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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晨】走向伦理文化的广袤田野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53 次 我要收藏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而诞生的《道德与文明》(曾用名《伦理学与精神文明》),迎来了它的而立之年。在这30年里,《道德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刊之初,杂志只有30多个页码,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内容兼具伦理学研究、精神文明宣传和各地学会活动情况介绍,发展到现在,《道德与文明》已是拥有160个页码的“大模样”专业性学术刊物。单从杂志的容量上讲,扩充了4倍以上。从杂志所刊载的论文来说,其学术质量的大幅提升亦是学界所公认的。《道德与文明》在推进中国当代伦理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深化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探讨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道德问题、提携伦理学界新人的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道德与文明》刊载的论文涉及伦理学领域的方方面面,涵盖了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四个分支学科,亦有一定数量的讨论道德教育、道德建设以及现实道德生活等问题的论文。得益于国内伦理学者学术研究素养的不断提高,杂志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例如,对伦理学原理中具体理论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借鉴西方伦理学的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进行比较性研究、对西方伦理思想尤其是当代西方伦理学术新进展的介绍和评述、追踪国际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前沿等等,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既反映了持续前行中的中国伦理学科的学术成就,亦显示了国内伦理学者较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是中国伦理学科大繁荣大发展之幸,也是《道德与文明》继续提高刊物整体质量和学术声誉之幸。
比较而言,对现实道德问题的研究论文是《道德与文明》相对薄弱的部分。说其“薄弱”,并非是指发表的相关论文少,近些年来,《道德与文明》特别关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道德问题,刊登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说其“薄弱”,是说这类论文的“含金量”不足。所谓“含金量”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的道德问题把握不准,一些研究文章只是泛泛而论,并没有对现实的道德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往往给人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些问题有没有?有,但现实的道德问题到底是什么?又没有说清楚,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二是提出的解决现实道德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大而统之,缺乏针对性。一些学者开出的“药方”,似乎对所有的道德问题都适用,但在指导具体的道德实践时却用处不大甚至无用,高屋建瓴过之,具体入微不及。
指出上述问题,并不是要否定伦理学者在研究现实道德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事实上,一些伦理学者有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们有志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道德问题,并希望能为中国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作出自己的贡献。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学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道德与文明》刊登了多篇这样的研究论文。但是,主要以问卷调查为调研方式而得到的统计资料,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样态,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问卷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途径之一,伦理学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学术研究方法论上的拓展,但是,调查个人的道德态度、道德行为等涉及精神世界领域的事实真相远不像调查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的职业选择等那样简单易行。一个直接可以感知的现象是,人们在道德态度的表达和道德行为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或冲突的情形。一个人可以在问卷中表达出向善的道德态度,也会在问卷中表达践行道德义务的意愿,但是,当遇到实际的道德行为选择时,就可能出现道德态度和道德行为的不一致,“所说”与“所做”、“应然”与“实然”的矛盾由此产生。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一味地信任调查问卷的结果,以调查问卷获得的资料来评价个人的道德素养和社会的道德状况就可能带来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判断,而由此判断提出的对策性建议,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就值得怀疑。问卷调查是具有一定效度的调研方法,但绝不能视为唯一有效的方法而迷信之,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问卷调查在研究道德问题上的局限性,更不能以一两千份对单一或少数群体的区域性调查问卷的结果来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作出轻易的评价。
如何才能做到尽可能真实地把握现实道德生活的实际状况?问卷调查的方法论意义不可否认,但不能仅此而已,需要辅之以其他的研究方法,多管齐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色之一是微观叙事(micro-narrative)。人类学者选择的研究区域一般都比较小,诸如一个较小的社区或乡村,这样做的最大益处是能够比较详细地、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受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伦理学研究中,追求普遍性伦理的宏大叙事研究风格颇受一些学者的青睐,这不仅表现在规范伦理学研究的论文中,而且在针对现实道德问题的实证研究中亦有深深的印迹。例如,原本是一个具有相当局限性的、以问卷调查为方法的道德问题调研,往往被贴上适用于整个社会道德问题研究的标签。借鉴人类学微观叙事的研究方法,伦理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当转变普遍性宏大叙事的学术倾向,从研究一个较小社区或乡村的道德生活做起,如果通过对一个微观案例进行比较深入和具体的研究,从而了解和认识当地人真实的道德生活样态,那么,这样的伦理学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也许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但却是伦理学理应研究的人类道德生活世界的“真问题”。 众多的道德生活微观叙事集结起来,一个社会道德生活的总体状况就会变得清晰而明确。
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色之二是田野工作(fieldwork)。田野工作方法是人类学学科认同的标志,甚至被认为是人类学安身立命的基础。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区域和对象之中,亲身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了解当地人的宗教、法律或道德观念,在此基础上实现研究者设想的工作目标。在日常生活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群体或共同体所建立起来的复杂伦理关系网络和多样道德生活形态显示了人类道德现象丰富多彩的特征,人们在处理道德生活事务中的无穷的伦理智慧是有限的普遍性伦理原则所不能完全解释的。坐在书斋里的伦理学家无论怎样冥思苦想,都想象不出民间道德生活“景象”是如何的纷繁复杂和生机勃发,因此,要了解现实道德生活的真相,就必须走向伦理文化的广袤田野,眼光向下,以“淘金者般的眼光”从事现实道德问题的田野工作。
以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研究现实道德问题,能够发现生活世界中真实的道德现象和道德文化生态,通过对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民间生活习俗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民间生活习俗就是维持当地人的伦理秩序、处理当地人的人际伦理关系的地方性道德知识,这些地方性道德知识也许有别于甚至迥异于“学院式”的理性主义伦理观以及普遍性的伦理原则,然而,它们却是为当地人所自觉认同和主动遵守的道德规则。例如,在我国藏族地区,有一种解决刑事纠纷的名为“赔命价”的民间习惯法。
所谓“赔命价”是指在发生杀人案件后,双方当事人为了缓解或消除矛盾,不经国家司法程序,受害人家属向侵害人或其家属索要一定数量的财物或金钱的赔偿,从而平息命案纠纷。“赔命价”习惯法是一种非制度性的民间习俗,它存在于“情理社会”之中,遵从的是传统伦常和礼俗。与国家成文法“杀人偿命”的惩罚性正义不同,“赔命价”习惯法实现的是修复性的正义,而这种修复性正义与藏传佛教的伦理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藏传佛教伦理认为,被害者已死,如果再用杀人者抵命,等于又犯了一次罪孽,但对杀人者也不能放纵不管,与其让杀人者抵命,还不如让其对被害人家属施以赔偿,一方面可用于救济被害人家属的生活,消除被害人家属与加害人及其家属之间的仇恨,另一方面可以为死者超度亡灵。“赔命价”习惯法的基础是民间伦理文化传统,它不同于国家法律所代表的普遍性制度正义的价值取向。
期待更多的中国伦理学者自觉地走向伦理文化的田野,因为只有走向田野,才能切实地了解到普通人的道德生活状态,才能观察到民间习俗中所蕴藏的地方性道德知识,才能感受到社会道德变迁的脉动,这是研究现实道德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
(原载《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5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道德与文明》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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