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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岭 魏梦太】中国善恶观的演变与前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34 次 我要收藏

“善恶”是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人们对“善”的理解,由于视角的不同、文化的区别以及语言的差异等原因,造成了诸多不同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美同意”[1] (P140);《辞海》列出善良、美好、友好、擅长、容易、多、修治、爱惜等多种含义;平常人们一般指良好的道德而言。善恶问题是道德生活的主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2] (P433-434)本文试图简要勾勒中国伦理善恶观演变的线索,评析其论争的主要问题,并对其未来发展予以前瞻性展望。

中国伦理善恶观念从古至今经过了一系列演变过程。
原始社会判断是非,以符合群体共同利益者为善。奴隶社会周公把“礼”作为辨别善恶的准则,“善恶”观念开始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从理论上对自己的伦理主张说明和论证中,“善恶”学说的体系开始形成。儒家以内在的心性界定善,道家以顺自然之道规定善,墨家以重众人之利评价善,法家以法代替善,等等。这些思想都为中国传统伦理善的发展和丰富提供了不同的理路和契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
秦汉以后,董仲舒使儒学伦理思想独尊地位得以确立,但其间也不乏如王充对天道权威的驳斥。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在善恶观上的主题,是遵循道家,崇尚自然。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已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对于理欲关系、善恶标准、道德觉悟和修养途径都丰富了我国伦理思想。中唐以后韩愈、李翱等开始了对佛学和玄学的批判,力图以复兴儒学来挽救社会的危机。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创立了以伦理学为主体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则是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善恶观本身包含两个难题:一是天理为善与气质之性禀赋有善有恶的矛盾;二是天道为本体与个体修养之间的矛盾。为此,陆九渊、王阳明将客观的“理”变成了主观的“心”,人的良知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在理学伦理思想产生和兴盛的同时,产生了反理学的伦理思想。北宋有李觏及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南宋有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明末清初有李贽、王夫之、戴震等启蒙思想家对理欲、义利关系的进行重新界说。
中国近代善恶观在理论上也是围绕着理性、经验与人性论而展开。“五四”后,善恶观的现代发展呈现出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之争,前者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后者是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新儒家。马克思主义善恶观同时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并呈现出勃勃生机。
中国伦理善恶观念在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论争。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善恶的起源,主要就是人性论问题。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 (P140,《论语.阳货》),没有讲到性的善恶问题,战国时期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有四种看法:孟子讲性善;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世硕讲性有善有不善;荀子讲性恶。汉代董仲舒讲性有善有恶,即性善情恶;扬雄讲“人之性也,善恶混”;王充分性为三品,说人性有上中下之差。唐代韩愈也讲性三品,但说法与王充又有别。宋代出现人性二元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仁义礼智是人心中所具有之理,是性中固有的天赋之理;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人的肉体欲望有可能做坏事。清人王夫之否定了人性与生俱生、永恒不变的理论,提出了“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4] (《太甲二》)的新学说。清末康有为接受了近代西方人性观,认为求乐避苦是人类共同本性;谭嗣同提出“天理善也”[5] (《仁学》),人性与情欲皆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人性的阶级性,否定在阶级社会里有永恒的善恶观念,认为伦理思想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应该从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需要中去探求善恶产生的根源。
二是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它涉及到善恶原则问题。义是道德原则,利是物质利益,二者是什么关系?儒家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 (P56,《论语.里仁》)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 (P160,《孟子.梁惠王上》)这包含不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有合理的一面,但讲得不够明确。墨家宣称义就是利,其所谓利明确指国家人民之大利,公利是至善的原则。董仲舒讲:“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6] (《春秋繁露.对胶西王 越大夫不得为仁》)这是极端的讲法,不切实际。义利之辨到宋代理学,演变为理欲之辨。理即道德原则,欲即物质欲望。程朱陆王都注重义利之辨,做什么事,首先要分辨义利、理欲,朱熹特别讲存天理去人欲。这是要求统治阶级中人,不要只顾自己和集团之私利,而要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人民则不要为个人利益反对封建秩序。到明末清初,王夫之、颜元、戴震等思想家讲理欲统一。五四时期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主张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则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
三是志功问题,有关善恶的评价标准。志是动机,功是效果。《墨子.耕柱》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是重视动机效果的统一。一个叫巫马子的人同墨子辩论说:“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墨翟回答说:失火了,“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7] (P332),但二人用意总有是非吧!陈亮重效果,认为汉祖、唐宗建立了功业,即使其动机不合义理也没有关系;朱熹重动机,不顾效果,认为唐宗“杀兄劫父代位”,不合封建礼法,是完全出于私欲,所以即使有“除隋之乱”等功业,那也“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所以不能以成败论是非,只讲效果,不顾动机和手段。陈亮重效果不重动机,要肯定汉唐;朱熹不顾效果,只责动机,要否定汉唐,他们都不能将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评价。明末启蒙思想家李贽强调自立主张,对是非善恶作出自己的判断。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把是否有利于人,梁启超把是否有益于群体公益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既反对片面强调动机的唯心论,又反对片面强调效果的机械论,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效果统一论。指出“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后果”,使好的动机收到好的效果。并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善”的最高标准。
四是道德的规范,符合的便认为是善。周代的“礼”,即包括了道德规范。孔子提出“仁”作为最高原则和最根本的规范,而把孝、悌、忠、信、智、勇都从属于仁。孟子将仁义作为道德的根本原则,又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8]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即所谓“五教”,以及“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韩非虽有非道德主义倾向,但并不否认封建道德规范,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9] 董仲舒有“三纲”“五常”之说,他没有明确讲三纲是什么,但五常明确指仁义礼智信。后《含文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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