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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维】加强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人际和谐关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44 次 我要收藏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决定》还指出,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说明人际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与重要标志。道德从来就是推进人际和谐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加强道德建设,建立人际和谐关系,对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树立人际和谐关系的精神支柱
在道德建设中确立积极向上、具有引领功能的精神支柱,亦“最高善”(至善)的确立,将直接关系人们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提升,对和谐人际关系构建具有统摄作用。研究表明,精神支柱或“最高善”并不具有直接现实性,而是与现实有一定差距的“应该”,是理想目标和价值追求的体现,具有主体性。因此,与人际和谐相关的精神支柱的追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个体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生的思考与选择,并据此确定价值、或最高价值所在——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精神支柱的确立也就是理想、信念的确立,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是最具急迫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之一,也是和谐社会及和谐人际关系构建中必须切实解决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决定》为和谐社会明确界定了它特有的性质,即其并不是一般冲突较少、矛盾舒缓的社会,而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其不可更改的基本性质;并且要在坚持这一性质的前提下,做到冲突较少、矛盾舒缓。无论在当前、或在和谐达到更高程度的未来,社会主义性质都不可削弱或偏离。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相联系的。《决定》的这一界定,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人际关系,必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最高、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在加强道德建设中,精神支柱的追寻、“最高善”的确立,都不能脱离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以,能够作为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精神支柱的,能对亿万中国人民产生思想统摄与引领功能的,绝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而惟有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及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理想人生,才可能与之相匹配、相适应。
目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社会转型造成的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改变。道德“失范”的状况在各行业、各阶层都有发生,社会道德风尚亦深受其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原有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统摄功能弱化,作为道德核心的终极价值——“最高善”或模糊、或崩溃,致使神圣的不再神圣,崇高的不再崇高。与计划体制有关的统一规划、服从命令、公而忘私等道德价值,在现实中遭到冲击,不仅对社会现象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也与市场经济强调的“理性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有所冲突;同时,形式主义与“假大空”的道德说教,也遭到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厌恶。与市场及商品相关的价值观念、西方的种种思潮,良莠混杂,则藉大众传媒迅速传播,造成一些人思想迷乱。少数党的领导干部丢失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沉溺于权力、金钱的攫取,造成了影响恶劣的腐败之风。
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大力推进理想信念的确立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其中,共产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应是三大重点人群。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须以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最高要求,不可降低混同于一般群众。要强调的是,以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信念,与一般理想信念有很大不同,是政治性很强的理想社会信仰,是共产党人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和重大社会责任所要求的。这一理想还须与共产党人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见之于行动。与此同时,根据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也要提出符合他们实际的、道德境界高低有别的、价值追求有所差异的、多元、多层次的理想信念要求。但即使多元理想信念虽有层次的区别,也应是积极向上的,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一致的,并有助于激发社会成员创造力的。如此,才可能成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与和谐社会必要的精神支撑,社会整合亦能有所成效。
二、确立人际和谐的三个伦理原则
加强道德建设,推进人际和谐须以相应的伦理原则为指导。根据伦理学研究及中国实际,与人际和谐相关的主要有三个伦理原则:公正、关怀、尊重。
(一)公正原则
《决定》指出,和谐社会建设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显然,公平与正义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人际和谐建立中必须遵循的一个伦理原则。对公正的探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世界伦理学的中心。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将之称为“公平的正义”(注:这一提法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1971年出版)一书中提出的。),并将其主题确定在社会制度方面——与公民基本权利分配有关的政治制度及与公民收益或利益分配有关的经济制度。“公平的正义”要解决的,是运用正义的制度,调节因人们最初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公正。从这一角度看,公正原则须与一定社会制度相联系,故也被称之为“制度正义”——根据一定的制度去推进公正、改变和调节不公正;同时,又依据对不公正的调节效果来衡量制度的公正性。因制度是与一定社会结构相联系的,所以公正原则也可看作是制定制度(广义的制度包括法律、法令、政策、规章等)或改变社会构成的伦理原则。毫无疑问,这一原则对和谐社会及和谐人际关系构建至关重要。目前,我国虽已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地域、职业、阶层等差别也将长期存在,贫富差距在这一时期不会消除,有可能还会拉大。这些,不仅可能造成不同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心理隔膜,也可能形成一些包含利益冲突的社会对立。长期存在城乡、工农业、体制内外的二元结构,虽经改革但还未有根本性的突破。由此形成了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身份”,进而使他们的实际权利不尽一致,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目前,最突出是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不公正分配,也是群众最关心、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教育平等是社会平等的起点,法律也早已规定我国公民拥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参差不齐,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实际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偏远、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在设施、师资、教学质量等方面,与城市和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不尽公正的教育制度制约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是造成人际不和谐关系的一个负面因素。同样,公共卫生资源的不公正分配也较严重。
毫无疑问,这些因社会造成的个人和群体不平等的状况,具有“最初”的性质,即其是因某人出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家庭造成的,社会制度并未予以有效调节,致使不公正扩大,不仅影响了个人发展,也加剧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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