俄罗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沙皇专制制度仍然强大,广大农奴尚未真正解放;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初步发展,工人以及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生死线上挣扎;道德败坏,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当时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热烈争论俄罗斯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彼此意见尖锐对立,但关注的问题是共同的,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封建沙皇制度,怎样改变“穷人”的悲惨处境,使他们过上人的生活,化解社会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思想家出场时面临的正是这些问题。
马克思(1818-1883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作为德国人,他在德国同样目睹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及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苦难与社会不公。先后来到法国、英国之后,马克思近距离地观察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的非人生活,对他们的状况有了深切的了解。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的苦难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人道主义的灾难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运动。寻找人的解放之路,改变这种状况,使穷人过上人的生活,是青年马克思为自己确立的毕生使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尽管一个生活在落后的俄国,一个由落后的德国到了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但是如何改变社会不公,改变劳动人民、社会底层的非人处境,包括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对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面对的共同问题。
其次,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基督教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第一个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个性的绝对自我完善这一基督教理想,将把人引向神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每个人爱上帝胜过爱自己,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人有如爱自己”,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将在这里消失。[1]问题在马克思身上。人们都知道,马克思不仅是无神论者,而且是宗教的激烈批判者,他身上有基督教的影响吗?其实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而且对马克思极为重要。
在中学时马克思曾经说:
在考察基督同信徒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和实质及其作用之前,我们应当弄清,这种结合是否必要,它是否由人的本性所决定,人是否不能依靠自己来达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么就会看到,在历史上用铁笔镌刻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无论关于自己,还是关于神,它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正的概念;就连伦理道德在它那里也永远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追求,还不如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望和勇敢的行为。
……
各民族的历史就这样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
即使当我们考察各个人的历史,考察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常常看到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但是欲望的火焰却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的火花;罪恶的诱惑声在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一旦生活使我们感到它的全部威力,这种崇尚德行的热情就受到嘲弄。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可见,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2]
这段话高度肯定了基督教在道德生活以及人的完善中不可取代的决定作用。不但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致,而且语言表述都很相似。当然,这不是成熟马克思的观点,但是对此后马克思关于基督教的论述略加考察我们会发现,后来马克思之所以批判基督教,不是因为否定它的价值追求,而是因为他认识到基督教未能找到实现其价值理想的现实道路,提供的只是虚构的花朵,不可能使人真正获得解放。他说: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带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侯,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案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穿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
这些常常被作为马克思成熟宗教思想引用的论述,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是在致力于寻找实现基督教理想的现实道路。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人必须在道德上得到升华,从物质欲望和富贵功名的支配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理论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得自基督教的思想。
第三,他们追求的目标有类似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是哲学家,都从哲学的高度思考自己面临的社会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中都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大量批判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述,然而他批判的主要不是这些理论的社会主义,而是它们的世俗基础。他认为只有保留在俄罗斯村社农民中的东正教信仰,才能使人与人以对上帝的爱以及相互之爱实现团结友爱,结为社会,从而解决现实生活的苦难。具体说,才能改变物质欲望对人的支配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人的争夺与道德沦丧。这是一种“东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早期曾经自称“社会主义的人”,共产主义只是通过消灭私有财产使人的社会性本质回归人自身的手段。[4]后来马克思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但他理解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实质是人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而丧失的社会性本质回归人自身,仍然是一种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他们都把自由视为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人的自由的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正教社会主义追求人基于对上帝之爱摆脱了恶之后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是人到达物质生产的“彼岸”之后从物对人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如前所述,他理解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有深刻的基督教情结,面对类似的问题,提出了类似的都把人的自由摆在第一位的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显然是有共同之处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的思想又有着原则的不同。
首先是他们对摆脱现实苦难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理解不同,这是二者最基本、最重要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以“科学社会主义”著称,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自由取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而改造的关键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私有制的消灭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这一发展决定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5]这条道路实际上建立在两个基点之上。其一是科学理性,即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因素;其二是认为趋利避害,认为“恶”,也即“贪欲和权力欲”,是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正是这种“恶”使得物质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成为决定性的因素。[6]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完全相反、针锋相对。他坚决反对科学技术以及基于科学技术的物质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否认一切社会革命,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和人类生活中现实苦难的消除不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改变,只能靠基督教,具体而言,只能靠东正教。只有保留在东正教中的自由人之间的友爱,才能消除现实生活的苦难,给人以自由。
马克思的观点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简单介绍。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64年出版的《地下室手记》开始,对“东正教社会主义”以外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做了深刻的、持续的、不遗余力的批判。他讥讽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者:
你们会说,……现在的人虽然有时学会了看得比野蛮时代清楚些,但还远远没有学会像理智和科学所指示的那样去行动。可是你们毕竟完全相信,当某些旧的、丑恶的习惯全部消逝,而且健全的思维和科学完全改造并正常地调整好人类的本性时,他就必然会学会。……不仅如此,你们还会说,那时候科学本身将告诉人(我认为这简直已经是奢侈了),无论意志或者任性,实际上在他身上都不存在了,而且是从来不曾有过,他自己不过是类似钢琴的琴键或风琴上的销钉罢了;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自然规律;所以一切他所做的,完全不是按照他的意愿,而是自然而然地按照自然规律完成的。因此,人只要发现这些自然规律就无须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也将非常轻松地生活。人的一切行为到那时不消说将按照这些规律计算出来,按照数学方式,像对数表那样,直到108000,并载入到历书里去;要是更好些的话,那将出现某些像现在的大百科词典那样用意良好的出版物,将会把一切都如此准确地计算和标示出来,于是世界上便不会有失误和意外事故了。
到那时候——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新的经济关系、一种已经完全现成的、也是以数学的精确性计算出来的经济关系便将来临,以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在刹那间消失,这是因为它们都可以从中获得应有尽有的答案。那时候水晶宫[7]便将建立起来了。那时候……唔,总而言之,那时候卡刚鸟[8]便会飞来了。[9]
以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科学理性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批判,在其最后一部重要文学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描述了一些人设想的建立在科学理性、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指责这样的制度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扼杀了人的自由。至于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著作,例如《群魔》中,也有激烈的批判。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只能靠宗教。这是因为: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的苦难与人和人的关系有关,而人和人的关系又与人的道德状况相关,道德提升的唯一可能途径是宗教;在一切宗教中,只有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村社农民中的东正教,既肯定每个人的自由,又以爱的纽带把大家连接为一个整体,能够解决现实生活的苦难。试图依靠科学理性发展生产和阶级斗争来消除人的现实苦难,无异于饮鸩止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不在共产主义中,不在各种机械僵化的形式中,他们相信,最终而言,只有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全世界的团结统一才能使自己得到拯救。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主义。”[10]
其次是对人的理解不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尖锐对立的深层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都把自由视为人的本质,但是马克思主要把自由理解为劳动实践这一人的类本质所培育、蕴含的自由,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人的自由得自于神,与人的欲望、意志、个性密切相关,主要涉及个人的善恶选择等道德问题。由于这种不同,马克思认为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而物质生产劳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社会关系决定了人们事实上,而不是理论上,如何按照一定的社会分工从事劳动,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每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在现实的劳动活动中实际享有的自由。在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例如在私有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不自由的。资本家一切为了享乐、利润,工人一切为了生存、工资。二者都受到物的支配,都处于异化状态。马克思把这种情况概括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
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的实现,人的解放,关键在与改造社会关系。例如他说: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人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12]
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关系的改造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且要借助物质的力量才能实现,由此决定了马克思必然强调科学理性与阶级斗争在人类走向自由王国道路上的重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自由得自于神,是人最重要的精神价值,但是人的内心无一例外地存在善恶两个方面,自由可以使人行善,也可以使人作恶。人性之恶是社会苦难的根源,而抑恶扬善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在宗教生活中才能完成。因此现实生活苦难的消除,要靠宗教的教化和每个个人的道德提升。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人性中的恶的表现,至于科学理性,它是对人的自由的扼杀,也是对人的生命的扼杀,因为自由与情感、意志、欲望一道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在人性中,理性充其量只占“二十分之一”。他说:面对自然规律——
有人对你们嚷道,“反对是不可能的:那是二二得四呀!大自然并不要求你们的允许;大自然根本不管你们的愿望如何,也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它的规律。你们必须照样接受它,因此也得接受它的一切结论。墙就是墙……如此等等。”我的老天爷,当我由于某种原因对于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并不喜欢的时候,自然规律和算术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了,假如我真的没有力气用脑袋撞开这堵墙,我就不去撞它,可是我也不会跟它妥协,那仅仅是因为我面前有一堵石墙,而我的力气还不够碰它罢了。[13]
他的结论是: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它已经是死亡的开始!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规律、秩序,实际上所建设的不是人的社会,是蚂蚁穴。那里秩序井然,但就是没有人。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洛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否认关于公正社会组织的某种理想是必要的,而且他无疑也在寻找这样的理想。他是在社会主义中寻找,但不是在革命的、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中,而是在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中寻找。他像民粹派一样,希望完善的制度是从农村村社发展而来的。”[14]
在消除社会苦难的方案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甚至对立?主要原因不在他们本人,而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俄国,没有经历过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西方式的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尚在起步阶段,全国绝大多数人口是村社农民,他们没有阶级划分,在村社内部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依靠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生产力,但是造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严重的阶级对立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使得不少俄罗斯人发自内心地拒斥西方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和法国,这是两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文艺复兴使人道主义(把人作为自然的物质的存在,高度肯定人对现世幸福即物质欲望满足的追求)在这里深入人心,17世纪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以及启蒙运动的洗礼,让科学理性迅速渗透到生活的一切领域。斯特龙伯格指出,在当时一切研究领域都科学化了:“经济学致力于寻求与牛顿定律一样的普遍法则;它试图把社会有机体说成是一部机器,……社会将像大自然一样显示出自然秩序。社会不应该是单纯由意志驱动的,而应该是一个有序的体系。发现了这把钥匙,这部机器就会上紧发条,从此遵循着永远不变的经济行为法则自动运转起来。”[15]他还说:“18世纪哲学家基本上持极端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态度。他们相信有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理性可以发现它,政治工程师可以实现它。”[16]许多人想要充当这样的工程师,马克思只是其中的一个。还要看到,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创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对立。早期资本主义工人群众的苦难生活令人触目惊心,1848年革命又以血淋淋的事实让人感到震撼。马克思在设计自己的社会改造方案时,努力要把阶级斗争和科学理性结合起来,是很自然的。
概括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的区别,是俄罗斯与英国、法国社会状况差别的反映。它的表现有很多方面,要而言之就是:前者认为社会苦难的解决要靠道德提升,途径是信仰东正教;后者则认为要靠理性,途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决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分别代表了前现代社会和正在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人类能够想到的两条不同的通往自由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将近130年了,这一个多世纪的人类历史,不论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始终贯穿着他们所代表的两条道路的冲突。他们一直在对话。
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具体表现。19世纪末,一些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俄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别而嘉耶夫、弗兰克等,意识到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一个矛盾,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一定促进人的解放,原因是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导致人的道德提升,而且可能恰恰相反。布尔加科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称作“科学神正论的非常典型和最明显的例子。”他说,马克思恩格斯信仰社会进步,在他们的理论中“实证科学想要把宗教信仰和形而上学都包含在自己之内,更确切地说,它想要成为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学说的三位一体。”[17]布尔加科夫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指出:拒斥唯心主义会使人一味追求利益并迷信科学,“有把工人运动在精神上完全降低到资产阶级水平的危险,……应该建立新的信仰,找到新的道德激情的来源。这一来源应当是使工人变得高尚的唯心主义哲学,上帝的永恒光芒,通过宗教对上帝的吩咐的感受。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把被人类丧失了的活的上帝还给他,也只有这样的哲学能够帮助人类从实际上不信神、服务于肉体而不是服务于神的真理的状态中解脱出来”。[18]哲学家诺夫哥罗德采夫这样表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上述矛盾: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分析揭示出一个基本矛盾,即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实践指向的绝对主义与它本身的理论以及它所标榜的科学认识原则必然要求的相对性之间的矛盾。人间天堂的乌托邦有自己的关于人在未来自由王国中的重要价值与胜利的教条,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与科学进化论理论相容,它也完全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相容。马克思的学说特有的宿命论与实用主义的结合很难坚持到底。[19]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因为坚信科学理性无助于人在灵魂深处抑恶扬善,相反使人沦为物质欲望的奴隶丧失自由道德沦丧,才批判马克思等人的社会主义的。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在20世纪,与马克思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等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哲学家所说,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没有自然而然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促进人的自由解放,相反使人的生活全面地受到科学理性的支配,日常生活领域也沦为原本主宰生产领域的科学理性的“殖民地”,人变得更不自由了。整个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题就是对支配奴役人的科学理性加以批判。哈贝马斯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告别了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历史客观规律,提出商谈伦理,把合乎人性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诉诸人们的共识,这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从马克思回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句“二二得四就是死亡的开始”包含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萌芽。
的确,马克思认为基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又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物质生产的彼岸”,这两个思想之间存在一条鸿沟:人服从物质生产力对自己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决定作用是因为他追求物质利益,共产主义则是放弃这种追求之后进入的不再受物质利益左右的自由王国。由“此岸”到“彼岸”的道路何在?这里有逻辑通道吗?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问题依然存在:生活在资本主义环境之中追求生产力发展和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无产阶级,何以能够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一跃而进入不受物质生产支配的“彼岸世界”?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吗?如果是,这不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观念、教育决定论吗?不是与科学理性相矛盾吗?实际上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本身在今天是不是仍然存在都成为问题。上述情况使得马克思的设想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同时我们看到,历史也并没有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真理性。马克思早在中学时期就指出,宗教只能为人提供“虚幻的花朵”。一百多年来改变人类社会的是科学技术进步,是物质生产力发展,而不是宗教。最能说明宗教的局限性的是俄罗斯的历史。社会主义苏联是以科学理性手段使人类进入“彼岸”自由王国的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实验,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实业界、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接受的是“没有良心的”实用主义,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今天的俄罗斯,宗教影响在扩大,不过远远不是社会思想的主流。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之间的对话、“对立”、“战争”仍在继续。
今天,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由于科学技术、物质生产力和整个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急剧膨胀,环境、资源、生态等等危机的出现使人类的生存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危机。不仅资本主义制度,整个工业文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要么全人类灭亡,要么放弃自有人类以来一直主导人类历史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进入“物质生产的彼岸”在今天成为绝对命令。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思想得到了最终的证明。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将使人类“不得不”到“物质生产的彼岸”去。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在处于“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王国,由于彻底摆脱了物质利益对人的支配,生活中人类所遵循的只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则——自由和人类之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尖锐地提出“自由还是面包?”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主义者要面包,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张通过满足人对面包的需要获得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的思想不是截然对立的,也不可能对它们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评价和选择,这两种思想的关系需要认真研究,本文只是初步尝试。
参考文献:

[1]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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