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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从个人原则到社会原则——“道德政治”谱系中的黑格尔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21 点击: 12648 次 我要收藏

 

四、社会原则与作为伦理学的政治哲学

政治的最高本质是道德性,因而政治正义构成了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对象领域。如前所述,政治的道德性是政治哲学的理论思维的一个结果,它超越“利益与权力博弈”的表层政治现象,构成了政治的概念本身,而权力和利益运作不过是出于人性弱点的偶然性事实。偶然事实是不可以被彻底认识的,但政治的道德性却具有彻底的可理解性,因为政治本身是高出于直接性自然事实的反思性的精神存在领域。当我们追问政治的道德性时,不仅是追问政治的可理解性,而且是在追问作为理解本身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自斯多葛学派就已开始从超出自然事实的“应当”高度理解政治的道德本质,黑格尔在这条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他创立了使政治如其本性地显现为一个反思性精神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工具。政治的道德性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称为“伦理”。“伦理是自由的理念”[18]。伦理作为精神的自由的创制领域,坚持实行对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状态的彻底超越,以此表征人类政治观念和政治现实的共同真理,“人类把伦理看作是永恒的正义,是能自为地存在的神。”[19]伦理首先否定近代的政治个人主义,黑格尔认为个人状态是人的自然状态,伦理既不是个人自然权利以外在事物为对象的自然法,也不是个人自我意识以主观善良为核心的内在世界。伦理性的政治扬弃原子式个人的自然性原则,将自身建立在人与他人之间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关系中,因而必须寻求建立社会原则的理论平台。马克思揭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抽象法的理论平台上,个人与他人之间没有任何肯定性的关系,只有以禁令形式表现的对个人生命财产的外在的保护,在这里“他人的承认”是外在性的、强制性的。这不是政治的真正的概念,而是“自然状态的残余”,因为只关心一己之私正是人的自然状态的特征。政治的真正概念是伦理性,它实现在我与他人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关系中,他人对我来说是他者,但同时他人的承认是我赋予自己存在的目的,这个目的的实现证明了我的存在与他人存在的同一,并扬弃了我作为个人的主观性,使我与他人的这种肯定性关系变成为客观的政治制度设计。于此而有了作为政治之根本目标的公共性,也就是作为社会原则并包含了一切公共善(公共自由、公共幸福和公共精神)的共同体,它直接否定了以私利作为最高目的的个人权利原则。真正的伦理性只能是社会构成个人,社会原则大于个人原则,公共善先于私利,先于社会没有真正意义的个人。“这些伦理性的规定就是个人的实体性或普遍本质,个人只是作为一种偶性的东西同它发生关系。个人存在与否,对客观伦理来说是无所谓的,惟有客观伦理才是永恒的,并且是调节个人生活的力量。”[20]以往政治个人主义的最大难题在于,如果个人的私利成为政治的内在目的,那么公共性乃至公民社会本身就是徒有其表的。真正的政治只能是伦理性的,因为政治作为创制领域的要义在于,扬弃人作为个人的自然性,悬搁个人生命与财产的至上性,以社会原则取代个人原则,以公共性作为政治的内在目的,并且在公共性的框架内重新安排个人权利的实现路径,把公共善确立为最高的目标和义务,同时把个人利益变成合法的权利。

伦理是一个精神的自由创制领域,它将自然性的个人权利原则置换为社会性的公共性原则,也使政治哲学从经验主义的地基上升到“概念式理解”的界面。以此,伦理为我们提供了通向“政治的概念”的道路。黑格尔说,“伦理是自由的理念”,即政治的概念与政治现实的同一。这表明了伦理作为精神创制的要义就在于,它是使政治的现实趋近于政治的概念(即政治“所应是的东西”)的一条道路。真正重要的是黑格尔提供了理解政治作为一种反思性精神创制的理论思维方法,即概念与实在的同一性原则。在精神的创制领域,概念是事物的存在形式。概念作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对象,不是直接被给予政治哲学的,而是理论思维的结果,是从政治和历史中的经验事实抽象出来的观念。当然,在政治领域,确有众多经验事实直接存在着,如历史事件、社会状况、典章制度等,非反思的经验主义政治哲学史只看到这些东西,而黑格尔认为这些东西是次要的、外在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经验对象背后的概念和价值诉求,如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等。这是一些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抽象之物,是理论反思的对象,但在作为创制领域的政治世界,它们却是真正的现实,在反思性存在的意义上恰恰是第一性的东西,因为在精神的自由创制领域,所有有限事物都以它们的概念为存在论前提。至此我们明白了黑格尔的概念与实在的同一性原则作为逻辑学的第一原则和理论地基,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原则,而不仅仅是一个先验的知识论或者存在论原则。黑格尔把它表达为“概念即是现实”,这无疑会受到唯心主义的指责,但他实际讲的是概念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互为前提的辩证法:我们只能把握被概念所规定的东西,无规定的纯粹的直接性存在等于无;反过来说,事物的概念必须在它的定在中才能被真正理解,因为在黑格尔意义上,概念是指被思想所把握的事物本身的本质,而非与事物截然分开的“主观思想”。黑格尔认为,事物与思想相符合是近代以前一切时代共信的观念,只是到了近代才提出把事物与思想截然分开的观点,即康德批判哲学所发挥的观点。尽管康德树立了概念反思的典范,但他对思想与事物的二分法却迎合了自然意识的实在感:事物自在地存在着,直接构成了外在的不可取消的现实,思想、概念和理想则是主观的构造物。如果接受这种自然存在感,那就必须承认直接性的经验事实作为绝对在先性是一切政治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近代经验主义政治哲学正是以这种自然存在感为基础,自觉地从古典传统的普遍理性概念下降到人性自然的实然状态,从而推论出每个人的幸福和权利是政治正义的终极目标。黑格尔为恢复政治作为创制领域的原初意义,悬搁了直接性经验对象的优先性,消解了事物与思想的实体性对立,将其转化为精神的自由创制的思辨过程中概念与其定在的反思性关系。凡“合理的现实”莫不是概念与实在的同一体,政治生活中那些自然经验对象和表层社会现象够不上真正的现实,而只是一些“无概念的”偶然之物。真正的现实是那些“它们的实在性符合于它们的概念”的东西[21],它们是精神的自由的创制的对象。政治不是自在的自然物,概念与实在的同一才是真正的政治原则,该原则奠定了政治超越自然的伦理特性,而基于经验主义的个人权利原则则是政治从精神下降到自然的表现。自然权利作为缺乏精神规定的东西是人的不真实、不应有的平面,它不符合人的概念,人的概念在于他是高于自然的自由的存在,人是自由的意味着他能否定和超越自身的自然性而上升到精神的概念,“它是通过自己本身而成为它自己所应该那样。”[22]在将政治问题置于概念式理解的平台这一意义上,黑格尔逻辑学是他的政治哲学,而辩证法则是真正的伦理学,因为辩证法承诺了比经验主义的逻辑(人的权利)更为深刻的精神的逻辑(人的概念与实在的同一性)。

然而,正是政治哲学理解创制原则的努力,发现了精神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政治作为创制领域,并未抛弃自然而专门面向精神,而是要把自然提高为精神。人是自然与精神、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统一体,超越这种有限性而达到精神的概念构成了人的自我否定过程,人的高贵处就在于他在有限性中知道自己是某种无限的普遍的自由的东西。作为思想之本性的辩证方法,即“在否定的东西中看到肯定的东西”,其合理性正是来自人性本身的这一内在矛盾。这个否定的方法构成了创制活动的内在机制,确切地说,自我否定是精神区别于一切自然之物的特有存在方式,人通过自我否定改变乃至取消世界现成的自在状态,使这个世界由直接性的自然存在变成反思性的社会存在。因此否定的本质是精神特有的自由的创造力量,它在现有的世界之上创制出全新的形式,赋予事物以本质,把偶然性变成必然性,使实在上升到概念而获得内在的实在性。黑格尔明确指出了否定方法与创制之间的本质联系:“构成普遍的东西的否定物的那个规定在概念中完全只是作为‘建立起来之有’”[23]。这里则要强调黑格尔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作为否定方法的创制必须实现为某种政治制度设计,伦理作为精神的创制领域必须有其“固定的内容”,即建立某种主观善良与客观伦理相统一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规章制度”[24]。政治通过一种否定的方式达到伦理性,这种伦理性因为主客统一的制度设计而具有了严格而合理的肯定性:制度是对自然状态的否定和改变,使自然趋向于精神的概念;同时,制度作为伦理概念的定在形式又是伦理概念否定和限制自身的结果,普遍性限定自身而成为“有机组合的实在性”。具体来说,一种伦理性的政治制度建构积极的肯定性的人际关系,用社会原则取代原子式个人,使自然性的自私的个人升华为政治人格即伦理共同体的成员。在法哲学的“伦理”这一部分,黑格尔考察了三种制度模式: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

家庭在法哲学的历史性结构中是体现前现代共同体伦理精神的一种制度范本。前现代的社会特征在于个人与共同体之间那种“直接的天籁的和谐”,个人完全从属于某个共同体(如村社、城邦、行业或国家),每个人的个性和利益与共同体完全融为一体。黑格尔心目中个人与共同体完美统一的典范是希腊的伦理生活。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范本,家庭以最直接的方式体现了黑格尔的政治伦理观点:共同体高于个人,社会原则高于个人原则。家庭是直接性的伦理实体,使它成为这种实体的形式规定是爱和婚姻。爱是伦理的自然形式,爱的伦理性在于:它是对统一性的感觉,在这种统一性中,一个人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在“他人对自己的承认”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和意义。婚姻的伦理性则在于,它将统一性即人的整个实存的共同性提升为目的本身,并把这一目的建立在恩爱、信任、互助互爱的基础上,通过双方人格的同一化,扬弃个人独立人格和个人利益,从而扬弃家庭关系中的感性的自然的环节,使之成为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义务。因而,当我们把家庭理解为一种被创制的伦理制度时,真正具有政治意义的,不是使它得以维系的那些自然情感,而是在这些自然环节中包含着使个人人格及其权利从属于共同体这一伦理原则的原初形式。家庭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直接扬弃了契约论和自然权利的观点。在家庭中,所谓个人权利不是作为“独立的人格”这种抽象单一性的实现形式,而是构成了个人在家庭中存在的一个特定环节的东西,是他作为一个成员在这个统一体中的生活本身。同理,财富在家庭中也不是作为个人需要和欲望之外在对象的那个抽象所有权观念,而是变成了一种对共同体的维护和增益,“就是说转变为一种伦理性的东西”[25]。黑格尔之所以选择宗法制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第一个历史范本,是因为家庭关系中可以看到伦理之自然环节与精神环节的直接统一,个人与共同体那种“直接的天籁的和谐”。然而这种希腊式伦理和谐注定灭亡,因为它作为伦理原则过于简单过于直接,缺乏那种只能来自精神之自我否定的真实而无限的力量,抵抗不住醒觉的自我意识的无限反思。“结合在家庭的统一中的各个环节必须从概念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实在性。”[26]家庭的统一性瓦解之后,共同体成员变成独立的个人,漂浮在特殊性的规定中,伦理作为精神的创制力量必须创造出新的统一性形式:“这种统一使理性的对立面施展全力,分道扬镳,随后加以克服,使它能在对立中保存自己,并结合对立在自身之中。”[27]这就是近代的力量。

近代是自然与精神、客观性与主观性陷入分裂并各自充分发展的时代,这种二元性是黑格尔对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反思的理论起点。一方面,近代政治哲学发现了物质的外在性和客观性的力量,启蒙思想否定了基督教关于自然是人不应有的原罪状态的教义,自然成为理解人性和人的概念的不容置疑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个人权利(生命、财产)的至上性原则。另一方面,近代认识论哲学则彻底悬搁外在事物的优先性,将客观性置于主观性的内在领域讨论,坚持了最彻底的主观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在自身中的无限反思。近代主观性原则崛起的一个后果是,普遍性成为理解市民社会伦理性的重要概念。黑格尔对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反思主要是在市民社会的界面上反思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研究市民社会作为一种伦理性创制的理论内涵之前,我们先来确定一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黑格尔理论中的地位。

黑格尔对精神和自然的区分,关键是对精神存在的普遍性与自然事物的特殊性的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逻辑学里“概念”的两个环节,但“普遍性高于特殊性”却被黑格尔确定为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原则,这是因为一切精神创制高于自在自然的力量和品位皆在于此。康德把普遍性与必然性并置,当做思想的客观性标准;黑格尔则把普遍性当做精神的创造原则,普遍性是精神为事物创制的形式,亦即概念赋予事物的一种本质。思想的自为的自由即在于,思想是具有普遍性的活动,它超越一切特殊意见和揣测,只在普遍性中得到满足。因此,思想按其真本质决不是主体自我私有的特殊状态,而是摆脱一切特殊性、只让普遍物当权的“客观思想”。黑格尔拒斥近代自然法的根本点在于:人之为人的无限价值及其权利的先验根据在于人是能思想者,因而是普遍性的存在者,而非来自他的自然性。自然的自在品性是特殊性,自然界的无力就在于它是“无形式的实体”,它把自己在“无概念的盲目的多样性”中消耗殆尽[28]。而精神的概念是普遍性,更准确地说,概念作为“普遍的东西”是精神为事物创制的形式,它把特殊的东西从无形式的实体性那一无底深渊中托举起来,使之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有限物在普遍性中与自身相关,概念是有了精神的形式;有限物通过普遍性在这一形式中把自己燃烧着了,辩证地建立起来,从而是理性现象的开始。”[29]在这一意义上,普遍性是精神的“创造的威力”,而创制的内在机制是自我否定,普遍性否定自身而有特殊性,即通过把自己限定为某种有限的特定的内容而成为特殊物,使得“在特殊性中就是在普遍性中”。这里显示出普遍性作为创制原则和作为否定方法的一致性,而作为否定的创制正是政治中一切有意义内容的本意。任何真正的政治理性都被某种普遍理想所引导,同时又必须限制理想而将其落实为某种“固定的内容”即特定的规章制度,普遍性才不至于像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变成无用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抽象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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