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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从个人原则到社会原则——“道德政治”谱系中的黑格尔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21 点击: 6595 次 我要收藏

一、问题背景:古典社会原则与近代个人原则

尽管“利益与权力博弈”的非道德性是基本政治事实,但政治的最高目标和本质却是道德性。这一目标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很难达到,但却决定了哲学对政治本质的反思性理解必须在这一层面上来进行。

理论上,所谓“道德政治”的主体要么是个人,要么是共同体,它们构成政治价值的两极:“如果共同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就还没有个人;如果个体价值优先于共同体价值,就有了个人。”[①]由于古代个人只有依附共同体才能生存,古代的观念普遍重视共同体价值。严格说,希腊城邦中没有个人,每个人都是城邦公民。城邦的衰落是西方政治史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只有在这时才产生了完全意义的“个人”概念,因为人们不得不学会作为一个个人去生活。同时也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更普遍意义的共同体即“社会”的概念,因为在城邦衰落后的“希腊化时代”,人们不得不学会在一种新的比城邦要大得多的社会共同体中生活,并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个人,而且是一个普遍社会的成员。基督教对个人内在价值的形成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新生的基督教以天国降临的福音彻底击毁世俗生活的一切诱惑,以此极大推高了精神生活的意义,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赋予每个人以无比高尚的人格,同时赋予个体的内在性以坚不可摧的形上基础,无需依赖任何共同体也无需依赖任何别人,便可主张自己的人格必须受到尊重的权利。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催生了大于旧共同体的普遍社会概念,福音的感召力超越一切国家、社会与历史,完全凭借一种由信仰共同目标而产生的爱的团契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给普遍社会的理念追加了一种伦理意义。但基督教对一切社会和政治问题采取冷淡回避态度,福音的目标不是变革社会的现实,而是在受苦和忏悔中等待现实世界的终结和上帝国的降临。西方道德政治的真正精神源头是斯多葛政治哲学。斯多葛学派沿袭希腊城邦政治哲学对“最好政制”的追求,第一次从中升华出从“应当”角度理解政治之道德性的问题。在城邦制度崩坏后展开的更普遍的政治空间和思想空间中,斯多葛学派能够提出,使人之为人的东西不是城邦、种族或其他共同体的地方性法规、习俗和传统,而是理性,理性作为人类最普遍的本质,能提供某种超越一切“实际存在”而“应当存在”的东西。斯多葛学派的这一新概念带来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一次革命,至少有两个后果可以肯定:第一,既然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所有人就都是平等的,不分希腊人与外邦人、奴隶与自由人、富人与穷人;正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世界国家的理念才是可能的,作为“应当存在”的普遍的社会正义才能够被设想。第二,因为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一种普遍法律的理念是不可或缺的,它是有关何谓正义即政治正当性的普世性标准,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这就是自然法。由斯多葛学派开创的自然法理论最集中体现了政治的超越性,是典型的政治哲学反思的伟大产物,认为每个人或每个国家都需要两种法律:各个城市的地方性法律是无法真正展示政治的道德本质的,必须设想在所有这些实定法之上存在某种更高的法律即自然法,方能显示政治固有的普遍伦理意义。这种自然法超越一切经验事实,宣示“应当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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