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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凤林】《中庸》与原始儒家的生命伦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154 次 我要收藏

一个民族的生命伦理主要体现在其经典之中。战国时代由原始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之孙子思及其学派创作的《中庸》,仅用3544个汉字直指中华先民生命哲学的核心,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之后出现的“中国”一词与“中庸”概念密不可分,它除了指涉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外,其文化寓意当是“用中之国”的意思[1](P23)。正因为如此,自《中庸》问世以来,备受中国历代儒士和官方意识形态所推崇,特别是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元、明、清三代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指定用书后,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庸》更是广为传诵、备受推崇。此外,《中庸》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初看给人以无可救药的混乱之感,似乎完全不符合现代人的逻辑理性。但当你仔细沉潜玩味,就会觉得它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2](P15)。恰如清代学者潘家邦所言:“《中庸》脉络:有领脉,承上章是也;有伏脉,起下章是也。有领近脉,有领远脉,有领一章脉,有领数章脉。有明领,有暗领。”[3](P139)正是基于对《中庸》人文价值和逻辑特征的这种独特感悟,笔者试图站在生命哲学的视角,就该书所彰显出的原始儒家的生命伦理思想作一粗浅剖析,以期把这一问题推向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一 《中庸》与原始儒家的君子风范
古今学者对《中庸》一书篇章结构的划分存在诸多歧义,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把第1章视为全书之体要,之后的第2章至第11章专述君子的智、仁、勇三达德;第12章至第20章则杂引孔子之言以申明第1章中“道不可离”之意。朱熹的这种划分方法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王夫之的《四书笺解》就基本认同朱熹的看法。今人杜维明先生则认为,第1章至第19章专述君子的品格和责任;第20章主要讨论圣王的道德责任和理想的社会制度[4](P17)。在笔者看来,朱熹将第1章视为全书之体要未必妥帖,因为它和之后专述“诚明”问题的第21章至第33章之间没有直接性关联,而杜维明先生将第1章至第19章合在一起,把第20章独立出来,虽是粗线条的划分,但似给人以笼统之感。笔者认为,应将第1章至第11章合为一体构成第一部分内容,专述中庸之道的主要特征及其君子对待中庸的态度;第12章至第20章合为一体构成第二部分内容,专述君子对中庸之道的具体运用;第21章至第33章独立成篇,专述诚明问题。依照此种划分方法,笔者首先来讨论第一部分内容。
1.中和: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之道
《中庸》第1章开篇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2]由此突出强调了原始儒家所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念,即人性是天所赋予并认肯的,人性从本质上讲无法同天性相疏离。一方面,天在创化过程中将其本性赋予宇宙中的人;另一方面,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天的恩赐,而是通过自我实现的修道和教化活动,去彰显和弘扬天道,进而主动地承担起宇宙转化的使命。当然,这里的“修道之谓教”不仅是指学校教育,更是指家庭、社群、行政等多个方面的广义性文明教化活动,由此,开启了“命、性、道、教”彼此互动和相互通达的“中庸”性人生境遇。《中庸》进而指出:“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既然道和人的生存活动须臾不可离,作为人格楷模的君子就必须对天道在自己内心世界彰显为人道的过程保持高度的自我警觉,此处的“戒慎”、“恐惧”、“慎独”,既不是外在的压力使然,也不是对孤独本身的天然嗜好,而是君子敏锐的反思意识深入自我内心世界之后,对自己真实本性的明察秋毫,正是对自己内在情感微妙征兆深入而精细的察知,使其能够按照主体的内在要求,在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基础上,来执行漫长而紧张的自我修养任务。
通过对自我情感的微妙察知,《中庸》在第1章的最后部分引申出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大道——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这里的“中”指的是一种本体论状态,即一个人绝对不受外力骚扰的心灵状态,它不是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达至的状态,而是上天赋予人的一种本然性实存状态,人正是通过这个本身固有的“中”而去“与天地参”的。如果说“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内在自我,“和”则是“发而皆中节”后所取得的现实成就。由此,《中庸》把“中”设想为自我生存的终极依据——“天下之大本”,把“和”设想为自我追求的理想境界——“天下之达道”。当然,在一个人的“实然状态(中)”与“应然状态(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子思学派创作《中庸》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人必须依靠“修道之谓教”的自我修养过程来弥合这一隔阂,最终实现天人之间的共生性和同步性。我们由此便可理解,朱熹何以在《中庸章句序》中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视为尧、舜、禹、汤乃至孔门弟子的传授心法和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积淀,“中和”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成为中国之为中国(“用中之国”)的一种文化形态集成。
2.时中:君子区别于小人的人格标志
如果说前述《中庸》第1章是对君子中庸之道思想根基的概括说明,那么在第2章中,子思借孔子之言首先区分了君子与小人对待中庸的基本态度:“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中;小人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2]此处对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并不是生来就固化好的人格类型,而是由面对中庸时各自采取的态度不同决定的。君子的特点是“时中”,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君子时时刻刻都在按照中庸的要求去做,亦即无时无刻不处在中庸的状态;二是指君子所持守的中庸,不是机械教条地坚持“允执厥中”的原则,而是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具体要求,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地采取恰到好处的方法去灵活运用中庸原则。与之相反,小人则采取反中庸的态度,无所顾忌地按照自己的内心贪欲去谋划事情,试图避开人生不偏不倚的中庸正路,通过极端性捷径达到目的,但这种捷径恰恰是没有希望的断路,铤而走险的绝路,执迷不悟的死路,无可挽回的末路,最终因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受到惩罚[5](P99)。
不仅如此,在随后的第3章中,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进一步说明了“民”对中庸的态度:“中庸其至亦乎,民鲜能久亦。”[2]在孔子看来,一般民众通常是生活在不言自明的风俗习惯之中,他们对中庸的把握不像君子那样是自觉努力而后获得,而是在习惯力量的推动下不自觉地保持在中庸的状态,亦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教之不明,再也没有了文武周公那样的先知先觉者的引领和教化,“命、性、道、教”相互通达的中庸性境遇已完全闭塞,故而“道之不明”,民众对中庸也就“鲜能久亦”。这句话的背后既隐藏着孔子和子思渴盼中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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