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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桂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探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876 次 我要收藏

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90年历程可以分为首尾相接的仍在进行的四个阶段,其中由于每个阶段实践任务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有所不同。实事求是的成功经验以及“乌托邦”和“实用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分析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扫清障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实事求是 乌托邦倾向 实用主义倾向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0)03-0046-0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不断进行选择、运用和发展创新的过程。迄今为止,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90年历程可以分为首尾相接的仍在进行的四个阶段,而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先进的中国人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作为自己实践的指导思想。只是由于不同时期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面临的实践任务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客观地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同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和理解都有所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梳理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笔者发现: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几乎30年左右就出现一次重大转折,其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功经验以及“乌托邦”和“实用主义”这对矛盾倾向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轨迹,而认真分析这些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扫清前进障碍。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实质上是从中国社会实践需要的角度,历史性地考察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选择与发展。这种“选择论”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相对性,更加突出实践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所以,认识中国社会实践需要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鸦片战争后,为了自强自救,中国人发起洋务运动,尝试维新改良,结果以失败而告终。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此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各种国外新思想纷纷涌入,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巨大冲击。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想要不被列强所亡,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改造,来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选择”,即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与其他思想的反复比较和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直接结果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在思想政治上缺少独立性。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才使党内先进分子明白了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道理,于是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就成为全党共识。加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长期处于守势,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必须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展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后取得全国政权,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建国后的30年,深陷乌托邦社会主义误区
这一阶段可以从斗争和建设两个方面概括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工作,但工作的中心是斗争。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手中政权进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自己心中设想的社会主义蓝图初步变为现实,并为了巩固与深化这一成果掀起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经济建设步履维艰,时起时落,可谓革命压倒建设,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种形态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想要超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价值倾向,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近30年,其深刻教训是陷入实用主义泥潭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教育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全党工作的共识。1978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即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获得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高扬人的主体性。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宝库里选择到以高扬人的主体性为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突出人的主体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理论形态。它的兴起固然引起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迅速转变,极大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使得中国很快融入全球化经济浪潮中,扫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功利主义盛行。如果说在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价值取向被还原为道德的话,那么今天人们又把一切社会关系及其价值取向还原为功利尺度了,深深陷入实用主义泥潭。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四个阶段是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今
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着人与自然的严重失谐以及人与人的严重冲突,这一时代背景迫切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辅之以共建和谐世界。党的十六大把“以人为本”和“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此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成了第四阶段的主要任务。为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选择,创建以凸现“和谐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在内的新理论,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四种理论形态。而此时分析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受挫教训,无论是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扫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道路上的障碍,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此间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受挫的教训供我们分析总结和研究探讨。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误受挫的教训,都不应该加以回避,况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复杂原因,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引以为戒,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大有益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如上所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全部问题的中心、关键和枢纽,是选择的依据,是中国化具体事项是否成功的检验标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践的经验之中。而对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加以哲学概括和理论提升,得到的就是崭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分析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必须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实践需要,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革命领袖个人气质等因素,才能完整准确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般规律。
1.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精神
实事求是,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根本点。1919—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30年间,由于中国国情以及成立新中国的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而此时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使之正是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的运动性和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可知性,其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恰好可以满足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现实需要和思想启蒙,于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中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选择。结果以实事求是为理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使之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所以,实事求是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精髓。
首先,实事求是的“实事”要求我们处理问题时“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1]。这一解释充分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主要就是中国基本国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说过:“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2]毛泽东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看做共产党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其次,实事求是,关键是“求”,即进行思考、探索和研究,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主观能动性原则。这个“求”不是被动地照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从现象到本质、抓住事物内部规律的主观能动认识过程,是一个充满思维创新的过程。
再次,实事求是的“是”,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种理解显然是建立在事物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事物普遍联系势必导致事物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又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因此,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有着与其他事物不同的特点。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一般规律,而是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唯物主义者“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在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3]。总之,实事求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结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作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克敌制胜、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2.中国革命的需要为实事求是提供了实践土壤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迫切的实践需要莫过于寻找一条正确的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使得中国人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很难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很容易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片言只语,把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变为绝对真理因而简单照搬照抄。这就是历史上曾给中国革命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建党后不久便开始了与各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后来在《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表述,并且运用它对各种不同领域问题作了成功分析。加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长期处于守势,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必须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展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但事实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中,既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也有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受挫教训。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教训——“乌托邦”和“实用主义”倾向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复杂原因和曲折历程,决定了其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受挫的教训,其中“乌托邦”和“实用主义”这对矛盾倾向就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历史轨迹。认真分析这些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扫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障碍、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1.1949—1978年的30年,主要陷入乌托邦社会主义误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基本精神,陷入乌托邦社会主义误区,其表现是: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以目标取代过程的理想主义倾向,试图通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来超越历史发展阶段,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种失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持续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才宣告结束。
第一,乌托邦倾向的集中表现。这种乌托邦倾向尤其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把“一穷二白”视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利条件,认为生产力落后是好事,正因为中国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的美好画图、美好文字可以由我们任意去书写和描绘。只要我们去干、去革命,社会主义就可以建成。由于想要超越历史客观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必然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这种乌托邦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人们物质欲望的满足被彻底压抑甚至被剥夺。追求道德的纯化使人们沦为一个个被抽空了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的干瘪的道德符号。那时一切社会关系统统被还原为人的道德关系,最典型的口号大概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等,特别强调人的“思想革命”,甚至把思想道德看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动力。这种物质不够精神凑的“乌托邦”危害使得中国经济处于动荡和停滞时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其实,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以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等客观条件为必要前提。而乌托邦社会主义则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缺乏实践的经验和发展,其主要特点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现实的道德谴责,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道德批判以及宣传教育上,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实现对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水平的依赖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纯属善良美好的愿望、不切实际的空想。革命领袖毛泽东深受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推动他研究、探索并实践社会主义。
第二,毛泽东深受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革命战争上,无暇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所以新中国刚一成立,他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就很快萌生出来,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他在1958年《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讲到中国“一穷二白”面貌时曾这样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把整个中国视为一张可以在上面任意书写绘画的白纸,体现出他的无比乐观与自信。正是在这种乐观、自信心态的驱使下,才有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上的“急性病”,有了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步伐越来越快,不断批评别人是“小脚女人”,甚至想要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其实他这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同样具有空想性质。比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是把工、农、兵、学、商结合在一起,还包括医院、科研机构、公共食堂、俱乐部、治安警察等等,可谓破除私有,规模巨大。与历史上无数空想社会主义并无本质区别,因为他完全不顾物质生产力发展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在刚刚从大跃进所造成的灾害中走出来的中国,不少人连饭都吃不上,发展经济才是当务之急。历史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只能是美好的乌托邦。他晚年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其早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再现,正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所说:“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5]总之,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贯穿毛泽东一生。
2.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2年十六大二十多年间,我们陷入实用主义倾向的泥潭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社会最伟大的实践,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无疑是适应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势必把中国脆弱的社会主义经济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去,从而经受更为复杂的挑战和严峻考验,无疑要冒极大风险,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来接受这种严峻挑战。
第一,改革开放时期实用主义倾向的表现。“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反映了人们对未来存在着极度的不信任和深刻的恐惧,但从具体操作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有效的和经济的,这也正是它被用来作为“乌托邦”替代物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它的合理性是极其有限的。当这种思维方式占有一种支配地位时,它的固有缺陷也就暴露无遗。因为我们拥有13亿人口,它的历史进程是不允许试错的。一旦尝试,就会使人们无法重新回到原有基础从头开始,历史的这种不可逆性,决定了我们无法“摸着石头过河”。至于“猫论”更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与这种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同时存在的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间功利主义盛行。随着金钱尺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日益独断化,精神价值逐步丧失了自己的最后地盘。如果说,在极左时代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价值都被还原为道德的话,那么,在今天人们又把一切社会关系及其价值统统还原为金钱尺度。过去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则是“市场经济一抓就灵”。其实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前进半步。功利主义的后果就是把目的性价值变成工具性价值,甚至使其沦为可以计量、可以交换的有价对象了。
第二,造成实用主义倾向的原因。对“乌托邦”倾向之教训的深刻反思,强化了实用主义倾向的偏执。同时,市场经济的迅速冲击,为实用主义蔓延提供了适宜的现实土壤。经济学里把市场经济当做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这种狭义理解,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的规定。其实,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它还是人的二种生存方式。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只有经历三大形态才能完成自身的辩证运动,即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特征的未来社会。而市场经济则对应于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人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它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偏好,鲜明折射出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整个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全面市场化进程,显然,这一进程为实用主义倾向的蔓延提供了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尽管“乌托邦”和实用主义两者在表面上截然相反,甚至相互否定,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是相互沟通的。“物极必反”、“两极相通”就是这个道理。不难看出,产生这两种倾向的深层原因就是经验论的思维方式,这种崇尚经验的致思取向和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而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和解读。在告别“乌托邦”的同时把理想、浪漫剥离并拯救出来,以便有效预防实用主义的侵扰,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留给我们的困惑和挑战,必须认真反思和总结,也能为新时期创建满足和谐发展这种实践需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扫清障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0.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5]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
于桂芝(1966-),女,黑龙江绥化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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