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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晓会:苏联哲学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977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近代中国接受的是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哲学。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哲学经毛泽东等人的阐释逐渐“中国化”并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它是一种实践性与通俗化更为显明,既有教条与政治化倾向,也有实事求是之精神,并注入了民粹主义(或民本主义)、儒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带有苏式与中式双重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哲学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它有个所谓中国化的问题,但其本源及其演化的历史轨迹迄今仍是相当清晰的。换句话说,由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从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他们创立的是具有中苏双重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苏联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是以苏联作为媒介开始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对此作了生动概括。就哲学来说,当时苏联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行作法就是将其加工成简单的“原理”形式。“而当文化上更为落后的中国‘学生’以俄为师的时候,鉴于俄国人这种‘原理’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易学易懂,便将之全盘继承过来。”“这种俄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影响了第一代中国革命者,也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 [1]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早阐释者是普列汉诺夫,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和《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897年),最早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并对其“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2]此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列宁对这个体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完善,并将其内容规整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三个部分;而到斯大林时期则将这个体系进一步“俄国化”:首先是30年代初米丁等人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个体系教科书化,而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标志这个体系定格成形。这个苏联独创的马列主义哲学体系为适应当时俄罗斯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并为普及或传播方便的考虑,往往简单和粗俗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浓缩成言简意赅的“原理”形式。近年我国哲学界也在批评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哲学,“并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因为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公开出版并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主要是恩格斯晚年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马克思本人极具个性与特色的哲学思想却集中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而这些著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在很长时期也没引起苏联哲学界应有的注意;[3]加上列宁之后偏重于实践和社会活动的国际共运领袖(指各国党的最高领导人)常被捧成“理论权威”的怪现象,他们的言论遂被当作丝毫不可违背或变更的经典和教条,甚至被写进党的决议,成为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或“试金石”。
十月革命后到20年代中期,已有大量马列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其中马恩的《资本论》、《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哲学著作已被译成中文。[4]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因为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首先看到的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因此,这不仅导致他们从众多的西方哲学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最初使他们更多的是从《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解读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哲学”,然后延伸到苏联哲学教科书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李达、瞿秋白、郭沫若,尤其是艾思奇等人的推动下,20—30年代中国很快兴起了一个大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辩证唯物论的运动。特别是1932年后,大量苏联哲学教科书被译成中文,其中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等人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的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沈志远翻译的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这三本书,对中国哲学界影响最大、最深远。不少大学开设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课程,如李达在20年代前期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时就讲授过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他的《现代社会学》和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是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李达后来正式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一书(1937年在上海出版),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还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编写的《大众哲学》,从1936年到1948年共出32版,在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
毛泽东在系统阅读了西洛科夫等人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教科书后,于1937年7—8月为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准备,撰写了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更是对以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现在这个提纲及毛泽东读书笔记(多为原书页中的批注)的出版和面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与苏联教科书的亲缘关系已非常清晰。即二者无论是在观点、内容,还是篇章结构、章节名称上都大体相同或相似,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从考据学的角度作了详细说明,如发现毛泽东的讲授提纲第一章第一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与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二章第一节的“哲学中的两条路线”大体一致;毛泽东的讲授提纲第二章第九、十、十一节的“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与米丁上述著作的第三章的第三、四、五节的“物质和意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真理”、“社会的实践为认识的标度”等亦有共同之处。[5]不同的只是,毛泽东在阐释苏联哲学时更为简明、更为通俗,并注入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这一点下文将具体论证)。
另30年代在与哲学相关的逻辑学领域中,曾开展了一场以张东荪和叶青为代表的有关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问题的讨论。由于潘梓年、艾思奇、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他们探索了辩证逻辑的许多理论问题,捍卫了辩证逻辑这门学科的生存权利。尽管他们当时尚未将辩证逻辑与辩证法区别开来,但他们探索的成果为辩证逻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6]
正如艾思奇所说:“一九二七年以后是没落阶级的丑态已经暴露无遗,前进阶层的哲学才达到支配力的顶点的时代。于是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7]此后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主流哲学,新中国成立后则成为官方哲学,在哲学界居统治地位。

二 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中国人是通过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这种“俄国色彩”可以用“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政治化”这12个字概括;除此,当然不免还会打上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的烙印而具有双重特色。这种双重特征我们可以具体阐述如下:
1、实践性与通俗化更为显明
前面已经述及当时苏联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行作法就是将其加工成简单的“原理”形式,这明显与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本来的风格不相同。形成这种差异主要与二者的社会职业角色不同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职业定位主要是从事理论或学术研究的学者(当然可在前面加“革命”之定语),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解读人”的职业身份不是学者,而是社会活动家或革命领袖。所以后者对待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理论和学术的基本态度是要把它们运用于实践,帮助解决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用它们去“武装”或发动群众,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因武装、发动的对象在俄国主要是工人阶级,加上社会和文化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原产地,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就成为最佳最现实的选择。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一开始就是农民,加上中国社会和文化当时比俄国更落后,所以有将苏联哲学进一步简单化和“通俗化”的必要。像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要搞实际哲学、群众哲学,不要搞书本哲学、抽象哲学,曾多次号召哲学要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把它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他自己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也尽力用浅易的语言去俗化苏联阐释的哲学原理。如用亲口吃梨而知梨滋味的呆道理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中国俗话,来说明认识论的“真谛”或实践的重要性,就是毛泽东通俗化苏联哲学的范例。艾思奇则明确提出“哲学大众化”的口号,掀起了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并带头用通俗的语言和浅近的事例解读苏联哲学。
2、既有教条与政治化倾向,也有实事求是之精神
苏联哲学的教条化倾向是人所共知的,其体系被称为“教科书体系”本身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但之所以产生这种倾向却往往被人忽视,其原因主要是苏联哲学乃至整个学术的政治化所造成的影响。而苏联哲学的政治化则与革命前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和革命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这种背景导致个人崇拜,将领袖神化,将其看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从而革命领袖成为“理论权威”、“学术裁判”也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苏联哲学政治化和教条化的形成是有明显标志的,这个标志就是著名的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就有关哲学问题的“谈话”,它开了最高领导人直接干预理论争论之先例。在这个“谈话”中,斯大林把德波林学派定性为“走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认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8]在20年代苏联学术界及党内,对学术问题乃至许多政治问题还可以自由讨论;但从此开始,已无真正的自由讨论可言。这种恶疾以后蔓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区和忌讳弥漫在各学术领域中,除最高领袖外,任何人也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有可能被上纲上线为唯心唯物的路线问题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革命的政治问题,轻则被批挨斗和撤职,重则遭清洗和坐牢乃至从肉体上消灭。这种趋势之因,自然就结出了万马齐喑和马克思主义被奉为教条和圣经之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发展史上,则连苏联经验和经历也曾被当作神圣的教条而照搬。如苏联反对托洛茨基,中共党内也大抓“托派”;苏联集体化运动中消灭“富农”,中国苏区也将富农“扫地出门”。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教化与强制软硬兼施的20世纪中国思想改造运动之先河,极大地扭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品格。虽然以后毛泽东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但由于有上述趋势,无论毛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口号实际上都成了一种“引蛇出洞”的策略或“阳谋”。阶级斗争的作用被夸大,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斗争哲学”。
理论上是如此,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工作中的哲学指导原则,还是有并且也明确倡导过实事求是精神的。如毛泽东吸取各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包括自己积极参与攻打长沙的失误),而明确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另还专门撰文反对“本本主义”等等,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总的来说只有掌握一定权力者才能行使这种原则,而且,还只有最高领袖才能绝对地或毫无顾忌地行使这个原则,其它人只能有限地和谨慎地维护这个原则。毛泽东针对党内那些赴苏留洋,擅长引经据典的领导人,曾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9]但目的还是要树立自己对马列主义的权威解释,以后毛的思想和话语客观上也确实成了新的教条。
3、阐释苏联哲学时注入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除了上述实事求是的精神本身就是儒家传统思想资源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阐释苏联哲学时注入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是不少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阐释时表现了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虽然正宗的理论上的民粹主义也是俄罗斯思想资源,但并不排除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无类似资源(如民本思想),且至少其本身还是比较讲究回归本土文化传统的。这种色彩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是比较普遍的。如李大钊就曾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呼吁:“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10]“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11]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热情讴歌那些“革命的痞子”,认为“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到延安后,则断言“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2]
其次,毛泽东在讨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时,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儒学的知行观,并以儒家群体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心去阐述这种关系。对此,著名学者金光涛已作了精辟的分析:“表面上看,《实践论》是马克思的著名哲学论断‘重要的不在于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中国版,它以提出改造客观世界时必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而闻名。但正因为它有着群体道德理想的前提,所以它强调的改造主观世界就等同于群体道德修炼。而改造客观世界也是建立一个人人道德高尚的社会。《实践论》在这一点和儒学知行观同构。” [13]以后文化大革命则将这种“群体道德理想主义”发挥到极致,亿万人民在领袖的指引下,积极参加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群众“修身”运动,更是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路同出一辙。毛泽东还利用儒学的知行观来修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抽掉儒学中应有的抑制反知主义的内涵;重直接经验,轻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这样,“从道德活动的角度看,从事革命实践的农民革命家似乎比熟悉马列经典的知识分子更高尚,更能代表马列的精神”,应了中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俗话;并“有助于毛泽东思想——中国式的马列主义取代外来的马列经典,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14]

20世纪80—90年代,苏联哲学终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后原理时代”,[15]也就是掀起了一个研究和讨论“实践唯物主义”的热潮;并且,这种“实践唯物主义逐渐被中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无疑代表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他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一座真正的哲学宝库”;认为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了论证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强调的是世界的客观性和客观世界运动的规律性;而在市场经济下,“最重要的不再是对铁的规律性的追寻,而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与弘扬”。[16] 但遗憾的是,苏联哲学,尤其是带有鲜明的唯意志论色彩的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意识,对中国社会(包括哲学之外的其他学术领域)的影响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和清理,哲学及人文社会工作者还面临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注释:
[1][5][15]胡为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状与前景——对怎样走向“后原理”时代的一种探讨》,《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
[3][16]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规律和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47页。
[6]且大有:《辩证逻辑在中国30年代的发展》,《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7]《艾思奇文集(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8]米丁:《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1930年12月9日)》,《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559页。
[10][11]《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8、625页。
[13][14]金观涛:《<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二十一世纪》(网络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2003年12月号(总第21期)。

作者系湖南工业大学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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