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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识形态研究中的四个基本问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27 点击: 1287 次 我要收藏

余源培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10年1期第122~127页
【英文标题】Four Basic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Researches
【作者简介】余源培(1938-),男,江苏省泰兴市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需要搞清楚意识形态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防止各种片面性;马克思着重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针对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将其普泛到马克思主义;列宁批判伯恩施坦制造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分界”,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这是一个重要贡献;西方某些学者制造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别有用心的当代神话;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现时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If we 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we should know well some basic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researches. Marx's criticism of ideological "illusion" aims at bourgeois ideology. Lenin's criticism of "boundary between ideology and science" by Eduard Bernstein emphasiz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Marxist ideology. Marxism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have great power at the contemporary age.
【日 期】2009-09-05
【关 键 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终结”ideology/Marxism/ideological criticism/the "end" of ideologyEE45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一、如何把握意识形态的社会定位和功能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建的。其基本前提是正确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其基本主张是从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整体结构出发的。只有这样,才能对意识形态的社会地位和功能进行正确的定位。
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前提,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能动的活动。所谓现实的人,就是在一定物质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这种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追求某种利益,从而成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人类活动的有意识性是历史的重要特点,社会则是这些现实的人彼此发生联系和关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结构是异常复杂的,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彼此联系与互动。“经济的必然性”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内在制约性和决定性,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此作了经典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32—33)社会的这种复杂结构,形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按照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自觉体现。在任何社会中,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主要由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构成。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与政治法律制度,包括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立法和司法等。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政权。观念上层建筑,又称思想上层建筑,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体系。反映并服务于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决定着这个社会观念上层建筑的性质。
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政治上层建筑是在观念上层建筑的指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而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制度一旦形成,又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制约和影响着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作为一个整体,既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又能动地服务于经济基础。这种服务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促进自身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完善;二是同损害自身经济基础的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斗争。一般来说,在历史上,先进的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理论指导、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来维护一定的政治制度与生产关系,促进社会向前发展,而落后的意识形态则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基础的存在、巩固和发展,一方面需要强制性的政治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另一方面需要意识形态来论证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将人们的行为和活动限定在该社会的秩序之内。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性质。无论是政治上层建筑,还是观念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哪个阶级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它就必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意识形态集中反映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与思想。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就是社会上占地位的精神力量。”[2](P98)在国内或国际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下,意识形态领域既是一个阶级或国家团结并维护本阶级和国家利益的观念手段,又是同其他阶级和国家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激烈而复杂的斗争。
在历史上,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其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会存在着多种思想,但必然和必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一元性的指导地位为特定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当代,其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执政者都会努力将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确立为国家意识,凝聚为核心价值观,体现在政治经济制度设计、执政党路线和方针政策制定之中,内化在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之中,起着维系社会存在、整合社会认同、缓和矛盾、实现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作用。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对意识形态定位和功能的科学认识,符合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与规律。
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定位和功能,需要防止两种片面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社会复杂结构单一化,把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夸大为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或淡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作用。我们常常会见到这种情况,强调什么东西重要,就将其归之于生产力,诸如“新闻也是生产力”、“和谐也是生产力”、“政治思想工作也是生产力”、“文化也是生产力”等。这些命题看起来似乎在强调生产力,实际上却遮蔽了这些东西的上层建筑属性,导致了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作用的忽视。对于这种将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的倾向,恩格斯晚年曾经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P460)为了强调生产力而忽视意识形态是不可取的。
第二种观点是将意识形态的定位独立化,视“意识形态批判”为社会的本原,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夸大化。这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佩里?安德森指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主题创新”,就是“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的或政治问题”,“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4](P96、100)。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时,确实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然而,他们的路径却偏离了马克思的大思路。在马克思看来,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都是建立在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但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则不仅仅停留于此,而是要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本身的批判。他指出:“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5](P298)。马克思为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破解社会奥秘的“钥匙”最终要到社会经济运动中才能找到。因此,我们今天在重视意识形态作用的同时,不能盲目跟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走,即不能忽视经济对于社会(包括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作用。总之,应当坚持唯物史观的正确道路。
二、如何认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幻”性的批判
一般认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19世纪初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德斯图?德?特拉西首先在《意识形态概论》中使用的,用以表示对人们的偏见和倾向产生根源之“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发生原则的考察。后来,拿破仑一世在位时,他在贬义上使用该词,把持不同政见的德斯图?德?特拉西称作是“意识形态家”,即“空论家”。“意识形态”由此带上了“虚幻性”的含义。有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根本就是“虚幻”的东西,从来都是颠倒地反映社会现实,因而具有欺骗性。这种看法能否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但他们明确指出,这种现象“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5](P29—30),是基于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对抗性生产关系所导致。在他们的著作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与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相对应的唯物史观的普遍哲学范畴。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世界观时,他们将“虚幻”性特定用于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大体上都是以黑格尔的抽象哲学体系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5](P44)费尔巴哈虽然对黑格尔进行批判,但其完全局限于直观唯物主义的宗教批判,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鉴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进行揭露与批判。
首先,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表现为极力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独立性的外观”,以达到掩蔽其阶级性的目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从来都是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是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斗争的初期,多少还反映“第三等级”等其他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一旦取得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就会致力于把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打扮成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真诚地”赋予阶级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发,这种“普遍意识”就“愈不真实”,“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他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么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5](P33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就是想方设法将这种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种种虚假观念就成了统治阶级从精神上麻痹和控制人们、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手段与工具。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有意识地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并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实质上,“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5](P492)。这种意识形态极力遮蔽其阶级本性,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抽象地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以便让被统治阶级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虚幻性”直接转化为欺骗性。
其次,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表现在虚构其思想观念的非历史性。资产阶级为了使其思想统治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就必须使这种思想观念成为“概念的自我规定”,并将历史视为概念的自我实现。西方纷繁的意识形态学说存在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主张抽象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通常离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与历史发展,抽象地去解释人的本质。他们有的将人性归结为理性,有的归结为自由、博爱或自私等,并且以先验的人性论为基础,建立了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制定了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提出了合理社会的标准。应当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历史上起过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的积极意义,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其就显示出根本的局限性。举例来说,由亚当?斯密奠定基础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其一切原理演绎的出发点就是设定人是“自私”的,并且由此论证私有制的合理性。马克思对这种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指出其实质是“从私有制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所以,当国民经济学家“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5](P266、277)。其实,人的这种“自私”性绝对不是先天的,而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即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指出人性并不是先验和一成不变的,它不构成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相反,社会属性是人性的现实基础与决定性因素,人性具有现实历史性,它取决于社会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而不断改变。
再者,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表现在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些意识形态理论家把“整个历史发展都归结为历史发展进程在‘当代所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头脑’中形成的理论抽象”[5](P631)。他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的作用,却不深入追问意识形态的起源,不进一步探究思想后面的动力是什么。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认为人们的一切行动“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6](P726)。根据唯物史观,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揭示了这些意识形态在历史观根本问题上的错误,即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因而都是对客观世界的颠倒反映,是一种“虚假意识”。例如,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鲍威尔、施蒂纳等主张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认为“批判的批判”是历史的动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形象地描述说,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鲍威尔等人主张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是在“纯粹精神”的领域里兜圈子,建立在“观念统治世界”、“精神决定历史”的基础之上。这种意识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并且要求人们拜倒在这些“虚假的意识”的脚下,甘愿受其统治。这种意识形态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少数杰出人物的意识史,否认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无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其工作之一就是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欺骗性和虚幻性的特质。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澄清了意识形态的前提,划定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为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应当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着力批判的意识形态“虚幻性”的针对性,不能将其泛化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我们在现实的工作中,要切实防止意识形态“虚幻”性现象的产生。
三、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需要澄清一些西方学者所主张的观点,他们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将意识形态完全划归价值领域,并将其与科学和真理相区别。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意识形态,带有阶级偏见,不具有科学性质,并进而提出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成分和空想成分”。在这种主张的影响下,伯恩施坦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中的实在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等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率先制造出所谓“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分界”。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
伯恩施坦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集中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他表示怀疑说:“在社会主义和科学之间有没有内在关系,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以及——我作为社会主义者补充提出这一个问题:究竟是不是必须有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7](P384)他的这种责疑显然是针对恩格斯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由于马克思的贡献,“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且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8](P739)。说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社会主义奠基在这两大发现之上,就是将其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实践说明,一旦离开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就会从科学重新回到空想。
伯恩施坦又进而提出:“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7](P396)。他认为,任何作为“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片面性,都不会成为科学,并由此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相对立。列宁多次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没有私利,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终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列宁还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内在要求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9](P291)。
伯恩施坦又认为,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科学”,就意味着它是“绝对真理”,就会“导致教条主义”。针对这种指责,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不断发展的学说,其内容博大精深,构成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将这个整体加以肢解。它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的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0](P362)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不断发展的学说。伯恩施坦以历史条件变化为理由,在对“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进行思考时,明确表态,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11](P110)。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带有根本性的“修正”。针对这种主张,列宁1899年在《我们的纲领》中坚定地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遵循的道路。”另一方面,列宁又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2](P273、274)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范畴,用以与具有“虚幻性”的旧意识形态相对立。在此基础上,列宁通过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突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列宁把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中性的概念”。他一贯认为:“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12](P256)马克思、恩格斯着力批判一切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列宁在继承这一精神的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指明了方向。
四、现时代意识形态“终结”了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在20世纪中晚期产生于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据考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人是法国的阿尔伯特?加缪。当时的语境是法国社会党内部发生争论,一派肯定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不可动摇的逻辑,另一派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道德的力量。1946年,加缪指出,假如法国社会主义者放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绝对哲学,假如他们只是承认其批判的方面,那么,“他们将举例证明我们这个阶段标志着意识形态走向终结的途径,即绝对的乌托邦走向终结的途径”[13](P472)。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东西。此后,一些西方思想家集中对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批判,将其当作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证明。赫鲁晓夫于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紧接着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成为主题。
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其核心主张是:“摆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13](P467)其中心观点是:共产主义运动“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也不归宿于这个世界”[13](P478)。这种观点得到美国主流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尼克松等的支持。1989年,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危机四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1992年苏联解体后,福山又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系统论证了“终结”论。他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或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消失,而且也是“人类意识形态衍化的终点和最终人类政府形态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化”。福山声称,虽然共产主义曾经挑战过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但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大面积塌方”,“尽管共产主义政权在世界上还仍然支撑着,但它已经不再产生一种充满活力并且具有号召力的思想”;“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14](P3—18)。他断言,历史将不再会前进。
那么,现时代意识形态真的“终结”了吗?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并没有过时,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它始终在场,并且生机蓬勃。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伟大科学理论自诞生至今,从未离开过世人的视野,而且已经变成人类整个历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举例来说,英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从1999年到2005年曾进行了四次有关“千年第一思想家”的民意测验,结果马克思都名列前茅,三次居榜首,只有一次居第二位,理由就是他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兴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销量一路飙升。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仍然指引着人类的未来,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倒是资本主义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
其实,在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背后,隐藏的却是由西方国家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其矛头直指社会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公开说:“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苏联想要传播共产主义的自由,而美国则想要阻止共产主义和传播自由。如果我们在思想意识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毫无用处。”另一位美国前总统里根同样认为,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识和思想的较量。他们都道出了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为此,西方国家在国内都极力强化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统治,使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意识形态在当代绝对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其在经济、文化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极力输出其意识形态,实现其全球政治称霸和“道德领导权”。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可见,意识形态的“终结”只不过是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政治代言人蓄意制造的当代神话而已。以史为鉴,可以看到,当戈尔巴乔夫推出所谓的“新思维”,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公开性”,将苏联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易旗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其灭顶之灾的危机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甚嚣尘上,这成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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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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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伯恩施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社会主义思想史文选?伯恩施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4]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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