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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风:“诚”与“真”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03 次 我要收藏

论儒家之“诚”对当代真理论研究的启示

现代哲学设定主客二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相应的便有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的分离,以及真与诚的分离。现代思想家也认为真(true)不同于诚(honest),真被认为是命题或命题体系的属性,只有命题才有真假之分,而诚是人的德性。现代哲学用分析的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也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其中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以及真与诚的分离,便使人们误以为,人类只需在征服自然时遵循自然规律,人类的道德实践与自然规律无关,只要不伤害人,你怎么行动都行,但你若想取得征服自然的成功,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存在什么道德上的“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在现代思想的指引下,人类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终于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各民族国家毫无节制地争强斗富,军备竞赛无法控制,于是人类走不出核战争的阴影。现代哲学是有严重错误的,为克服现代哲学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真与诚的分离,发掘儒家之“诚”的深刻涵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儒家学说中,“诚”并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诚”也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中庸》有言:“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又言:“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验于外)。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张子云:“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王夫之诠释道:“不妄者,气之清通,天之诚也”[1] (P5)张子又云:“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诚,故信;无私,故威。”王夫之解释道:“气无妄动,理之诚也,无妄,信也”[2] (P51-52)。
据王国维看,古代儒家最初没有什么哲学[3],“孔子教人,言道德,言政治,而无一语及于哲学”。“独《中庸》一书......为诸儒哲学之根柢。”《中庸》为子思所作,孔子不言哲学,子思为什么要谈哲学呢?王国维认为,“《中庸》之作,子思所不得已也。”在子思的时代,除孔子学说之外,谈道德政治的还有老子和墨子的学说。王国维认为,“夫老氏道德政治之原理,可以二语蔽之曰:‘虚’与‘静’是已。今执老子而问以人何以当虚当静,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此虚且静者,老子谓之曰‘道’,……由是其道德政治之说,不为无据矣。墨子道德政治上之原理,可以二语蔽之:曰‘爱’也,‘利’也。今试执墨子而问以人何以当爱当利,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又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则其道德政治之说,不为无据矣。”老子说虚静,诉诸天之本体,墨子说爱利,诉诸天之意志,都是为其道德政治学说寻求哲学依据。孔子的道德政治学说似可简括为仁义。“今试问孔子以人何以当仁当义,孔子固将由人事上解释之。若求其解释于人事之外,岂独由孔子之立脚地所不能哉,抑亦其所不欲也。若子思则生老子、墨子后,比较他家之说,而惧乃祖之教之无根据也,遂进而哲学以固孔子道德政治之说。今使问子思以人何以当诚其身,则彼将应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可见,《中庸》“视诚为宇宙人生之根本”,“周子之言‘太极’,张子之言‘太虚’,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视为宇宙人生之根本,与《中庸》之言‘诚’无异”[4] (P124-126)。可见,在中国儒家思想中,“诚”也是个本体论范畴,诚不仅是人之德,也是天地之德。
但中国儒学认为人可以同天,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5],即“与天地并立为三也”[6] (P40)。此一见解与西方基督教思想殊异。基督教认为,人是有限的,甚至是“可怜的罪犯”,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原罪)的。在基督教的思想框架中,上帝是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人不能仅凭自身而获救,人必须虔诚地信仰上帝,然后才可能获救。上帝是绝对超越于人之上的,是万物的创造者(Creator)。在儒家的思想中,没有终极实在的地位。“道”或“天命”似乎是终极实在,但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 朱熹诠释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8] (P182)。所以,在儒家看来,并没有什么绝对超越于人之上的终极实在。正因为如此,儒家并不特别强调人应该敬畏什么[9],而基督教特别强调人必须敬畏上帝。
儒家并没有在概念上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不重视人的主体性。说“人能弘道”实乃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实际上,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主体性不可同日而语。基督教关于终极实在的思想是值得继承的,只是不必把终极实在理解为人格神。终极实在就是大自然[10]。人能通过倾听自然的言说而得到一点局部真理,但永远不可能把握绝对真理,即大自然的全部奥秘,只有作为绝对主体的大自然才掌握着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是人类的信仰对象,而不是人类的认知对象。儒家无法体认终极实在的存在,这是儒家的弱点。但儒家讲“人能弘道”总是强调道德方面多,强调认知方面少,即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和实际追求中,善始终优先于真,“格物致知”是为了“正心诚意”,为了“修身”,为了“明明德”[11]。现代性则不然,它在宣称“上帝死了”之后,却把人类凸显为上帝,现代人认识自然是为了指挥自然(培根)。现代性的一个愚蠢错误是把自然的全部奥秘当作人类的认知对象,现代人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自然之未知领域会日趋萎缩,从而,人类越来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但实际上自然永远隐匿着无穷奥秘[12]。

现代性把知识探究摆在最重要的地位,即真优先于善(以及美),正因为如此,真理论(theory of truth)是现代哲学最重要的部分。语言哲学曾被认为是关于语言意义的哲学,但研究语言的意义离不开真理论。
可把现代真理论分为三种: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
符合论认为,真理就是与独立于观念的实在相符合的观念或观念体系。所以,真(true)是命题或命题集合的属性,而不是实在或实体的属性。符合论源远流长。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代表着真理符合论的最精致的表述,维氏试图通过明确原子命题与原子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去反映事件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后来放弃了符合论立场,这似乎意味着符合论的最终失败(普特南就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符合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类毕竟面对着外部世界,而不能封闭于自己的观念世界,人不能认为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只取决于自己的想法,人的思想对不对确实依赖于它与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的对应关系。但符合论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思维中产生的观念或符号何以能与非观念的实在相符合?如论者所说,不同的符合论版本都面临着说明符合关系之本质的严重困难,这包括并不存在观念与实在之间的结构相似性[13] (P39)。
融贯论认为真理就是内在一致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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