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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红:论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263 次 我要收藏

在当代西方的社会学家中,安东尼.吉登斯是一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系统研究的人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吉登斯正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来阐发其社会历史观的。在本文看来,对吉登斯的“批判”也需要进行再批判,这项工作对于今天进一步推进唯物史观的当代研究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

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19世纪的社会历史观,虽然也属于现代性的理论范畴,但代表的却是“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存在着“化约论”、“进化论”和“功能论”三个方面的错误,已不能对现时代的社会状况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因此,必须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并“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替代范式的一些因素”。[1]
首先是对所谓“化约论”的批判。“化约论”的英文是“reducationism”,也可译为“缩减论”、“减约论”等,在吉登斯的语境中,意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建构中对社会历史素材的处理具有单一化、简约化的倾向,而且他认为这一倾向是经典社会理论家的共同缺点。“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哪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2]
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论前提进行了化约论处理。唯物史观的阐发,是建立在马克思对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即“市民社会”进行哲学—政治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解剖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却并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3],只是多元化的人类社会制度中的一个维度。因此,以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单一社会形态的陈旧片段作为立脚点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一种化约论,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理论不仅不能够解释今天多元化的社会形态,而且也“不能揭示出现代社会同各式各样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4],因此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为此,吉登斯的观点很明确:“今日的批判理论,应该实质性地描述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全球影响,而不是把一切东西都一劳永逸地塞进‘资本主义’这个八宝箱中。”[5]
进一步地,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基本观点上存在着“经济化约论”和“阶级化约论”的错误。经济化约论可从根本上归结为生产力化约论。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在吉登斯看来,这就是生产力化约论的集中体现。此外,经济化约论还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中。吉登斯认为,生产力化约论乃至于整个经济化约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都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即“把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诞生都与物质生产……的发展联系起来”[6],并且还犯了把“前提”与“本身”相混用的错误:生产力即便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也不能就此推断出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本身”。关于阶级化约论,吉登斯指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视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乃是在经济化约论基础上对唯物史观化约论色彩的进一步强化,其具体表现就是:以阶级斗争化约了社会斗争的诸形态;以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化约了社会剥削的诸形态,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单一化理解,而真实的情况是,“被马克思形容成资本主义支点的阶级关系事实上只是更为普遍化的一个因素而已”[7],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形塑阶级社会的发展轨迹。
为了修正这种所谓化约论的错误,吉登斯试图以“时空延伸水平”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存在所谓的原动力,只有以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不同构成方式来区分的不同社会类型。所谓“时空延伸水平”,即由权威性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资源)和配置性资源(物质性资源)的组合关系以及社会对这两种资源的储存能力决定的,是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程度。时空延伸水平内部复杂的组合方式以及储存方式的变化,决定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从而使得迄今为止出现过的人类社会形态可以被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三种类型。[8]
对“进化论”的批判也是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吉登斯认为,虽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历史的发展存在着断裂,但唯物史观仍然具有较为浓厚的进化论色彩,它按照一条“故事主线”描述了一个“世界成长的故事”,具体表现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在内生性矛盾的推动下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但在吉登斯看来,把社会视为生物意义上的有机体是错误的,因为生物有机体身上存在着适应外部环境的“调适”过程,而社会系统并不存在这一过程。再则,导致人类社会形态更迭的既有内生性因素,也具有外部性因素,社会变迁是在多方面因素的复合作用下发生的。最后,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并不存在着线型的“进化”关系而只具有交互的“转化”关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以生产力划分的高低之别,共产主义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
在上述批判的基础上,吉登斯试图用“片断”和“时空边缘”来解释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他认为,社会片段是社会体系的构成单位,用以区分不同的社会体系,社会片断之间并不存在着进化关系,更不存在普遍性的进化路径。不同社会片断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依存,构成了所谓“时空边缘”。在片段与时空边缘的交互作用下,人类历史的总体轮廓可以划分为四种世界体系:“前历史”体系、帝国世界体系、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及民族国家体系。其中,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内部都并存着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但只有后者才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性世界体系。
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的批判进一步深化为对其“功能论”的批判。吉登斯认为,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功能论”色彩:它从根本上把生产力视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又把生产关系理解为适应生产力需要的功能,再把上层建筑理解为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功能,这样,社会体系就被唯物史观简化为了“需要”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吉登斯看来,这种理解取消了能动与受动的辩证统一,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体系中不同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其结果只能是割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逻辑的时空变迁代替人类历史的实际变迁过程。此外,历史唯物主义对意识形态作用的理解也受到了功能论的制约,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作为满足经济需要的功能发挥作用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把人变成了社会系统之中的“文化呆子”。
为了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功能论”的缺陷,吉登斯提出了“随机性社会变迁”模式。他认为,社会变迁以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为基础,进一步又归结为以行动者的行动为基础,社会结构对于生活于其中的行动者而言,既有使动性,又有制约性。行动者的行动在意识的指导下是随机性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不过是行动者行动的“意外性后果”,因此,蕴含在社会结构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变迁也必然表现出随机性的特征。 

二  

吉登斯对唯物史观的“批判”无疑是尖锐的,并且这一批判所产生的学术反响也是巨大的,可以视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之后,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对唯物史观所作出的又一次“重量级的批判”,值得重视。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一批判呢?
吉登斯把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称为“当代批判”(contemporary critique)。实际上,他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的基础,正是其独树一帜的现代性理论。这一理论特别强调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基于这一断裂,吉登斯认为应当通过怀疑和反思建立起所谓“后传统的秩序”,以确立一个包涵经济结构、政治参与和自我认同为一体的现代性社会结构。[9]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达到了对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认识水准,但是,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要素、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也出现了复杂的形态分化,并且,在晚近现代性的背景下已不只存在着资本主义一个维度,而是拓展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四个维度。[10]因此,基于现代性的新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当代批判,就必须重构社会结构理论。
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开启了唯物史观的当代视域,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结构及其系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后现代性的主题化及其对现代性的挑战、全球化及其时空秩序变化对社会结构及其整合方式的深层改变、民族国家功能的进一步强化等的论述中。应当承认,晚近现代性社会的上述新状况,的确是构建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理论形态时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马克思当年在开创其历史科学时,就曾强调不能把英法的状况照搬到德国,那么同样地,也不能把19世纪资本主义的状况完全照搬到21世纪的今天。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必然存在着“与时俱进”的要求,需要我们深入到吉登斯开启的视域中对其观点进行有益的借鉴。
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至少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着严重误解。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化约论、进化论以及功能论的批判,其实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思想。吉登斯所谓的“功能论”错误,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误读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就其理论旨趣而言,恰恰是反对社会进化论的线性历史观,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多样性的统一。因为,针对把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历史发展的丰富思想简化为一般历史发展理论、把仅仅在西欧社会展开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看成是所有民族、国家均会重复的线性式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可见,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化约论、进化论与功能论,从根本上是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误读。由是观之,吉登斯虽然十分重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但并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丰富内容。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一套社会结构理论,是由政治经济学所提出并展开的理论体系,国民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了这套体系。在社会结构诸要素之中,马克思的确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并视之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第一原理,但是必须看到,虽然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都重视生产力,但其理论旨向却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旨在把人的活动还原为一般动物性的活动,而马克思之强调生产力,则是为了更为实质地揭示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存在、人的发展、社会形态、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理论都是十分重要且基本的,其合理性并非只能由生产力理论来加以说明。事实上,吉登斯试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要素,诸如资本主义制度、工业、监督和军事力量,都已经内生性地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构,并且都是为马克思所深刻阐述过的。因此,吉登斯抛弃既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结构来讨论这些因素,其实是很不明智的,何况,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更多要素(如文化),并没有为吉登斯所涉及。
其次,吉登斯有意地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误解并非原创,而是渊源于第二国际及社会民主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谓“经济决定论”的误解。众所周知,恩格斯晚年特别批判了这种误解,明确反对将经济因素看成是历史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12]但是,第二国际把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化的倾向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不断强化,也正是这样一种误解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自由主义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因此,吉登斯针对的其实只是受到严重误解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并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貌,在这样的意义上,吉登斯的误批倒是再一次提醒了人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研究中,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吉登斯断定资本主义只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维度从而要求约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恰恰表明吉登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尚缺乏更为深入的判断。
吉登斯确定了当代社会的四个控制性维度,即资本主义、工业、监督和军事力量;其中,后三个维度他特别加以强调,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批判所不能把握、因而也是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要着重加以肯定的维度。在一定意义上,吉登斯看到了在当代社会中工业化、技术化和物化力量对人的控制已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吉登斯同时也看到了伴随着现代性的推进,军事力量对社会结构的控制与日俱增;工业、监督以及军事力量都不只存在于经济活动领域,而是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的合力,从而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控制。
如果只局限于经济过程并由此界定资本主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讲,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并不只是这样一个狭隘的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是马克思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方法,但这一方法的适用范围却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层面,并且也不只包括与经济相关联的政治层面,而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异化状况的全面揭示,这种异化状况的实质,即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3]不难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只是经济与政治的批判,而是基于其哲学原则的批判,即资本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是资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则是资本批判的具体展开。吉登斯所言的工业、监督以及军事力量,完全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在现代性时代的进一步强化。
资本批判必须落实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这样才能够使对物的批判合理性地转换为对主体的批判,即找到制度恶化的责任者,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决定着对工业、监督及军事力量的批判。吉登斯将工业、监督和军事力量从资本主义批判中剥离出来,实际上也就抽掉了对这些物化力量进行批判的政治实践基础。然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妥协,究竟在多大意义上有益于历史唯物主义,是令人质疑的。

三  

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同其有关市民社会的新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不妨就吉登斯有关市民社会的思想及其局限性作一点讨论。吉登斯把市民社会与市场社会区分开,同时又把市民社会直接看成是民族国家。吉登斯既强调具有军事性的民族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具有多样性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性中的自主性,由此批判马克思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论。不过,在这一问题上,吉登斯却是自相矛盾的,他并没有真正把握到在他所谓民族国家之外的非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结构。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问题渊源于黑格尔。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同时又被赋予了经济学内涵。黑格尔把国家当作伦理演进的最高阶段,而市民社会只是伦理精神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抽象和片面的环节,从中得出了“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结论,由此也开创了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分的研究方法。[14]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以利益诉求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组织,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舞台,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只有通过国家的统摄力量才能赋予其普遍性。因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不仅确证了市民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而且也确证了政治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从中可见,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与财产权直接同一并显示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概念。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构成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自我理解的核心,而实质上,能否形成市民社会也构成了黑格尔之后的西方近现代主流思想判定一个社会是否能够成为现代性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蕴含了对近代西方狭隘民族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本身一定是要被扬弃在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的自身建构之中的,正如资本主义一定要被社会主义所扬弃,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把广义的市民社会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因此已经在实质上扬弃了黑格尔狭隘的市民社会概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一转换,社会建设成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就马克思哲学突破西方区域中心论而向世界历史开放的研究范式而言,马克思显然不是西方中心论者。基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明确论及非西方民族的市民社会问题,但至少是足够地开放了这一问题域。 
吉登斯在民族国家理论中融入了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这一理解被他本人认为是建立在对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继承基础之上的。在吉登斯看来,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能够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领域,而是被置于国家的统摄之下,市民社会的权力和特权“不应被看作是在国家领域‘之外’创造的,而应当成是‘公共领域’从‘私人地’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中凸显出来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吉登斯把市民社会概念还原为了民族国家概念,认为“‘民族国家’等同于‘社会’”,即市民社会就是民族国家。[15]
吉登斯十分强调其民族国家理论的“多元化”与“全球性”,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唯一的政治体制,操控着20世纪全球政体的演变。“民族国家与多元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生关系”[16],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多元政治”[17],公民权利取代了狭隘的“资产阶级权利”而得到较为充分的发育,阶级冲突复杂化和隐蔽化,民主成为现实,公民权利与主权、民族主义之间构成了合法化的张力,引导民族国家的发展。[18]由是观之,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似乎应当具有充分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特质,但事实上却并非这样,因为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一开始就旨在解释民族国家在其发源地亦即“欧洲”的发展,他多次强调,在其论著的大部分内容中,“每当我言及‘民族国家’,读者应明白是指西式的‘民族国家’,并且是欧式的‘民族国家’”。他还进一步申明:“我虽试图追溯这种政治形态如何且处于何种原因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但我无意对当今世界之国家间的变异作出穷尽性的解释。”[19]这就清楚地显示出:吉登斯虽然认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是人类内在的文化多样性之奇葩”[20],但实质上却更加倾向于赞同“一个民族国家就是一个‘观念共同体’,而传统国家并非如此”[21],其理论中存在着显性的多元化立场与隐性的欧洲(西方)中心论立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而后者事实上占据着上风,所以在吉登斯的思想中其实已经暗含了一个论断:多民族国家不具有建设市民社会的必要条件。显然,这样的民族国家理论无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公民社会建设问题给予有说服力的解答,对于当今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借鉴意义也是十分有限的。相较而言,吉登斯把市民社会还原为欧式民族国家的做法,倒真的更像是他所自己批判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粗鄙的“化约论”与“进化论”了。

注释:
[1] 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Macmillan Press,1981,p.3.
[2]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3]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
[4] 同上书,第2页。
[5] 同上书,第386页。
[6] 同上书,第2页。
[7] [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8] 参看郭忠华:《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重建”》,载《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
[9]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0页,。
[10] [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5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9页。
[14] 蒋红:《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4—65页。
[15]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16页。
[16] 同上书,第5页。
[17] 同上书,第244页。
[18] 同上书,第242—261页。
[19] 同上书,第6页。
[20] 同上书,第262页。
[21] 同上书,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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