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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兰芬】“次道德”问题讨论综述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173 次 我要收藏

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道德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探讨。目前伦理学探讨中引起激烈争议的“次道德”问题就反映了这种状况。次道德的命题是否合理,定位是否准确,提倡次道德有无积极意义,次道德有无可操作性,是这场争论的主要问题。
一、次道德命题的提出及其不同理解
最初引发次道德讨论的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提案中提出了对卖淫嫖娼行为中使用安全套者减轻处罚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社会公众及理论界纷纷就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类似现象展开了讨论。例如,小偷窃取钱财时,不偷对自己无用,但却对失主很重要的身份证;制假贩假者不把有毒物质掺杂进去以免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绑架勒索时,不伤害人质性命;吸毒者主动使用一次性针头,避免了性病、艾滋病的传播,等等。有人将此类现象名之曰“次道德”,于是次道德问题作为一个比较新的话题流行起来,但目前该问题在伦理学界争议颇多,还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
关于次道德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次道德的提出者和认同者认为,它通常指的是违法者在实施不正当行为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的所谓“行规”,即“盗亦有道”。具体说,就是违法犯罪者在作恶的同时,尽量给社会和他人减少损失,有的甚至还做出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道德行为来。所有这些行为,虽为负道德行为,但其行为主体在行为过程中体现了轻微的道德感,这就是时下较为流行的说法,叫次道德。简言之,次道德也就是犯罪者在进行犯罪活动时,由于道德良知未完全泯灭,采取某种道德手段从而减轻了犯罪行为对社会或他人的危害。它是对犯罪人员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的道德行为的概括。还有的学者提出,次道德的“次”,顾名思义有三层含义:一是“其次”,道德行为发生在不道德行为之后,是“其次”而来的道德;二是“次要”,它是相对于社会中普遍存在、被大家所认可的道德行为来说的,即它不属于社会的主流道德;三是“次等”,相对于不法侵害行为过程中不道德行为的消极性而言,它的积极性是“次等”的,人们不能因为犯罪主体履行了“次道德”的义务和责任,就忽视它不道德的一面,对其采取本末倒置的错误态度。
在次道德提倡者看来,次道德是用来指称恶行为中所包含的善,反映一种善恶并存、恶中有善的道德评价。因此,他们认为,犯罪的人的确有可能具备完整的道德约束机制,甚至具有内心道德法庭:良心。在犯罪行为的领域内,道德约束力没有发生作用,道德的力量虽然减弱了,但毕竟还存在,当依然存在的道德在犯罪者实施的犯罪行为中发生了量上的变化时,次道德便发生作用了。他们指出,当前社会中恶性案件发案率的上升且犯罪手段的残忍至极;性病、艾滋病的快速传播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司机撞人后不但不抢救伤者,反而将伤者碾死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告诉我们,回避或不重视次道德问题及采取相应教育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次道德行为的实施者虽然都是社会主流道德视野之外的一些不入流的人群,是一些违法犯罪的邪恶人群,但他们却与社会的稳定关系极大。实践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可以教育好的。正像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羞耻心是道德的最低也是最后的防线,这道防线一旦决口,各种丑恶现象必将泛滥于世。违法犯罪既是道德调控失灵的结果,也是道德调控可以发生作用的新的起始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倡次道德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
但有些学者认为,次道德命题的提出不合逻辑,有失科学性。首先,“次道德”的提法不科学,违法行为不论如何遵守“行规”,也不论他盗多还是盗少、盗穷还是盗富,既然已盗就是违法,就无丝毫的道德可言。从逻辑上说,假定“次道德”能够成立,那么情节较之稍轻的“次次道德”肯定也能成立,依此类推,道德的行为与不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论者提出,如果一定要对这类不道德行为做定量的分析,那么,这类行为应归为“次不道德”。还有论者认为能促进全社会进步发展的道德行为,才能是优良的道德行为。所谓次道德虽然有减少社会及他人利益受损的可能,但它的前提是损人,若要算道德,也只能是劣道德。笔者认为,违法犯罪是不道德行为,属于恶德之列,恶中取其次,称之曰“次恶德”似乎更贴切些。第二,对次道德的定位不够准确。如果承认了次道德,岂不是遵守“次道德”的违法者的道德操守还要高于中性的守法者的道德操守。从道德和法的关系上看,人们通常将法律视为道德的底线,即最低限度的道德。次道德概念的提出,不仅混淆了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而且也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第三,从行为动机来看,次道德的提出方式也有失合理性。一切从恶的动机出发的行为,包括歪打正着的行为,都不能认为是道德的行为,更何况是违法行为。因此,有人认为,不论是慑于法律的威严,还是难以承受更大的压力,降低犯罪风险,也不论是良心未泯,只要他的动机邪恶,都是不道德的。
次道德命题的提出虽有其不合理与不科学之处,但它却同时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探讨和思考。
二、次道德能否被提倡
从道德建设的角度看,对次道德的争论更重要的还在于次道德是否应该或者说可以被提倡,提倡次道德有无必要性。对此,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提倡次道德的负效应过大,应该坚决反对提倡次道德。论者认为,首先,次道德的提倡并不是引导人心向善,而是诱人作恶。提倡次道德会降低我们原有的道德标准,并引起人们对道德底线的困惑与混乱。对次道德现象进行推广宣传会使人们产生错觉:是不是这些行为并非不道德,只要在行为操作时设置一些条件,即可化“恶”为“善”。而这些对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性肯定会冲击我们的道德底线,一旦人们对道德底线以下的行为予以道德认可则很有可能去实践这种行为。其次,次道德的提倡会降低道德教育的层次。次道德提出者认为,这是对不道德群体的低层次要求。在对某一群体的道德重塑中,若以次道德对其进行规范和要求,实际上就是默认了他们可以在道德底线之下生活,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在遵循了次道德的要求后就成了正当的行为。这样培养出来的次道德人格是畸形的和不健康的。这样的道德教育充其量导致的是减少了恶的程度的不道德行为,因此,次道德范围内的道德实际上是不道德,次道德的提倡将使道德不道德化。第三,次道德的提倡会导致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混乱。按照次道德提出者的讲法,次道德行为是一种恶中有善的行为,善行是伴随着恶行而产生的。因此,提倡次道德会使人们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夸大善恶的相对性,使道德标准产生混乱,同时将减少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憎恶,使人们在进行道德评价时善恶界限模糊,善恶不分。第四,次道德的提倡会为犯罪分子提供“精神支撑”,使犯罪率上升。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
我评价时,总是以一定社会所形成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作为对照的标准,而次道德是在现行的道德原则之下运行的,就等于划定了一条达不到道德原则的道德标准,从而使许多不道德的行为具有了一种合道德性。当犯罪分子以次道德标准作为自身行为的参照时,就会产生错觉,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行为虽然违反了主流道德,但还在“次道德”的范围内,还能得到道义上的肯定,从而有了“精神支撑”。一旦这种“精神支撑”建立,他们就会在进行不道德行为时心安理得,就会放纵自己做更多的恶,造成犯罪率上升。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提倡次道德是必要的。他们认为,次道德现象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次道德观念古已有之,如侠义小说中的劫富济贫。其次,次道德的产生显示了现代道德的个性化和道德标准的多元化。次道德尽管不是“善”的标准,但还是较不道德的“善”。在当今社会,绝大部分人是求“善”的,也有一部分不道德者既不愿求善,但也不愿太恶,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恶中求小善”的次道德标准。再次,次道德的产生显示了现代道德对弱势的、边缘的、非主流的、为人忽视的道德价值的重视。关于提倡次道德的必要性,论者有如下主张:第一,人性是多元的。判定一个道德主体的善或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大多数人在主观愿望上向善,但在既定环境里也有可能向恶,甚至还有可能是善中有恶,或恶中有善。因此,如果在社会上倡导次道德,使人们接受这个观念,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进而减少恶性事件的发案率。第二,次道德行为发生的场域通常是社会阴暗角落,有些还是法律触及不到的死角。一方面违法犯罪行为还不能杜绝,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还不够量刑,法律手段还无法将他们绳之以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人们的财产尽量少受损失,对于这部分人进行次道德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从人的犯罪心理来说,违法犯罪行为不可能被根除。犯罪行为这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的产生是行为主体进行错误的道德选择的结果。所以,对无德者或缺德者进行道德教育同样是每个社会道德伦理系统中的重要任务。这种教育虽然不一定能阻止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不法行为的不良后果。第四,从当前的社会实践来看,倡导次道德确实有益于社会公众。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也体现了法律对具有次道德者和没有次道德者的区别对待。法律肯定次道德并不是说法律鼓励那些有次道德的人去行使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在一定意义上起一种警示作用。
三、次道德的可操作性
次道德有无可操作性,是这场争论的又一个焦点。对次道德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次道德在操作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可操作性是很令人怀疑的。首先,次道德缺乏明确的规范和底线。次道德实际上是在现有的道德底线之下的存在,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原则。由于次道德游动于从恶到更恶之间,这乃是一个向无限伸展的过程,故而次道德的底线就很难划定,或者说次道德本身是没有底线的,因为再不道德的行为中也可能含有次道德的因子,如杀人犯在杀人过程中不杀儿童。次道德缺乏对行为的规定性,它的可操作性也就大大降低了。其次,次道德的作用发挥是相当有限的,由于次道德行为本身是随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因此从其产生开始,就受到与之相伴的不道德行为的极大限制。实际上,在次道德发挥作用时,整个行为的不道德性就为其作用的领域和大小划好了区间。
次道德的提倡者对次道德的可操作性持肯定态度。论者认为,首先,从犯罪行为的社会控制来看,次道德具有可操作性。犯罪是一种加害性的社会行为,它应该被抑制。在犯罪活动现场,促使犯罪和抑制犯罪的力量都来自犯罪主体本身。当与犯罪不能共存的道德标准与合法标准被轻视与反抗时,自我抑制就会失去作用而导致犯罪。但犯罪与广泛的社会、文化处于同时性的过程,在社会、文化的道德规范体系里,依然对犯罪者具有某种控制力量。如贩毒者将非法所得用来赈济贫民,他认为贫民是应受到帮助的。而那些吸毒者是自愿的、有钱的受害者,从而同时实施了两种对立的行为。其次,从弥补法律不足方面看,次道德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论者指出,法律在犯罪情境中对减少犯罪行为的危害往往毫无作用,甚至一些犯罪者出于对法律的畏惧,反而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与行为。在法律对犯罪者形同虚设时,次道德有可能从内心深处影响犯罪行为,指导他们加强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同时因为次道德的宽容度,也可以减少人格中深度犯罪的准备性。
也有的论者认为,次道德主体的行为过程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实施了不法行为,其次是采取某种行为减轻了侵害程度,属于自我纠偏。即是说,他们违反了一般的某一领域的社会道德规范,或者说某一特定道德领域的原则和要求对其已没有约束力,并不表明其他特定领域的道德规范在其心中不发生作用,更不表明在违法犯罪者的内心深处,最基本的道德精神——良心不起作用。由此可见,允许、引导直至鼓励违背道德或违法犯罪的人发扬次道德精神,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夸大次道德的适用范围,允许、鼓励发扬次道德精神是要有特定对象的。有的论者还认为,极端的、不理性的“惩恶”方式并不是根治社会不良行为的上乘之举。相反,“扬善”的社会努力却可以为一切人明白,什么是文明时代个人行为的“应当”之责。
“次道德”问题的讨论,要进一步深入且能达到更多一些共识,需要在伦理学基本理论上,如对道德的本质、特点和功能作用问题,主流道德和非主流道德、非主流道德和违法犯罪的关系,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和明确上下工夫。同时还要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情况及其发展趋向做出正确的、科学的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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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肖毅、夏湘远:《关于“亚道德”问题的思考》,《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2期。

(来源:《道德与文明》2005年05期。编辑录入: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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