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转播到腾讯微博

你的位置:首页 > 伦理学

【肖士英】从无限走向有限:德行社会调适责任合理限度的反思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33 次 我要收藏

古往今来,德行一直被作为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不可替代的社会调适资源,而着意加以开发。人们向来普遍认为,一个社会,人践履的德行责任愈深广,社会调适资源配置中德行资源的比重愈大,从而社会行为中德行愈密集、发达,该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程度就愈高。然而,无论是从社会调适效率最大化角度来看,还是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理念的角度来看,都要求改变这种施于德行以无限社会调适责任的传统认识。
一、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局限性与社会调适思路拓展的必要性
财富的稀缺性与生存发展对财富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的终极根源。由于该矛盾无法得到终极性消解,所以,德行是作为人通过自律来遵奉社会规范,以避免侵犯他人权利、扰乱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出现的社会调适资源;作为人无偿救助生存发展陷于困境者的社会调适行为,就必然是人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但受多层面因素制约,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却有着严重局限性。
德行无偿求善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扶危济困的同时,往往会阻碍德行者自身的生存发展。①此外,德行负担必然要消耗德行者扮演其他社会角色所必需的时间、精力,降低其在社会分工协作中的绩效,影响社会分工秩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限制财富积聚水平的提升,从而贻误更多人的生存发展。显然,德行这种客观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德行追求的初衷。德行对人生存发展既然既具有促进作用,又具有阻滞作用,可见,其功能具有两难性特征。德行如此两难功能相互抵消的结果,未必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总收益与总代价之差,始终有所盈余。再者,人毕竟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统一体,而道德作为人对其有限性的特定超越形态,客观上却要求人由有限性走向无限性。这一过程客观上是对人上述固有矛盾统一属性的挑战和超越,势如逆水行舟,未必能普遍有效地获得成功。这决定了德行固然是社会调适的必要资源,但决非社会调适普遍有效的、根本性的途径。
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机结合而成的社会结构,作为人活动的基本前提,对人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作用。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线、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较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2]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这种前提性约束地位,决定了它对个人行为的道德属性以及个人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发挥状况,具有根本性制约作用。合理的社会结构,能够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使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财富的创造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能够生成覆盖全社会的发达制度体系,来全面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能有效降低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求水平和人的德行负担,促进人德行能力、德行自信心和德行效率的有效提高,为人生存发展提供充分的机会和空间。相反,在缺乏合理性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源必然难以得到优化配置,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的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财富的创造效率,必然处于较低水平;社会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必然较差,从而必然易诱发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要和人德行负担居高不下,阻碍人德行能力的有效提高,挫败人的德行自信心,诱发人对德行责任的恐惧感、逃避欲。社会结构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这种根本性制约作用,既决定了德行功能的开发绝不能离开对社会结构的相应治理而孤立进行,也决定了德行的社会调适功能的有效性绝不是无限度的。
除了社会结构对德行及其社会调适功能这种前提性约束之外,人德行能力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一些德行责任,必然超出人德行能力之外:其一,被救助者的生存困境过于严重,从而德行救助责任过于沉重,以至于超出了人的一般德行能力。人生存发生重大灾难时,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二,人日常德行难以满足普遍存在的大面积的救助需要。由经济社会生活的结构性震荡所产生的大量失业和普遍贫困等情况的德行救助,就属于这种情况。
德行功能的上述局限性,决定了德行尽管是社会调适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但仅仅依靠德行,决非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的根本有效途径。因此,社会调适过分依赖德行,不但必然因德行代价而限制德行者的生存发展,而且必然使避免、化解行为越轨与生存困境的思路,陷入道德决定论的歧途。所以,必须降低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过高期待,必须放弃“有困难,求道德”这种为人所普遍认同、习惯了的社会调适的传统思路,而去探求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路径。
二、社会调适路径的根本转换与惟德行主义调适路径合理性的幻灭
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上述终极根源,决定了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可能选择的路径,无非如下几种:
其一,抑制人生存发展需要,消解德行存在的必要性,以非道德方式,来避免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出现。先哲老子就持此观点:“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3]《老子》第46章所以,治理社会的根本途径就在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3]《老子》第19章这种主张通过清心寡欲、结绳而治,以消除行为越轨的欲望基础和内在动机,使德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在无须借助德行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治理的做法,固然有其深刻之处,但由于否定了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其二,肯定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把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对德行的需要,看做是必然的,但离开其他条件,孤立地强调通过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发展困境。这是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人们所普遍选择的思路。“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4]卷上《道基第一》陆贾这种把仁德看做社会治理的本体性力量加以强调的观点,就是该思路的典型体现。该思路把德行资源的开发看做社会调适的决定因素,但因缺乏社会化、综合化的解决问题的自觉意识,因而实质上是一种惟德行主义的思路,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其三,肯定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合理性及德行对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必要性,但认为德行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只是解决问题的必要的从属条件。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的根本前提,则在于创造充裕的精神物质财富基础。显然,该思路是一种主张以创造充裕的财富基础为主,同时辅之以德行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故可称之为“综合
调适”的思路。该思路这种以消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生成根源为根本取向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它必然会普遍降低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发生强度,使社会调适所必需的德行资源、德行代价,也必然随之普遍降低。可见,该思路不但能更有效地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而且具有替代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内在功能,使更多的人能够免于德行代价之苦。
由于第三种思路着力于消解导致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终极根源,因而无疑比前两种思路能更根本地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既然如此,加之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上述局限性,那么,从解决问题思路的根本有效性,以及追求以人为本这一和谐社会根本目标高度来看,就必须把社会调适的根本思路,由热衷于在德行层面来解决问题的传统思维定势,转向以最大限度地创造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有效化解所必需的财富基础为主,同时辅之以对德行调适功能适度开发的综合调适思路上来。
长期以来,德行因其通过无偿奉献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的崇高本质,以及提高社会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显著功效,不但使人对其社会调适功能普遍产生了依赖感,也使人普遍养成了关于社会失调成因及其调适途径道德化取向的问题意识,同时普遍抑制了人们关于社会调适综合化、社会化取向的问题意识的正常发育,以至于人们能够麻木地忍受对社会结构调适功能开发的种种欠缺局面,但却对德行疲软和对德行社会调适功能开发的任何不充分现象,往往十分敏感,并予以激烈声讨。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德行就是用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的,而这种越轨和困境,也只有通过德行才能得以避免、化解。一旦出现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人们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近乎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对德行的呼唤和期待;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就习惯性地把其根源归结为德行的缺失。例如,人们对公交车上抢座位行为的普遍反应,往往局限于认为行为人道德素养不高,并希望通过道德教育来予以克服,却往往忽视了对作为问题根本成因的公交系统发展不力问题的谴责。再例如,人们习惯于从道德人格缺陷角度分析学术腐败根源,却往往忽视了对具有根本导向功能的学术评价体系合理性的反思。
总之,这种关于社会失调和调适的道德化取向的问题意识,以及惟德行主义的化解问题的基本思路,挤占了社会化、综合化取向的问题意识发育的契机和空间,忽视了社会失调问题的生成和普遍有效解决,与非道德的社会变量间更深刻、更本质的关联,必然使社会演变为一种过度道德化、过分依赖于道德的社会;必然赋予人们过于沉重的德行责任,导致社会调适资源配置比重失调,闲置和浪费其他社会调适资源,阻碍社会和谐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对德行调适功能的过高期待,从而也就必然使人们因居高不下的德行负担的长期重压,而对德行产生一定的厌烦和抵触情绪。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德行的冷漠态度,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问题思路的上述根本转换,不仅标志着德行资源调适功能的开发进入了一个具有更高效益、更人性化的时代,也标志着在社会调适问题上普遍存在着的惟德行主义的传统思路,或道德拜物教取向之继续存在的理由彻底终结了。
三、综合调适路径的内在构成与德行调适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5]上述综合调适路径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互作用高度,全方位地创造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发展困境得以根本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综合性的基本前提。就该问题的有效解决所必需的综合性的前提条件来看,该路径必然由如下内容构成:
首先,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根本有效避免、化解对充裕财富基础的根本依赖性,决定了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是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基本前提的首要内容。这一点,古人早有深刻洞察:“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6]《先醒》。若不通过发展生产力,而只是依赖德行来避免、化解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那么,这种越轨和困境的根源赖以消除所必需的财富基础就无以生成。这不但从根本上阻滞了人生存发展需要满足水平的提高,瓦解了人德行责任践履能力得以根本提高的财富基础,抑制了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必然导致本来就稀缺的社会财富,因社会调适对德行资源的过度开发,而不可避免地低水平平均化,从而必然客观地强化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赖以生成的根源,诱发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更普遍地发生。可见,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比一味开发人德行积极性更为有效的社会调适途径。
其次,生产关系的合理性状况,不但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影响,而间接地约束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得以避免、化解所必需的财富基础创生的状况,而且还通过对其赖以发生的经济关系前提状况的直接约束,而深刻地约束着上述社会失调现象存在的程度。具体来说,在生产领域,若生产要素配置机制不合理,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劳动关系公正性的丧失,从而不但必然阻碍财富创造水平的提高,而且还会因此而激化财富的稀缺性与对财富需求的无限性间的矛盾,进而导致上述社会失调现象更普遍地发生。若交换机制发育不健全,不但生产和消费不能正常进行,而且会诱发交换越轨行为的严重发生。就分配关系而言,“基于市场规律的分配不可能使居民的收入结构最佳化,也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7]。分配机制的缺陷所诱发的行为越轨(无偿占有他人财富等)和生存困境,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必然性,是仅靠德行所无法有效避免、化解的。若消费机制存在严重缺陷,那就会诱发通过消费侵权来牟利的越轨行为严重发生,导致消费灾难等生存困境更普遍地生成。总之,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作为上述社会失调赖以发生的基本社会前提之一,既是一种制度性力量,也是一种物质性力量。基于这种普遍而稳定的社会前提的上述社会失调,是仅仅靠德行这种分散性、微观性个体力量的社会调适功能所根本无法普遍有效避免、化解的。可见,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领域,建立起完善的生产关系体系,是德行能力得以根本提高、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得以有效避免、化解所必需的基本前提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上层建筑不但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而且还通过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普遍发挥规导作用,而深刻约束上述失调现象发生、存在的状况。前人所谓“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8]就体现了上层建筑的合理性状况,对人生存处境及社会秩序状况突出的约束作用。因此,完善上层建筑体系,是避免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化解德行压力的普遍有效措施的基本
组成部分。此外,德行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在环节,为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深刻制约着。因此,德行要能有效发挥其社会调适功能,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前提外,还必须具备由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所组成的完善的支撑系统。
总之,行为越轨和生存困境等社会失调现象,既然受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综合制约,那么,由这三者的结合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构成了具有综合性、总体性、根本性特征的社会调适资源。其社会调适功能不但是任何单一社会调适资源所无法替代的,而且对其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有效开发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孤立开发德行的调适功能,不但成本高、收益差,而且根本不可能有效实现所预期的社会调适目标。
四、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与社会调适对德行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社会结构替代德行发挥社会调适功能的程度必然会不断提高,从而社会调适所必需的德行及人的德行负担必然呈现出不断弱化的历史趋势。
原始社会初始状态的低下生产力,使得原始人生存所面临的挑战比此后一切时代人所可能遭遇的挑战要严峻得多。此外,原始社会尚不能发育出专门化解人生存困境的救助性的制度体系及专能部门。这就使得避免人行为越轨及化解人生存困境等社会调适任务,除过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可能承载的部分外,其余的只能主要由德行来承载,从而原始社会就成为一切社会中人德行负担最重的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的自然经济时代,社会的进步促使统治阶级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诸如中国汉、唐、宋、明诸朝曾分别施行的抚恤鳏寡孤独、假民田园、赈贷、平粜、施粥、居养等制度②。这就使得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比起原始社会来开始逐步收缩、降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福利制度逐渐普遍建立起来。这不但普遍地降低了德行救助的必要性和德行负担,而且也较为有效地弱化了行为越轨的外在诱因。这就使得德行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较之于其在此前社会形态中所承载的责任来更进一步减轻了。社会主义以消灭剥削压迫、追求共同富裕和人全面发展为根本诉求,因而,按照其内在逻辑,它必然能够比此前一切剥削制度,更有效地避免行为越轨和人生存困境的出现。这就必然使得德行所必需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较之此前一切时代来,其负担的程度必然是最轻的。
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表明,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步进化与完善,社会调适对德行的需求水平在不断降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空间在不断扩展。可见,历史进步的过程,就是德行负担弱化的过程,进而也是人解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对社会进步趋势的这种从属性、统一性表明,一个社会,德行在社会调适资源配置结构中所占比重愈大,德行所必须发挥作用的范围愈普遍、所必须发挥作用的力度愈强,从而人德行所必须负载的社会调适责任愈沉重,这个社会的内在结构就愈落后,这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就愈低。在此意义上,一个社会中人所必须承载的德行责任的轻重走向,就是直接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状况的晴雨表。
财富稀缺性与生存发展需要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得到终极的消解。因此,德行负担弱化的历史趋势,并不意味着德行资源开发对社会调适的必要性会完全消失。但历史的不断进步,毕竟为德行负担弱化提供着愈来愈充分的条件,从而为人的解放发展提供着愈来愈大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得任何逆此趋势而强化人德行负担的做法,都与追求人解放自由的历史进程和以人为本的时代原则相对抗,从而不再具有任何合理性。这样,厘清德行资源开发的合理限度,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课题。
首先,社会结构作为总体性、前提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客观力量,通过对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基础发育状况的约束,而深刻地约束着人生存发展的现实状况。德行作为随机性、分散性、境遇性的个人主观行为,不但以人主观性的道德意志为支撑,而且不能像社会结构那样普遍有效地决定人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这决定了德行尽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调适功能,但决不可能像社会结构的调适功能那样普遍、深刻、稳定、持久。所以,社会结构无疑是社会调适可资开发的最基本资源,对其开发的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失调发生、存在的普遍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的程度;德行尽管也是社会调适可资开发的重要资源,但其上述局限性,决定了它决不可能有效地避免和化解社会失调。可见,普遍地、深刻地避免和化解社会失调,既是社会结构所独有的社会调适功能,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不可逾越的上限,进而也是德行所应承载的合理限度的社会调适责任的上限。要德行承载起超乎该界限之上的更多社会调适责任,不但必然会因德行力所不及而错失社会调适机会,而且也是对德行资源的无谓消耗和对德行主体价值的践踏。
其次,德行的主观性、随机性、分散性、境遇性、个体性等特性,尽管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社会结构那样具有普遍而深刻的调适功能,而只具有相对普遍、相对有效的社会调适功能,然而,它却能够较有效地化解那些散发性、个别性、暂时性的生存困境,并以良心机制较为有效地防止、避免个人越轨行为的发生。而生活的复杂性、历史性、境遇性、开放性等特征,则决定了宏观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社会调适功能,并不能够周延地覆盖和满足微观性、个体性、境遇性、历史性的日常生活对社会调适的一切特定需要。因此,避免和化解微观性、个体性、境遇性、随机性的社会失调现象,既是社会结构社会调适功能的盲区,也是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下限,从而也就是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的底线。回避和拒绝这一底线层面的德行责任,那就是在为恶。
再次,社会结构的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自觉避免、化解社会结构现有调适功能所无法克服的普遍发生的社会失调现象,自然是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责任。在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变革时期,是溢出既有社会结构当下所具有的社会调适功能限度之外的社会失调现象高发期。此时,就迫切需要德行最大限度地承载起这种特殊时期的社会调适责任。虽然这种责任是一切人共同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却无法明晰地确定到个人,从而只能是一种无确定责任者的弹性的、开放性的责任。尽管如此,这种德行责任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德行主体与德行客体间这种非确定性、开放性的责任关系,客观地构成了德行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的弹性责任。
总之,由社会结构与德行各自内在特性所共同规定的德行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调适的上述责任限度,既为合理开发上述两种社会调适资源提供了基本依据,同时也表明,德行社会调适功能的开发与人自由全面发展间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德行责任的上述合理限度内。如果德行所承载的调适责任过重,以至于超出了这一限度,不但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社会调适功能的浪费,也必然由于让德行承载起社会结构所应承载的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


分享到:

版权声明:版权归 哲学网:哲学学术门户网站,Philosophy,哲学家,哲学名言大全 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zhexue.org/f/lunli/1521.html

已有 0 条评论
关于我们 | 图站地图 | 版权声明 | 广告刊例 | 加入团队 | 联系我们 |
哲学网编辑部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采用Wordpress架构,采用知识共享署名进行许可
官方邮箱:admin#zhexue.org (#换成@)索非制作|优畅优化|阿里云强力驱动
ICP证号:沪 ICP备13018407号
网站加载1.108秒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