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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华】论穆勒的经济正义思想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199 次 我要收藏

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代表着当代正义理论的两极。前者强调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后者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优先。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尽管自由主义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但功利主义也没有就此销声匿迹。作为现代主义文化的伦理象征,功利主义是与现代人的常识贴合得最紧的生活信条,也是与西方经济社会制度贴合得最紧的伦理信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又译作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是早期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作为19世纪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公认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功用主义》、《论自由》、《代议制政府》等哲学、经济学著作中提出了丰富的经济正义思想,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对穆勒的经济正义思想进行一番剖析,意在为当代中国的经济正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点西方思想史的启示与借鉴。
一、经济正义的本质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权利
功利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那个时代,“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1—P674]以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从快乐论和个人利益原则出发,既不同意个人权利理论基础上的自然权利说,也不同意社会契约的个人权利起源论,而是强调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认为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志,是能否获得最大的福利和保证利益的和谐,以功利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是经济正义的第一要义。
杰罗米.边沁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他从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出发,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界定了功利原则,并把功利原则看作是衡量正义、美德的一种标准。边沁认为,正象自然界有其规律一样;人类也有自己的规律。他认为,人的本性或人类的基本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这个“避苦求乐”的人的本性支配着人类的一切行为,成为人生的目的。他所说的“乐”就是“功利”。功利是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所有这些,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一回事),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这些也都是一回事)。”[2—P212]边沁指出:“大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在它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链环。凡我们的所行、所言和所思,都受它们支配”。[2—P210—211]如果把快乐和苦痛的因素去掉,不但幸福一辞变得毫无意义,就是正义、义务、责任以及美德等辞也都成为无意义的了。
作为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穆勒一方面承袭了英国经验论把人的本性归结为“趋乐避苦”的传统,继承了边沁功利主义思想,明确地把功利原则作为道德的最终标准(或最终目标)。穆勒认为,衡量一个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具有多大的道德价值,其唯一的标准就是,看该行为是否促进了人的最大幸福。“只有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目的;而且,增进幸福是判断一切人类行为的标准”[3—P41]。如果离开人的快乐或幸福,就不能说明哪一种行为好哪一种行为坏,也就不能对行为进行适当的道德判断。穆勒还认为,人的快乐(或幸福)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不同。按照快乐质的高低等级,穆勒把快乐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肉体的、物质的快乐,一类是人精神上的快乐。穆勒认为精神快乐比肉体快乐更有价值、更为高尚、更为可取。他曾提出一句名言:“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好。”[3—P10]
另一方面,穆勒也认识到:“在思想史中一切时代,使人不容易接受功用或幸福为是非标准这个学说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由公道观念而来。”[3—P45]所以,要使功利原则得到彻底说明,广泛接受,就必须说明功利原则与公正美德的关系。穆勒认为,对于什么是公道的,什么是不公道的,各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在一个人的心目中“公道也不是一个规律、一个原理或一个训诫,而是许多”。[3—P59]在经济生活中也是如此。比如对于国家的税赋,是应当完全不按资产,人人都纳一样的数目,还是以资产为比例,或者更进一步实行累进税制,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要想解决这种种的纠纷,除了功用主义的方式以外,是没有什么法子的。”[3—P63]这里所谓用功用主义的方法,就是以“公益”、以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增加为标准。功利原则是公正美德在具体场合应用时的最终标准。公正原则是从功利原则引伸出来的重要原则。在公正原则与功利原则发生冲突的场合,行为便要取决于第一原则即功利原则。例如平等原则,这是一种公正观念。伦理学和立法家往往误认为人人对于幸福的权力都是平等的,对于一切求幸福的工具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过普遍,绝对的平等,它永远是“随着人人对于社会利便的观念而转移”。[3—P67]穆勒指出:“一切公道的例也就是利便的例,这总是明显的;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公道的事情引起一种特别感情,利便就不引起它罢了”。[3—P68]
在穆勒那里,“公益”是个人利益的合成,公道的问题归结为个人权利的问题。他认为,构成公正这个观念的原始意义是遵从法律、维护法律权利。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公正的意义更为宽泛,内涵更为丰富,但它们仍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质,这便是“权利”。在《功用主义》的第五章——“论公道与功用之关系”中,穆勒列举了五种公正观念:即法律的公正:尊重和保卫任何人的法定权利;道德的公正:维护任何人按道德权利应得的东西;报应的公正:每人应有其应得之报偿;守信的公正:履行契约,遵守约定;无私的公正:即平等待人,对于一切人的权利要给予平等的保护。[3—P47—49]这五种公道观念实际上涉及的是法定的权利、道德的权利、应得的权利、约定的权利、天赋的权利等五种权利。因而,正义是和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凡有权利的场合,都是公道的问题,不是仁德的问题”。[3—P54]公道观念的本质,即个人权利观念。为此,他提出了以权利为基础的经济正义观。
什么是权利呢?穆勒说,“无论我们把什么事情叫做一个人的权利,我们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合法要求社会用法律,或是教育与舆论的力量使他保有这个权利。”[3—P57]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必须保证个人的自由权利。在穆勒看来,个人自由和功利主义是互为表里的。没有个人自由,便没有功利主义;没有功利主义,便没有个人自由。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个人自由权利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只有个人自由,人才有多样化和首创性。他认为,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要想给每个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4—P68]尽管人总是要在社会中生活,生活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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