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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青山】当代德性伦理学的两种形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314 次 我要收藏

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核心问题是基于规则的(rulebased)伦理学与基于德性的(virtue-based)伦理学的地位的争论, 其实质就是关于规则与德性之关系的争论。根据这些争论的不同, 德性伦理学可以区分为道义论的(deontological),温和的(moderate)和激进的(radical)三种类型。道义论的德性论将德性理解为一种可以普遍化的准则,而温和的德性论主张基于规则的伦理学和基于德性的伦理学是平行的或互补的,激进的德性论者则认为,规则可以还原为德性,应该以德性论来取代以往的伦理学①。而斯戴德曼(Statman)将德性区分为道义论的(deontological)和目的论(teleological):“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的德性伦理学:目的论的和非目的论的(或道义论的)。在目的论德性伦理学家看来,德性是用善来说明的,而善的界定却是不依赖德性的。在非目的论德性伦理学家看来,‘关于德性特质的基本判断的说明,则完全基于德性自身,而不必诉诸任何非德性的善’”。[1](P13—14)
然而,不管哪种德性论,它们的核心词汇都是“品质”(character),由于当代德性伦理学对“品质”一词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将它们区分为历史主义德性论和经验主义德性论两种形态。
在第二版《德性之后》回答批评者的跋中,麦金太尔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曾有,或现在是否有就道德而言的道德?”“当然,康德相信他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重要的是,弗兰肯那所捍卫的分析的道德哲学和我所捍卫的历史主义类型是对康德先验性回答的主要的批判性反应。”[2](P334) 在这里,麦金太尔明确承认自己的道德理论是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也就是承认自己的德性论是历史主义的德性论。至于他所提到的分析的道德哲学,事实上就是他所批评的情感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道德理论,因为分析的道德哲学家与经验主义、准确地说是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析哲学在许多方面既是经验主义的批评者,又是他们的继承者。[3]”所以,我们可以将情感主义的道德理论看作是经验主义的道德哲学,或者,情感主义的德性论就是经验主义的德性论。
我们将在下面的论述中概述各自的特点,并以此作为我们作出该区分的进一步的依据。
一、麦金太尔的历史主义德性论
麦金太尔首版于1981年的《德性之后》在当代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说,它发动了伦理学中所谓的“德性转向”[4](1228al)。在该书中,麦金太尔的德性论分析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从对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的道德理论的批判出发,二是通过对荷马时代以来的德性传统的历史考察来建构自己的德性理论。
在麦金太尔看来,当代的道德危机和道德分歧源于此前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情感主义认为,伦理判断最终是对情感或态度的识别与描述,那些共有的准则不过是乔装成理性的情感认同。在情感主义那里,道德的分歧本身就是合理的现象,或者说道德相对主义本身就是合理的。这正是现代道德危机的根源。
为了克服情感主义所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 麦金太尔特别强调了“品质”(character)这个概念的历史意义。
Character是一个词义丰富的语词,它可以表示特征和特性, 也可以表示人的性格、品质,而它最初的含义是指戏剧中的角色(中译将该词译为“特性角色”)。麦金太尔明确地表示,他是从戏剧中借用了这个隐喻,它表示一种被观众能够一下子就识别的角色:“这些角色的理解在于被提供的一种解释扮演者行为的方法,恰恰因为在演员本人意图里有这样一种同样的理解;并且,剧中其他演员都具体参照这些中心角色来规定他们自己的作用。”[2](P37)
麦金太尔希望用这个概念来表示一个既区别于社会角色(如职业的或家庭的)又区别于个人或个体的特殊的角色,它能够代表特定文化、特定社会和特定历史的一般特征:“character是其所处文化的道德代表,这是因为,通过这些character,道德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理论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具体化了的存在。character是道德哲学戴的面具。”[2] 但是,character并不是一个抽象化了社会角色,而是在社会中可以找到其具体代表的社会角色,如古希腊时代的战士,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公立学校的校长,德国威廉明娜时代的普鲁士官员、教授和社会民主党人。
character与社会角色的区别在于, 社会角色因为社会分工而呈现出多样性,但character只是特定社会中较为特别的那些种类, 它能够代表这个社会的一般特征,用一个文学批评界使用的术语来表达,它可能就是“典型”——它是一个社会的典型,是特定历史的典型。character与个人或个体的区别则在于, 个体是自我的,它所承担的角色是可变的,并且有时还是相互冲突的(一个人在充当一定的角色时,可以是他自己不情愿的),而character是那些承担了特殊社会角色的个体。character 代表着某个社会的理想:“一个特性角色被某种文化的成员或这种成员的重要部分视为目标。这一角色为这种文化的成员提供文化的和道德的理想。”[2](P154)
我们可以看到, character 成为了特定社会的道德的承担者。 事实上,character就是被社会和文化决定了的自主的社会角色,更进一步地, 我们可以用唯物史观的语言将character 解读为自主地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或物质生产条件的代表,因为“character在道德上证明了社会存在的一种样式的合理性。”[2](P194) 正是因为character之产生于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 它就不同于情感主义的随意可变性,它所承载的道德就不再是一种主观的态度,而是有其客观的历史确定性。
character所具有的道德品质事实上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德性,因此, 麦金太尔自然而然地就由此进入了其德性的历史分析。麦金太尔将西方的德性形态区分为几个重要的历史类型:荷马时代英雄社会的德性,雅典的德性,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中世纪的德性和近代以来的种种德性。在荷马时代,德性是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身份的象征,“不仅由于它是个人的品质,也是维持一个家庭和共同体所必需的品质”。[2](P351) 在那个时代,“判断一个人的德性和恶的依据,在于他在具体环境中所做的具体的行为;因为德性就是维持一个充当某种角色的自由人的那些品质,德性就表现在他的角色所要求的行为中”。在荷马史诗中,德性所表达的是任何一种卓越,体力的或智慧的。在那个时代,力量是卓越的核心,因此,勇敢就成了其时代的主要德性,而这种德性又与那个以武士为character的英雄时代是历史地一致的。雅典时期有一套独特的德性体系:正义、友谊、勇敢、自制和智慧;而这些在某种程度可能发生分歧的德性与当时的城邦制度是紧密相关的,也与当时以绅士作为特性角色的社会有关。因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独特的历史地位(它继承了雅典甚至更早的传统,也一直深入整个中世纪)以及它对麦金太尔德性论的决定性影响,麦金太尔将它当作一个特殊的德性论历史形态来看待。亚里士多德将德性看成是与人的终极意义相关连的东西:“有意图的选择,其目的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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