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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英】西周德刑关系思想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378 次 我要收藏

王国维先生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伦理文化和法律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西周贵族不仅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法律制度,而且在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方面更加成熟,因此西周成为我国氏族贵族法制的鼎盛时期;同时,周人明确提出了“敬德”的思想,使西周的德治思想成为先秦秦汉德治思想的理论雏形。周人的德刑关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天讨有罪,刑不可少。
早在远古舜统治的时期,中国古人就有“天秩有礼,天讨有罪”[2]的思想,意思是说,遵守礼制的人,上天就要给予奖励;有罪的人,上天就要惩罚他。周人继承了这个思想,认为在治理国家中,法和刑是建立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手。
1.周人以兵定天下。
中国古人认为,兵和刑是合一的。武王伐殷就是以“大刑”伐无道的战争。文王九年,也就是周武王即位后第二年,武王汇集八百诸侯,观兵于盟津,准备兴兵伐纣。在盟津发表的《泰誓》指出,伐纣是出于天意,出于民意,商纣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了“独夫纣”,因此讨伐势在必胜。后二年,武王统帅部队,从牧野向殷都朝歌进发,一日之内取得全胜,迫使纣王自杀。周朝建立后不久,觊觎王位的管叔、蔡叔鼓动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发动叛乱,并联合徐、奄、熊、盈等东方诸部落背叛周室,周公东征三年,才把这场大乱平息下来。
根据兵刑合一的观点,武王兴兵伐纣和建立政权之后的周公东征平定叛乱,都是以兵定天下,说明兵和刑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是不可缺少的治国措施。天下既定,周代犹设大司马之职,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大司马的职能是:
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副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可见,周代的大司马执掌国家的兵政大权,其主要职能是对有违王命、残害百姓、以下陵上、违背人伦的诸侯进行武力征伐,用“大刑”将国家置于有序的轨道,并编制各级军队,建立军备,在农隙进行演练,所以《汉书.刑法志》上说周是“以兵定天下”。
2.建三典以刑邦国。
从历史上看,历代帝王治理国家莫不重视法和刑,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立国和治国所必须的。史书上说,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禹刑》和《汤刑》已不可考,但周公建立法典却是有案可稽,据《周礼》记载:
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3]
这就是说,周公通过制定“三典”来管理国家,治理百姓,治理新建立的邦国使用轻法,治理守成之国使用中典,治理民风恶化,积重难返的乱邦使用重典,即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社会治乱的程度,要借助于法律的力量,酌情使用“轻典”、“中典”和“重典”,使百姓因畏威而远罪。
3.五刑与九刑
所谓“五刑”,是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以肉刑为主的刑罚,它是由苗民所创,后为炎黄部族所因袭。周去古未远,沿袭了夏、商之五刑,内容仍以肉刑为主,自是当然。据《周礼.司刑》记载,“五刑”共计两千五百条,即“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
《尚书.吕刑》说:
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周礼》和《尚书.吕刑》都有关于“五刑”的记载,“五刑”之名小异而大同。《周礼》为周公所制,《吕刑》为周穆王时命吕侯所制。《周礼》中“五刑”的总数是二千五百条,《吕刑》所记“五刑”总数为三千条。班固的《汉书.刑法志》认为,“五刑”由二千五百条增加至三千条,是“周道既衰,穆王眊荒”,法网日密,政治日益昏暗的表现。
据《左传》记载,晋国的叔向曾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4],文公十八年也说,“在《九刑》不忘”,《九刑》在春秋时就已失传,对于其具体内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九刑》内容可能是“五刑”的五种肉刑加上流刑、鞭刑、扑刑、赎刑,合称为“九刑”。另种说认为,《九刑》并不是具体的刑罚,而是由誓、诰、训等多种法律形式组成的西周法律的总称。
周公制礼时确定:“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有常无赦。”[5]意思是说,破坏礼法的人是贼,隐匿贼子为藏,窃取财物是盗窃,盗取国家宝器为奸。“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6],对于这些严重犯罪必须严惩,绝不手软。正是因为有了比较完备的刑法,周初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为巩固新生政权、平定一系列叛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二、明德慎罚,慎重用刑。
尽管兵和刑是一个社会有效且不可或缺的控制手段,但要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上,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一个穷兵黩武、任法任刑的社会是不会长久的,穷武极诈导致身死国灭,而滥用刑罚会招致同样的下场。在周代之前,中国古人就有慎重用刑的思想,如《尚书.舜典》中的“惟刑之恤”、《尚书.大禹谟》中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等等主张,周人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将“敬德保民”的治国理念运用到法制方面,认为在使用“刑”的一手时,立法、司法都要宽缓、审慎,执行刑罚时更要慎重,“刑”不是目的,政治的根本在于使民向善,使西周的德法关系表现出“明德慎罚”的基本精神。
1.慎重用刑
周公主张,一定要慎重地对待刑罚,在定罪量刑时,一定要考虑到罪犯的主观状态,他说: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7]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的人罪过虽小,但因为有主观故意或者是惯犯,所以不可不杀;有的人虽然犯了大罪行,但由于是过失或者是偶尔犯罪,也可不杀。因此他要求康叔“敬明乃罚”[8],区分故意和过失,偶犯和惯犯。
《周礼》将周代的“五刑”记作二千五百条,而《吕刑》则记作“五刑之属三千”[9],那么律条的增加是意味着法网日密、政治昏暗还是表明了周人用刑审慎呢?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写法是不同的。
《史记.周本纪》记载: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
《汉书.刑法志》记载: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两家的写法有异,因此后人对周代的五刑由二千五百条增至三千条的理解是不同的,一种意见认为,“周道既衰,穆王眊荒”是说周穆王老而昏乱,因此法网日密,周道日衰,如蔡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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