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转播到腾讯微博

你的位置:首页 > 伦理学

【赵炎才】清末时论中“义利”说述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21 次 我要收藏

清末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正经历着时代裂变,与之相适应,诸多传统观念亦发生近代转化,其中“义利”说的近代嬗变颇为突出。迄今为止,学术界多侧重于探讨自鸦片战争至清末间传统“义利”说近代演化的历史过程,视“义利合一”为传统“义利”说的近代型。如此诠释虽触及其一定内在实质,不乏其历史合理性,但仍偏于简单化,无法洞悉其复杂的文化内涵。事实上,“义利”说的近代嬗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客观上决定其过程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本文拟以清末时论为中心,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社会文化角度对此作进一步考察,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说实际涉及群己关系,即如何以普遍规范协调个体与整体利益。其中的“义”为一般道德原则,而“利”则泛指功利。众所周知的义利之辩从价值观上体现的是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之争,在本质上具有抽象道德与具体利益两重涵义,分别体现的是理性诉求与感性需要。作为儒学价值观的核心内涵之一,“义利”说的原初之义蕴涵着积极合理价值,对铸就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伴随其制度化逐步加强,它在理论上的偏颇之处亦愈演愈烈,如崇尚道义至上、肯定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而对功利却表现出极度冷漠乃至排拒。如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则是此一思想的突出表现。而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颇为明显,以致重仁轻智、崇德贱力、尚义薄利成为主要价值导向。清末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化格局发生深刻裂变,时人置身于其中,努力探寻振兴中华、走近代化之途。为适应现实社会需要,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他们对此作了相应的近代学理诠释。究其大要,主要有以下数端:
首先,重新审视传统“义利”说、挖掘其合理价值。清末时人从理论上契入,力图恢复传统“义利”说的本来面目,明确肯定其所蕴涵的谋利思想的正当性。有论者指出:后儒曲解先儒之深意,言孟子开口即言仁义而不言利。宋儒释为计利则害义,谓利为人欲之私,故孟子力遏之。不知孟子所谓先义后利即西儒公益公利之说,惟其重在公益公利。[1] 此言大有破除宋儒之陈说,实行拨乱反正之韵味。对宋儒之言,梁启超也道出了自己的主张,指出:“汉宋以后,学者讳言乐,讳言利。”其实,“乐利”并非完全为道德之累,强调“因噎固不可以废食”。[2] 如此肯定“乐利”之表述更为简洁明快。对以谋利为诟病的传统识见,1896年的《申报》公开载文作了新的理论诠释,认为“利”包含义外之利与义中之利。前者为“公其利于人而合乎义”,后者为“私其利于己而悖乎义”。一般而论,“利”为人所同欲。而欲一人独私其利则人与人争利,而倾轧之端启,害早伏欲利中,不至尽丧其本有之利不止。故义外之利正不可谋。比较而言,公其利者则不然。其利之被者广,所垂者远。因此,义中之利不可不谋。必谋之而利始溥。并结合西方社会事实,指出:“今观于西人其所以谋利者,非即所谓公其利于人而合于义者乎?”[3] 如此结合中外学理将“利”作内外解可谓大胆的理论突破,使传统“义利”说的合理价值得以彰显。还有论者将“利欲”区分为仁义与货色两类,认为“苟其为利,仁义之利,虽贪何害?”[4] 这里的“仁义之利”显然具有兴天下之利、利济苍生的韵味。时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努力,革命派积极投身于革命等实际上体现了对“义中之利”、“仁义之利”的追求,是国家道义的外在表现。
其次,谋求中西融合,公私并重、义利合一、权利义务相均。所谓公私,汪康年界定为:公则兼为人,私则专为己。[5] 而对“私”之合理价值,时论作了明确的肯定。在《浙江潮》看来,“私之一念,由天赋而非人为者也。”[6] 而对公私关系,严复赋予近代学理色彩,强调: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惟公乃有以存私,惟义乃可以为利,强调义利合。[7] 而康有为也从传统文化角度作了释义,认为“义以事宜”,说“礼无定而义有时,苟合于时,义则不独创世俗之所无,虽创累万年圣王之所未有,盖合事宜也。”[8] 在革命派中,类似之论亦不乏见。韦裔在《民报》声言:“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公利,不能背驰。惟人己互利,大利乃成。”[9] 即使当时持论比较平和的《东方杂志》也强调天下无独利之利,必两者俱利,而后其利乃完。故利他即以自利。[10]《浙江潮》甚至说:私为公之母,私之至则为公。[11] 如此“义利”说既挖掘了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又以西方近代“群己两利”为依据,显示出与传统主流“义利”说之别,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性。
事实上,此一新“义利”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韦裔指出:近人休宁戴氏,以为理寓欲中,惟给民求,遂民之欲,斯能推己及人,扩私为公。盖以利导民,自戴氏始,故不以利己为讳言。然综其大要,则在人己交利。欧洲伊壁鸠鲁以为人之本性,不外趋乐避苦。故以利害为道德之本为乐利派。近世英人边沁以为兴利,当衡其轻重厚薄。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公利,不能背驰。惟人己互利,大利乃成。推其意旨,盖以非利物不能利己,则仍以利己为本位。[12]《东方杂志》亦言名与利并行不害。[13] 在这里,时论将中外积极合理思想融合起来,展现出传统“义利”说的近代雏形。为此,时人主张权利与义务、利己心与利他心统一,因为一人生存于社会,既要张其权利,又要自尽其义务。前者为天然利己心,后者为利他行为,亦即利己之变相。[14] 在他们看来,义务与权利密不可分,二者需要统一。[15] 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实际需要,带有明显的理性色彩。
复次,政治追求宜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导向。时人虽在理论上主张义利合一,但仍积极继承传统“义利”说之精华,重新诠释“私”、“利”之内涵,强调应私于国、利为公,重“公”重“义”为政治之必需。在他们看来,所谓“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君私其君国,民私其家,是为狭义之私。而君私其民,民私其国,是为广义之私。就私本身而言,它为爱情之所发,爱愈甚则私愈甚。故在上者必先尽其相爱之意情,然后相附愈密,相切愈坚,合全国如一家。然对于一人,则私其身。对于社会,则私其群。对于国际之交涉,则私其国家。对于种族之兢争,则私其同种。万眼一视,万众一心。“今欧美诸国得合群力以睥睨一世者,皆食私之一字之效果也。”[16]《浙江潮》也指出:东西儒哲,著书立说,昌言大号,以震撼其国民之精神,不曰独立则曰自主,不曰竞争则曰爱国,要其归宿,则亦私之代名词而已。在它看来,一国之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循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务求国权日益伸,民力日益涨,民气日益奋,种界日益峻,以出而制胜于外人、外国、外族,虽至断头折胫,夷丧遍野,血流成渠,不稍退悔。“是岂有他哉,亦由于自私自利之一念,磅礴郁积于人人之脑灵、之心胸,宁为自由死,而必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


分享到:

版权声明:版权归 哲学网:哲学学术门户网站,Philosophy,哲学家,哲学名言大全 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zhexue.org/f/lunli/1539.html

已有 0 条评论
关于我们 | 图站地图 | 版权声明 | 广告刊例 | 加入团队 | 联系我们 |
哲学网编辑部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采用Wordpress架构,采用知识共享署名进行许可
官方邮箱:admin#zhexue.org (#换成@)索非制作|优畅优化|阿里云强力驱动
ICP证号:沪 ICP备13018407号
网站加载0.857秒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