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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淳】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宗族伦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140 次 我要收藏

宋代在中国伦理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伦理从思想走向社会、走向实践的时代,儒家伦理终于实现了大众化或普遍化。
一、以宗族为平台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伦理传统是通过宗教来实现的,宗教为伦理生活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担保了伦理的实施,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均是按照这样一个平台来展开其伦理生活的。具体而言,它通过教会、教区、教堂将人们召唤和聚拢在一起,由此形成一个共同的集体。这个共同的集体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道栅栏,将其成员如同羊群一样围或圈在一起,而后有“教养”亦即过伦理生活的可能。与亚伯拉罕伦理系统的宗教平台相比较,中国社会的伦理并不是以宗教为平台。那么中国社会的伦理是以什么为平台呢?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最为典型的样式,它是以宗族为平台。
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特点或组织形式是普遍的聚族而居。按照徐扬杰的说法,所谓聚族而居是指:已经分裂或派生成个体小家庭的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世代相聚在一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受一整套规范制约的社会组织[1] (P309)。这样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在宋代以后遍布全国各地,如浙江临安地区,农民安土重迁,一个家族至几十代都聚居在一起,从不远徙他乡;江苏苏州地区,兄弟分家后都围绕祖宗的庐墓居住,故一村中同宗同族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安徽宁国地区,城乡都聚族而居,族丁大多成百上千,盛者至万余[1] (P310,311)。在这种聚族而居的过程中,甚至还造就了不少累世同居于一所房宅之内的大家族,如德安陈氏,全家人口有数千之众;又如青阳方氏,仅居室即有六百间之多[1] (P310,311)。这样一种基层社会和组织是通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维系起来的,换言之,其是一种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家族或宗族形式[1] (P310,311)。因此,在这里,宗法制度是其核心。宗法制度在中国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商周王室的宗法制度,第二个时期可视作是汉唐贵族的宗法制度,而自宋代始,中国社会的宗法制度步入了第三个时期,即形成了十分典型的平民宗法制度。就商周特别是周代王室的宗法制度而言,其内容主要体现为:在宗族内部家族之间用于区分或明晰枝干流脉的大小宗制度、在宗族或家族内部权利继承和地位确立方面的嫡长制度、与宗族或家族绵延相关的祭祀制度等。在这方面,宋以后的平民型宗法制度基本相同。不过,宋以后的平民型宗法制度还发展出或建立起如下制度:用于记录宗族或家族延续和繁衍脉络关系的族谱或谱牒制度、作为收族续宗经济基础的族产制度、作为负责子弟教养和英才深造的族学制度,以及用于明辨礼仪和约束行为的家法族规。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以后中国社会这样一种宗法制度的普遍建立和推行亦即平民化过程中,思想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北宋中叶,有感于南北朝及隋唐以来基层社会组织的散漫和无序,有感于由这种散漫和无序进一步造成的礼仪的失范及伦理的失落,士大夫与思想家们以“敬宗收族”作号召,重新祭起宗法制度的旗帜。如张载《经学理窟.宗法》讲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河南程氏遗书》卷17《伊川先生语》讲道:“宗子者,谓宗主祭祀也。……凡小宗以五世为法,亲尽则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则见为宗子者。虽是六世七世,亦须计会今日之宗子,然后祭其父。”这些思想在当时影响极为深刻。北宋仁宗时期,欧阳修编纂了《欧阳氏族谱》,苏洵编纂了《苏氏族谱》,由此开后世谱牒编修之风气;与此同时,仁宗时期,许多士大夫又广置族田,如欧阳修的义田,族田之目的或用途在于建立族产,赡养族人;家庙或宗祠也随之产生,至南宋朱熹撰《家礼》,祠堂最终获得了全面推广[2] (P21-24)。“所以人们在实际上用来实践敬宗收族的方法,是建祠、置田和修谱。祠堂用以尊祖敬宗,族田、家谱用以收族,即是说,祠堂、家谱从精神上,族田从物质上团聚族人,形成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1] (P306)因此,可以这样说,起自宋代的体现为平民性宗法制度家族或宗族形式是在思想家们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干预的情况下实现的。同样,这种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有思想家们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干预,基层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必然会被打上思想家们的深刻印记。
以上即是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若对此做进一步的归结,则其体现为:在宋以后的中国基层社会,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或宗族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它成为构建古代后期中国社会的基本形式,或者说,家族与宗族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单位。在这之中,原本属于王室和贵族的宗法制度下移并最终趋于平民化,这意味着,当年属于王室和贵族的“礼”——宗法制度,现在已是及于庶人。总的来说,无论是家族或宗族这一组织模式的普遍建立,还是宗法制度在社会层面的广泛落实,都意味着在社会基层秩序整顿的实现或完成。这些即构成儒家伦理普遍落实或展开的稳定而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族规以立伦理
亚伯拉罕宗教系统的伦理,通常称之为宗教伦理,与此对应,中国宋以后的社会伦理,我们可以将其叫做宗族伦理。在亚伯拉罕宗教系统中,伦理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种律法,比如犹太教的摩西十诫,当然,犹太教的律法不止于此。与此相比照,在中国宋以后的社会,这种律法即体现为族训和族规。换言之,中国宋以后社会普遍出现的族训和族规就伦理内容而言,是与亚伯拉罕宗教系统的律法规定相一致的。它们都提倡过一种具有伦理意义的生活。以下让我们来看几则族训与族规亦即宗族伦理的案例:
第一例,是北宋时期临安钱氏《谱例》。以下是其主要条款:“首立宗谱,当以孝敬为先。下气怡声,承颜养志。父母有事,为人子者代其劬劳。使有疾病,不脱衣冠而养。违者罪之。凡宗族当循次第,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子孝父慈,兄友弟恭,礼亦如一。背者以不孝、不悌论。凡族长当立家规以训子弟,毋废学业,毋惰农事,毋学赌博,毋好争讼,毋以恶陵善,毋以富吞贫。违者叱之。”“宗族子弟读书,当择名师训之。宜遵礼法,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资质异常者,当荐拔之。子孙为僧、为道者,当于名下直书:‘某人子出家。’不入大宗谱内,以绝邪道。宗族子孙,士、农、工、商,各尽其职务。宜勤俭,毋得怠惰坏事,以玷祖宗。违者罪之。”[3] (P252,253)
第二例,《盘谷高氏新七公家训》,其中如“敦伦理条”:“仁民爱物,固大道所必周;而饬纪敦伦,尤当务之为急。故谋国则当尽忠,事亲则当尽孝;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兄爱而友,弟敬而顺;以及忠告善道之忱,睦婣任恤之行,均无可忽。倘一端偶缺,即不得为完人,尚其勉旃。”“守俭朴”条:“衣服但取适体,何须美丽。饮食但求充饥,何须精凿。居室但求容身,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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