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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英】税赋、民生与政治道德——从先秦儒家的税赋讨论谈起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44 次 我要收藏

税赋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相传,在禹夏时代就出现了贡赋制度。此说虽已不可确考,但根据《孟子》的记述,夏有“五十而贡”,殷有“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可见,税赋在我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税赋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但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税赋更是一个经济伦理范畴。在先秦历史上,儒家关于税赋的目的、税率的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其中,蕴含着儒家浓郁的民生关怀,表达了儒家德治主义的理想,具有政治道德的含义。

税赋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限度之内才算是轻重适度呢?从《论语》中唯一的一则关于税赋的讨论中,大致可见儒家税赋思想的主要倾向: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在这个讨论中,鲁哀公和孔子的学生有若都谈到如何使用税赋的杠杆来调节经济,以解决“年饥,用不足”的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不同的答案。鲁哀公想通过加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而有若则给出了一份儒家的解决方案,即降低税赋,回归周制。有若的方案代表了儒家在税赋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减轻税赋,让利于民。周代采用的是“彻”的税赋,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即什一而税。这样既保证了公共积累,又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鲁国自“初税亩”后,在什一而税的基础上,又逐亩什取其一,租税已经增加了一倍,即鲁哀公所说的“二”。按照儒家的观点,哀公的税赋政策已经偏离了周道,如果仍觉得“吾犹不足”,还要加赋的话,则是苛政无疑。
《论语》中虽然找不到孔子关于税赋的直接论述,但从他德治主义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减轻税赋的思想倾向是很明确的。春秋末期,鲁国大夫季氏富可敌国,但仍然横征暴敛,盘剥百姓。据《左传》记载,季氏想要在原来丘赋(一丘出马一匹,牛三头的军赋)的基础上,再另收田赋,这无疑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季氏派孔子的学生冉求来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以沉默来表达对季氏的不满。在冉求的一再要求下,孔子给出了一个指导性的原则:“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即在税赋上要“敛从其薄”,降低税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很显然,孔子关于减赋的主张是针对季氏税赋过重的“贪冒无厌”之举而发。通过这件事,孔子认为弟子冉求为季氏宰,自然与季氏的聚敛难脱干系,认为冉求“非吾徒也”,并让学生们“鸣鼓而攻之”(《先进》)。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税率,但从有若与哀公的对话以及孔子一贯的主张看,孔子是主张什一税率,推崇周代“彻”法的。因此,在先秦,什一而税也一直被儒家奉为理想的税率标准,天下中正之道。
遵循着孔子“敛从其薄”的思路,孟子提出了“薄税敛”(《孟子.滕文公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的税赋主张。关于商业税,他多次谈到“去关市之征”(《滕文公下》),“关市讥而不征”(《梁惠王下》),即要在道路之关、都邑之市等商贾云集的地方免除商业税;关于土地税,他提出了“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滕文公上》)的设想,把全国的农田按每方里一井来划分,每井有田九百亩,其中公田一百亩,其余分给八家,八家每家私田各一百亩,八家共同负责公田一百亩,通过“同养公田”的方式来缴纳土地税;关于税率,孟子赞同什一而税,他认为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虽名称各异,税率稍有出入,但大抵皆是什一而税,“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曾有人问孟子,推行什一之税现在尚不具备条件,能否推迟“以待来年”,孟子认为这就如同日攘一鸡与月攘一鸡的区别,“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滕文公下》)显然,他认为减税应立刻推行,不必找任何的借口推诿拖延,因为这是对百姓最大的仁政。但他同时认为,税赋也并非是越轻越好。当时,有人提出二十而税一,孟子认为,此乃“貉道也”,即蒙昧、未开化之道。如果说什一而税是尧舜之道,那么,“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告子下》),税赋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既要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能竭泽而渔,又要保证国家必要的财政积累,不能府库空虚。赋税太轻,乃荒蛮之举;赋税过重,则桀纣之道。
荀子继承了孔孟薄赋敛的思想,阐述了轻税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首先,他的轻税思想是根据士农工商分工理论来制定的。他强调向农业倾斜,用税赋的杠杆来保证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主张“轻田野之税”(《荀子.富国》,下引《荀子》只注篇名),“田野什一”(《王制》);他认为工商在社会分工中担负着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但同时指出要“务本禁末”(《君道》),因此在税赋政策上既要“关市讥而不征”(《王制》)、“平关市之征”(《富国》),给商业以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又要“省商贾之数”(《富国》),抑制其过度发展。其次,荀子的轻税思想是在其“国富”论的高度上来论述的。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荀子的思想中既有对儒家德治主义的坚守,也有对法家思想的兼容。他汲取了管仲的“相地而衰征”(《王制》)的思想,主张根据土地肥力的不同来征收田赋;他接受了法家重农的思想,并把它贯彻到自己的轻税主张中;他坚持儒家传统的什一而税,在轻税的主张上与孔孟并无不同,但孔孟的薄赋敛目的仅仅是富民,制民之产,并没有谈到富国,而荀子则是从肯定税赋对生产的反作用的角度出发,把轻税看成是裕民、富国的重要手段,“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由此可见,荀子的税赋理论是集先秦各家思想之大成,是对孔孟儒家薄赋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儒家的税赋讨论不是书斋中的形上遐思,而是出于对民生艰辛的感同身受,是先哲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思考社会问题的智慧成果,是以道德理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努力,是经世济民的道德思考,蕴含着浓郁的民生关怀。
第一,儒家的税赋讨论是针对当时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苛政而发,表达了对民生艰辛的深切同情。春秋时期,各国之间征战不已。一方面,战争必然要消耗掉巨大的社会财富,而另一方面,统治者贪欲的本性和骄奢的生活方式并不会因国家财力的空虚而有所改变,他们千方百计把战争的耗费和奢侈的成本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致使赋敛烦苛,民不聊生。以齐国为例,当时的民生状况是,“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左传.昭公三年》)。老百姓收入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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