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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文 余杰 廖加林】对弱势群体问题的伦理探索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243 次 我要收藏

一、弱势群体现状的道德尴尬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社会和经济急速转型,某些阶层由于具备某种优势或权力,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相对增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上升,成为新的“强势群体”;某些阶层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成为弱势群体。他们创造财富、积聚财富的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水平和能力都比较差,在社会地位、各种权益维护方面处于不利处境。因此,他们要比其他人承受更多的风险和压力,成为整个社会需要同情和关爱的对象群体。
弱势群体由几大类人员构成。一是农民工。农民工干的是城市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险、差的活,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盖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自己却长期住在低矮潮湿昏暗的工棚;他们装饰了富丽堂皇的宾馆酒店,自己却无法在里面享受;他们修起了宽阔的城市街道,自己却经常在街道上遭受城市“贵人”的白眼;他们建起了城市漂亮的学校,而他们的子女却被排斥在外不能进入读书;他们创造了城市的文明而他们自己却只能远远地游离于城市的文明之外;他们创造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奇迹,而他们在“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帮助、文化服务、交通、通讯、公共信息等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国家的公共服务可以享受”[1]。大约有1亿2000万的农民工,工作环境恶劣,权益没有法律保障,生活环境差,社会地位低下,受歧视。农民工“实际上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军,成为城市的一员”。“大量农民工入城就是非农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直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仅湖南省2002年农民工创造财富达408亿元,接近湖南省全年的财政收入。他们不仅提高了农村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数百万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平衡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新兴力量,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2]。二是下岗失业人员。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大多年龄偏大、女性偏多、文化程度偏低、缺乏一技之长、再就业能力偏低,生活水平低下,承受着再就业的压力和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三是“体制外”的人员。包括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也没有固定工作单位,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这部分人工作难以稳定,收入低、生活困难,不仅没有组织的依靠,而且也享受不到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福利和社会保障。四是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农民和生活在低收入线以下的农民。“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平均年收入865元为准)为6000万人,两者相加为9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左右。”“2001年,在贫困线(865元)以下的人在农村居民中所占比例为19%左右,人数1.5亿人左右”[3] (384~385)。这部分农民收入低、文化水平低、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差、社会地位低、各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再加上因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用地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就成了当今农村人数众多的新的弱势群体。
综合上述几类弱势群体的总人口数在3亿人以上。在追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中国,他们的生活处境是非常的困窘的,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处于道德的尴尬状态:
第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群体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正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的主要群体。在一个正常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员一般多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和社会竞争能力的人群。但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问题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原本是国家的政治基础和主要阶层,因为体制的变更、社会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成了改革和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有调查显示,在城市居民心目中,在改革中受益最少的群体排在第一位的是工人,第二位的是农民[3] (385)。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和根本改善的话,一个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成为弱势群体的主体阶层怎能发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呢?
第二、中国是一个崇尚劳动、认为“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国民从小就受到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教育的国度,但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和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却沦为了“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弱势群体”。城市工人不但面临着“减员增效”所带来的压力,而且还要面对“换员增效”的压力,即用廉价的、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农民工”来替换相对成本较高的现有工人的压力。面对失业、下岗,工人尤其是原来的产业工人——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人阶级,处境相对来说更为艰难,是新时期城市中的真正的无产者。农民的劳动更是贬值,不仅农民的农业收入相对下降、各种负担沉重,而且“农民工”的收入十几年来没什么增长,像东南沿海的“农民工”月收入十几年来一直维持在500元左右,而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工”月收入只有150元左右[4] (193)。残酷的现实令“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美德教育遭遇了空前的道德尴尬。
第三、弱势群体由于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个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处境艰难,深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扰,使社会主义的最高道德目标——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弱势群体不仅其基本生活需求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得不到满足,基本生活的满足程度以及个人发展的机会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低于或少于社会的平均值,而且还必须面对改革深化和社会发展分化所带来的新压力。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保障等都要自己负担,压力很大,他们对于家庭事故和灾害缺乏基本的抵御能力,对于社会风险在经济上和心理上承受能力较弱,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心理负荷沉重,具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受歧视感和社会生活的边缘感。这样的道德现状不仅有损弱势群体的人格发展和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的健康成长和价值趋向。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最高目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处于道德尴尬状态。
第四、弱势群体的处境使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公正遭遇了严重的道德挫折。所谓公正主要是指同一社会中的个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在权益上的平等以及该社会中所有的人在遵守法律和各项政治规则的义务方面的平等。它的本质含义“是均衡与合理
,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时,遵循不偏不倚的原则,给有关的每个社会成员以均衡的条件、平等的机会、适当的利益,从而实现权利与义务的最佳统一”“公正的直接目的是以人们之间的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均衡、合理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5] (190)。因而公正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6] (1)因此,公正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特别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是以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以公正为社会实现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强有力的保证机制的和谐社会。然而,在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社会和经济急速转型的过程中,弱势群体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他们对于家庭事故和灾害缺乏基本的抵御能力,对于社会风险在经济上和心理上承受能力较弱,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心理负荷沉重。这就违背了平等自由、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这一现代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二、漠视弱势群体的道德危害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不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是每一个有社会同情心的人的美德再现。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人甚至个别领导干部却无视或漠视弱势群体基本权益。据湖南《潇湘晨报》报道:浏阳市航运公司周某在浏阳市政府进行城市改造拆迁时竟然丧尽天良地侵吞一个82岁孤寡老人刘金贤的6000多元拆迁补偿款,刘金贤身边无儿无女,退休后只能靠每个月400元的生活费过日子,后来房子被拆迁了,要到郊外去每月花100元的房租租屋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老人以终生房产换来的“救命钱”也被这个泯灭良知的周某给侵吞了[7]。又据《中国改革.农村版》报道:在城市化进程中,全国失地农民超过2000万人,高峰时期达3000万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丧失了土地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失去了养老依靠、失去了子女上学的经济来源,成了新的弱势群体。可是,我们的基层政府和干部对这些失去了土地农民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他们不仅用低补偿标准对付农民,而且用低标准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又高价买给开发商,政府成了土地的“投机商”,有的还任意地克扣、侵吞和截留农民的征地补偿款,农民想请律师讨个说法还遭到政法干部的威胁和警告:“你们告到天上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你们想想,天下是共产党的!法律是共产党制定的,你们拿着共产党的法律告共产党的政府,能赢?”[8]。
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比较重视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而忽略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社会成员平等自由、人人共享和普遍受益的基本权利,甚至为了近期的政策目的和个人的政绩仕途,无视或漠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这样势必给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道德的危害和政治的不利影响。
(一)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基础
从历史上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才能带动广大民众赢得民族独立,推翻旧政权并获得执政地位。建国以后,也正是由于顺应了中国民众的根本要求,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成就,使民众得到了真正的具体的实惠,奠定了牢固的执政道德基础,因而才赢得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才能经历并顶住了国际国内的各种惊涛骇浪。显然,能否确保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体阶层的根本利益,能否使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不断地得以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否继续保持其执政地位的道德基础和关键因素。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是社会的主要群体和主体性力量,如果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弱势化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那么,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道德基础和社会阶级基础势必会被严重地削弱,使得党群关系的道德基础受到动摇,政府为民谋利的道德形象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二)抵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德动力
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重新整合,每个社会成员都会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个人能力去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由于他们缺乏资金、技术、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于是在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相对减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并且仅仅靠自己的力量很难以摆脱劣势地位。一方面是社会强者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极大的利益,而一方面却是社会弱势群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获得的收入还难以维持生计。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改变弱势地位的现实使弱势群体面对改革产生强烈的社会挫折感。而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常常发生,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弱势群体觉得“共同富裕”的道德目标虚无缥缈或遥遥无期,觉得自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这种强烈的受挫情绪容易使他们对生活失去信心,就更谈不上加强他们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德动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道德目标应当是以人为本特别是应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本位,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做出了郑重承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惠及十几亿人口”。但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成了弱势群体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缺乏基本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自己基本的家庭财富难以得到可以预见的必要积累,意味着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有效地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道德动力的抵消和损伤。
(三)挫伤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道德动因
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不断加强,结构调整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以及初次分配秩序混乱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弱势群体不断扩大。弱势群体在中国社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即期消费欲望被严重压抑,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社会内需不足,消费欲求萎缩。同时,对于弱势群体而言,由于他们所占社会资源和本身能力的限制,往往处于竞争社会的最底层,很难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相反,却最先且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利益的受损使弱势群体对改革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和被剥夺心态,于是这种心态阻碍了他们参加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也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勤奋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道德动力。令人担心的是,弱势群体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劳动者,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就很难顺利向前推进,也就失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德意义。
(四)危及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安全运行
漠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必然会使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增进呈相反方向发展而不是同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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