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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从价值论看效率与公平——再论效率与公平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03 点击: 1315 次 我要收藏

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既是困扰当代人类的重大问题之一,更是困扰当代中国的有关社会发展前途、价值取向、制度体制设计构建的重大间题之一。笔者曾以《论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为题,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此作了某种论述,认为效率属于公平,但公平并不仅仅是效率[1],此处拟在该文基础上进一步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一历史哲学与价值论相结合的角度,通过不同层次的透视,对效率、公平及其相互关系作补充阐释。
效率是关于系统活动功能状况的一个范畴。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效率则是关于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基础之上的社会系统功能状况的范畴。尽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之可以作出不同的具体规定,但就其实质来说则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并且只有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才能被真正把握的范畴[2]。
从主体论、实践论、价值论的立场来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指向自身的。人类一切具体活动的具体追求无论其取何种具体存在形式,都只是作为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一种手段而获得意义,甚至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也“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这也就是自由人及其作为整体存在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相对于自由人这一人类最高价值目标来说,其它一切均是手段。然而,人为了要获得自由就必须创造一系列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条件本身又获得了某种目的的意义,不过它们是作为“直接目的性”存在,而非作为“终极目的性”存在。若这些直接目的性擅变为终极目的性,则人自身就被反主为客,成为那些原本作为手段的手段,世界就不再是人的世界,人在无限推崇自身以外的存在的同时则使自己沦为物的附庸。在实践、主体、价值的立场上,必须坚持人自身自由解放的最高价值目的性,否则,人类就会陷入迷途。
由此,笔者认为,离开价值判断的效率判断是极其肤浅、极其危险的。人类之所以要追求高效率,之所以要创造高度发达了的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完善提供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舍此别无它求。

正如前述,只有通过对人类存在发展的意义才能真正判断某种社会过程的效率;人类自的自由解放,对自身本质的真实占有,才是人类一切活动、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也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那么,作为理想境地的理想关系的公平也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因为理想的社会关系状况一方面是人类活动状况的显现,另一方面又是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必要条件,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仍然是为了人类自身的解放或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真正占有。相对于人的自身解放来说,只有人类自身才是目的,其它一切均是手段,公平、正义亦不例外。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一切均是在最高、终极的意义上而言,一旦离开了这样一个前提性规定,就必须给予新的理解;另外,这也不是意味着共产主义、公平正义就不再是我们的追求目的,而是说,我们追求共产主义、公平正义只不过是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自由解放,且也只有在这种不懈的追求中,人类才能达到自由解放。共产主义那样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制度不是目的,自由人才是目的,人的合乎人性的健康生长才是目的,更何况,理想的公平正义关系不过是实现了真正自由解放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已。从价值哲学的最高意义上来说,只有人的自由解放才是目的,包括公平、效率在内的其它一切均只不过是人借以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方式,都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价值指归。
不过,人们为了实现最终的自由解放就必须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并且人们又总是通过现实存在关系的公平正义状况来体悟自身的自由解放程度的。因此,公平正义就始终成为人们的执著追求,并且成为人们世世代代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核。人类正是在追求公平正义中一步步走向未来。这就是说,在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中,公平正义是人的现实目的性追求。公平正义不同于效率,它自身直接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存在,而效率则首先作为物或人一物关系存在;换句话说,在社会哲学中,公平正义本身直接获得了价值性,而效率却仍然要通过人这一主体才能获得价值性。在社会一历史哲学中,人们直接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并通过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的创造性活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从社会历史过程来看,效率是公平正义的产儿,是历史的范畴,效率从社会公平正义那里获得其存在的现实规定性,谁拥有社会公平正义,谁就拥有效率,效率属于公平正义,只有在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社会效率。
这里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在社会——历史哲学中,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就是意味着效率的提高,那么,这不是同时又意味着效率的提高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效率不也应当成为社会——历史哲学中的自觉追求吗?甚至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的最终决定作用的立场上看,这不是也意味着效率比之公平正义更应当成为社会的自觉价值的,不是效率应当优越于公平正义吗?
这个提问本身是值得疑问的。笔者以为,这里的关键是:生产力概念是否等同于效率概念?生产力是如何得以解放又是如何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离开了主体的立场对此是否能作出科学的回答?尽管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伴随着效率的提高,但是生产力却并不等同于效率,生产力是指生产实践的能力,而效率则是人类这种实践能力施展状况的一种量的揭示;换句话说,生产力是指实践主体的能力,而效率则是对这种能力施展结果的客观描述。此外,尽管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量,但是生产力本身却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的,本体论上的社会结构理论与主体、实践理论尽管在根本上并不矛盾冲突,但是本体论的社会结构理论只有转化为主体的、实践的理论才能变为一种活动的、创造的、自由的理论。还有,生产力的解放在于其中最具革命性因素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调动与发挥,而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调动与发挥又来自于劳动者对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的感受,即社会相对公平正义的关系解放生产力,使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在这儿不是以效率说明公平正义,相反是以公平正义说明效率。在社会——历史哲学中是以公平正义说明、规定效率。
当思维的行程进一步下降到社会学的角度,由于观察思考问题视野的缩小、深度的浅显,情况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从社会生活的宏观显现来看,人们所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必须解决的社会基本任务则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教育的,在这儿,由于每一具体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场景不同,社会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有所不同,社会间题的焦点会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社会——历史哲学那样一种本质层面上的认识,在这里就会被这些现实的问题层面所取代,彼此间本质上或发源上的一源性就会演变为生活存在中的彼此互相作用的共在性、多源性。在这里,公平正义就主要作为社会政治问题的代表而存在,效率则主要作为社会经济问题的化身而出现,它们成为社会都必须予以重视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在这里彼此甚至还成为解决自身问题不可缺少的前提与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没有效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平正义,因为社会公平正义需要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诸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备必须以高度发达了的社会经济为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同时又说没有社会公平正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因为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必须要有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的较充分发挥,必须要有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显然,当人们处于一种比较局限的、平面的立场上认识问题时,持公平正义与效率平等相待的态度便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作为那个社会头脑的那些人,作为那个社会生活组织者的政治家们,却不能仅仅局促于这种立场,陷于浅显,必须同时十分清醒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具有社会——历史哲学乃至人的自由哲学的智慧,这样才能使社会发展以一种合乎人性的方式进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应当兼顾。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尔.贝尔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作为现代社会的四个基本矛盾之一,他那里的“经济”所意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生活,“公平”所意指的是与经济生活相对应的社会生活本身,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指“社会要求与经济行为”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分配[4],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或者孰优先的问题,则是合理的且答案也蕴含在问题本身之中。
当进入经济学或进入经济活动时,公平正义这个人类宠爱的公主就可能擅变为经济的侍女,成为效率的手段。从事经济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突兀而现的是经济、效率,这是其直接目的性;正是这直接目的性作为人们思考认识处理问题的直接视野,也就很自然地被人们拿来作为一种价值框架、判断依据。仆人眼里无英雄。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所要直接解决的问题的现实内容所决定的,既可以理解,甚至也并非完全不合理。财富的分配应当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即公平(在经济学中公平主要是指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平等分配的价值取向)应当有利于、服务于效率。亚当斯所提出的微观管理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及其数学化表达,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公平对于效率的服务意义,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公平只不过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至于宏观经济过程中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虽然问题要复杂得多,但究其要义而言,仍然包含着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调节手段的内容。在经济学领域中一切都是以效率为归宿,这就如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形象比喻的那样,经济学家(在我看来甚至全部经济行为)所关注的只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使用社会的资源”,他们就像“一个好的旅游经纪人”,“一旦你作出了选择,经纪人就会帮助你迅速而经济地到达那里”,他们所关注的只是“经济”、“效率”。应当承认这种比喻所揭示的内容是深刻的,只不过笔者所想补充的是:其一,经济行为尤其是市场经济行为,其行为的直接目的地、价值指向是由其自身所内蕴的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它既自我确定行为的直接目的地,同时也以一种内在的机制确定行为的方式与途径,这也恰恰是市场经济优越于以往一切经济形态之所在。[5]其二,即使是在经济学家中,人们也早已开始在与公平的联系中来考虑与衡量效率,这种效率事实上已是一种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的效率。市场经济就其内在蕴存的市场精神而言,正是“效率”而不是其它,包括公平在内的所有其它一切存在,在市场经济的经济自身逻辑或灵魂中,都应当且必须服从于效率。这样,在经济自身的范围内提出公平与效率孰优先的问题就是必然的,且它的解也是唯一的,这就是效率优先于公平。
至此,我们已发现,随着考察问题的背景、视野的变化,公平正义与效率的关系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由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在各自的角度、层次上都是本真的、合理的,而就其彼此相互关系来看,则又存在着系统的递减(进)性。随着实践范围的缩小、实践内容的具体,实践(领域)的直接目的性更加远离终极目的性,在这种终极目的性之下存在的目的一手段链,往往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将直接目的性当成终极目的性的幻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效率这一原来属于人们经济活动范围的内容被拔出它自身存在的土壤,被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甚至在社会生活领域内获得了与公平正义一比高下的资格。这是由人们认识的混淆、失误所造成的。

至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说通常所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孰优先”的间题,其发问方式不对。
这是因为:
首先,这个问题只有在经济领域内才有可能存在,即它不能作为普遍社会生活、人类一般实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存在。而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情况恰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36个问题也是不真实的,因为在那儿效率天性就是优先、至上的。就实际情况而言,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经济学家,且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它所涉及的公平是指收入的均等化这一纯粹经济问题,而并不涉及内容要更加广泛得多更加深刻得多的政治生活中的公平问题;相反,即使是对二者孰优先有不同看法的人,在对政治生活中的公平正义总是以共同的认识为前提的(甚至引入注目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尽管不属于纯粹经济学领域的争论,他们争论的内容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社会——历史哲学之内容,但是他们在意见明显相左之下仍然有一个共同前提,这就是对政治生活中的公平正义内容认识的一致性),他们所关注的实质是市场作用与政府管制作用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公平与效率的互相抵触实质上就是说,市场愈起作用,政府管制作用愈小,经济效率就愈高;相反,市场作用愈小,政府管制作用愈大,经济效率就愈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是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的矛盾冲突。他们尽管外表不同,但他们都在忠实地履行“经纪人”的职责。至于在社会——历史哲学中所展开的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争论,其实是在同样术语之下讨论不同的问题,即讨论公平正义自身内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
其次,通常那种值得怀疑的“效率与公平孰优先”的提问,严格地说应当是如下的发问,或者说包含其中的真实内容如下:“自由与平等孰优先”,“怎样才能获得效率”。而对于“怎样才能获得效率”的发问又容易被误解,以为效率是目的,公平正义是手段。这里只要明确两点即可:一是它是在严格的经济学领域中;一是就事物的条件的意义上提出问题的,作为条件就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终极目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行程在总体上经历了由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到本世纪初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再到以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历程,隐藏背后的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其焦点在于经济发展是更偏重于自由还是平等,其核心是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效率,解决的途径是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张力。由于自由平等都是公平正义的最基本内容,因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跨度内发现经济效率原本属于公平正义,只有通过公平正义,只有以一种相对公平正义的方式才能获取经济的效率;效率只不过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客观物质生产活动结果。无论是经济政策侧重于市场调节还是侧重于政府调节,究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自由与平等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这里不是什么效率优先,而是在经济政策中自由与平等谁优先,效率只是作为这种关系结果的一种客观存在。这样看来,以公平正义为代价换取效率的说法又是不能成立的。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效率。现在的间题是,在经济生活中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何?能否有一明确固定的解答?公平正义的内容是具体的,它以人民在生活中的客观关系及对这种关系的体悟为现实规定,这就是我们前述的人民性。诸如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存在剥削与两极悬殊,这是不公平不正义;没有差别,绝对平均,也是不公平不正义;在非常时期,平均是公平正义,不平均则是不公平不正义。所以公平正义自身是一动态的、历史的范畴。在经济生活中公平正义就是要寻求自由与平等间一个恰当张力,以合理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在此又不难体悟到效率并非自成目的自我规定,相反,它由社会公平正义所规定并且是社会公平正义状况在经济领域中的客观显现。于此,最值得认真考虑的反驳意见是以科学技术规定效率、效率不取决于社会公平正义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这里需要搞清的是此处所说的科学技术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而言的?科学技术有物化形式与作为主体内在能力这两种形式;作为物化形态的科学技术是物的、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变为现实存在的变革自然的力量,即它要变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必须通过人的能动活动,必须要有主体的存在,主体或主体间状况如何将直接规定科学技术作用程度乃至直接规定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如果说是作为主体内在能力的科学技术,那就更容易发现主体这种能力的发挥直接受主体的认知、情感、意志支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效率原本不是来源于物,而是来源于人。我们持这样一种看法不是否定或贬低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也不否认在局部暂时的情况下科学技术对于效率的决定作用,我们此处只是在一种宏观社会战略视野的立场上、在根本的意义上作此阐述的。在战略上,我们必须将效率的获取基于社会公平正义之上。只有在这一宏观的基础之上效率才是真实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对两种观点作扼要评论。
其一,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命题只有在经济活动领域才有可能成立;在经济活动中应当以效率作为其直接目的性,应当追求效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命题才是合理的。不过,一方面此命题只存在于或只适用于经济领域,不能作为普遍社会生活的基本指导原则,否则就会出现由于越位而引起的社会混乱。即使在经济领域,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也“主要是就收入分配而言”,所要解决的矛盾是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其目的服务于比效率更高的共同富裕这一社会目标[6]。另一方面,此命题并未把握经济效率的秘密或真谛,以为效率是和公平正义同等意义的范畴,以为效率可以离开公平正义亦能获得(这种理解如果在一种纯技术的、暂时的立场来看自然有一点理由,但是即使如此,在一个有一定时间跨度的历史空间中,从主体的立场来看,仍然是不能成立的),其实,最大的效率在于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于人民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环境。
其二,关于“以效率规定公平”。这种主张是简单轻率乃至肤浅的。这种主张在理论上不仅否定了公平正义的深刻社会历史内容,而且也混淆了生产力与效率范畴,没有把握生产力中最具有革命性因素的内容,以及这种内容获得解放的途径及其自觉追求,并事实上成为功利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在实践上则会导致危险的境地。该命题如有合理之处的话,也只是在纯粹经济领域且只限于物质财富的分配之一角度,即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环节的分配方式应当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为准。除此而外,该命题就是值得疑问的。该命题最容易迷惑人之处就是引进生产力概念,将效率与生产力同等而论。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引进生产力概念也不能得出“效率规定公平”的结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真一的是以效率规定公平的话,那么,纯粹的市场竞争最公平,由此而产生的市场中的两极分化也是天经地义的公平,一切手段都会在效率之美名下戴上公平正义的桂冠。若此,天下何善有之?何恶有之?是人之天下还是效率之天下?
公平与效率之争,究其更深刻内容而言,则源于公平自身内在矛盾,是公平自身的自由与平等矛盾的折射。
【注释】
[1]参见高兆明:《论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
[2]效率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仅是经济学对效率的规定。这种规定虽有助于对效率作社会哲学立场的理解,但这种理解本身则是狭隘的。如果我们深入经济学内部考察关于提高效率途径的论述,对此就会一目了然。一一而关于经济学提高效率途径的论述可参见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论文:《短缺与改革一一科尔内经济论文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120、123页。
[4]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6一317页。
[5]参见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6]参见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9、40页及该书第一章。
(原载《哲学研究》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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