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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青年罗尔斯批评“自然主义”的伦理学涵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080 次 我要收藏

罗尔斯是美国乃至西方20世纪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其主要的思想贡献是有关社会正义、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国际法的哲学理论。他的著作到前两年已基本出齐,而中译本的出版也接近完成。[1]罗尔斯的思想并没有因世纪的转折而过时,对于在经济上已然飞速崛起,而国内体制与国际环境的问题却显得越来越突出的中国来说,现在是需要更深入和全面研究他的时候。
罗尔斯的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种义务论的观点,他这种观点的最初形成,在200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论罪与信的涵义》中可见端倪。这本书由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编辑整理,其中收集了两篇罗尔斯自己撰写的文字:主要一篇是他194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论罪与信的涵义》;还有一篇是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电脑中发现的写于1997年的文章《我的宗教观》。另外还有两篇解释和引导性的文章,一篇是科恩与内格尔所写的《导论》,另一篇是亚当斯所写的《青年罗尔斯的神学伦理学及其背景》。
罗尔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思想是有其特殊和自足的价值的,尤其是他的学士论文,它不仅可以使我们窥见罗尔斯后来隐晦的宗教思想(即便它们不再直接出现在他后来的主要著作中,也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在其后继续起作用),还能够让我们发现有些基本的思想原则其实在他大学期间就已确立。大略地说,罗尔斯在这一期间思想的特殊意义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通过对自然关系与人格关系的区分,通过对居传统主流的“自然主义伦理学”的批判,明确而坚定地确立了一种贯穿其终身的反对目的论、赞成义务论的思想原则。第二,他强调共同体、强调社会,围绕着共同体来定义“罪”与“信”,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始终执着于探讨社会和政治的正义的开端,尤其是他对“自我中心主义”的犀利批判,不仅反映了他对他所处时代的深刻反省,直到今天也仍有其突出的价值和意义。第三,涉及他的精神信仰转折最重要的方面,自然是二战结束时他放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以后不再联系于上帝来讨论道德与政治哲学,使伦理学与宗教分离;而这种转折又是因人间正义问题引起的。而直到今天,上帝与正义、信仰与社会的问题也仍然是困扰我们的思想和精神的重要难题。不过,本文试图主要就罗尔斯对“自然主义”的批评所包含的伦理学涵义来展开分析和评述。
一、基本预设
就像罗尔斯后来在《正义论》中也仍然承认其理论有一些直觉性的确信一样,他在本科毕业论文中也认为,每一种神学和哲学理论似乎都带有某种基本的预设来研究经验,而他也不讳言,他的这篇论文也有四个基本的前提预设,这四个作为前提的直觉性确信是: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存在着上帝,而且这个上帝就是《圣经》中显示的、耶稣基督的上帝。其次是存在着人格,他说这种人格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精神”。“世界上存在着被我们称为人格的东西,也存在着具有这种人格的人。”[2]第三个基本预设是共同体的存在。而这一“共同体”的概念也包含了“人格”这一概念。共同体也就是具有人格的共同体。“除非我们具有人格,否则我们就没有共同体;而且,除非我们拥有共同体,否则我们也不具有人格。”(第112页)个体的人只有生活于共同体之中才能成其为人。第四个基本预设是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与在质的方面与人格的和公共的领域截然不同的自然界。
上面的这四个预设——上帝、人格、共同体与自然——以及相互关系也就是罗尔斯这篇论文的基本概念,构成了他思想的主要范畴。他在此文中所要论述的“罪”与“信”的涵义围绕着这四个概念展开。我们或可如此概括罗尔斯此文的基本思想(可能也包括了一些引申):上帝是根源,上帝创造自然万物,包括创造了人。人具有人格,这意味着人必须和必定是要采取共同体的生存方式,人和共同体几乎可以说是等同的,说到人也就是说到共同体,我们不能设想还有非共同体的人格存在方式,但共同体又的确不是排斥个人和个性的。人类的共同体还必然要包括上帝,这不仅是说人源出于上帝,而且是说他始终要通过信仰和皈依与上帝联为一体。“罪”就是对这一神圣的共同体的否弃,而“信”就是对这一神圣的共同体的承认和复归。如果再将自然包括进来,同时将人与共同体理解为一的话,这似乎是一个神圣的上帝、人与自然的“三位一体”。上帝最高,自然最广,似乎人是某种中间物,但人也就是“我们”,人是具有人格的,是可以结为真正的共同体的,是上帝的造物中唯一可以努力与上帝沟通和契合的,也是可以努力改善自身和共同体的。这种努力的主动权是掌握在具有人格的我们的手里。“自然”也自然是人所需要的。但人不可将他与自然物的关系搬到与上帝、与人的关系上来,他不能将他人视作工具手段,甚至也不能将上帝视为欲求的最高对象,这里要排斥一种目的论的思维——这种思维被罗尔斯视作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伦理学”而予以拒斥。而在我看来,罗尔斯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作为现代伦理学的两大派别之一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ies)的批判,他由此确立了伦理学的另一大派别——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ies)的立场并坚持终身。
二、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所奠定的反目的论立场
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自然可以批评青年罗尔斯这些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内容,比如,在生态伦理学看来,以“人格”而非以“生命”为中心来谈论“共同体”,可能会有过于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嫌等。不过,我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青年罗尔斯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所凸显出来的伦理学意义。
在罗尔斯看来,相应于他所说的基本预设,也存在着三种基本关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和公共关系;二是人与物的自然关系;三是物与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最重要和基本的区分是人格关系(Personal relations)与自然关系(Natural relations)。罗尔斯认为很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包括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这样的人物,都将自然关系与人格关系相混淆,将人对物的欲求关系推广到人对人的关系上来,因而犯有一种“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错误。[3]
罗尔斯的这一区分及批判所表现的反目的论立场,鲜明地表现于他用“自然关系”是想标识这一种“经验领域”:一个人在其中欲望、争取、想往或需求某一对象或某一具体过程。这些“活动”可被描述成欲望、想往或争取这类行为。而他用“人格关系”是想标识另一种“经验领域”:一个人在其中力图与另一人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或达到一种确定的和谐。他还认为,为了表明自然本身并非恶的而是善的,罪并非源于欲望和欲求而是来自于灵魂的堕落,区分出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简言之,为了理解罪、信仰和恩典,我们就必须做出这种基本的区分(第115页)。
青年罗尔斯对“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伦理学”的批判,实际也是对目的论的批判。而这种目的论在传统社会中是居于伦理学主流地位的,尤其是目的论中有神论的或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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