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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清香】何以安身?立命何处?——“安身立命”问题之当代价值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393 次 我要收藏

对中国人的心灵和人生而言,安身立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当下梳理和讨论安身立命问题的意义在于,在经济大发展和文化大交流的当代语境中,为中国人的人生寻求根基,树立起中国人自己的人生支点。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安身立命的当代境遇,安身立命之文本解释,安身立命之三重维度,以及中国人的自我超越、终极追求和生命安顿。
一、安身立命的当代境遇
作为中国人生命的支撑,安身立命在传统中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是一个前提性的判断,无需论证而自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当传统的生活氛围不再,新的境遇、新的问题烦扰着当代人的生活时,作为中国传统根基的安身立命问题急迫希求得到新的说明和论证。这是世界文明和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对我们提出的时代命题。
首先,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在此前提下,中国人有必要去思考安身立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无法否认,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给我们的个人生活带来诸多的好处,这些好处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我们有了安居的条件,也有了乐业的选择。“仓廪实而知礼节”[1],满足了口腹之欲的中国人更迫切地想知道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然而,无论对于满足了基本物质文化需要的普通人,还是对于追求生活品位的社会精英,生命终极价值和意义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基督教以及其他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但显然,对以儒家传统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熏陶之下的中国人而言,人格神的确定性是无法证明的,因此中国人不大容易接受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生依托。这就需要立足于中华传统,依托于人情社会,融贯于生活和生命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处寻找可能答案。
其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身份及其人生定位面临着新的调整和转换。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民族的文化传统曾被当做阻碍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罪魁祸首而加以排斥。而今天,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在外在文化的质疑、误解和恶意曲解之下,走出国门抑或是在家待客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来自世界的疑问和挑战。出于一种文化的自尊心,同时也出于对自我人生认识的需要,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新定位并加以彰显,以有助于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丰富。遗憾的是,在文化交流的洪流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迷茫:我们无法给出起码让自己信服的答案,尤其是在涉及人生的根本性问题上。从近几十年来华人在西方国家的生活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要么他们很快就归信了基督教等宗教;要么他们坚持原有的文化信仰,但常常感觉生命无所依托,从而精神痛苦。当一个人来到陌生的环境之后,由于远离了原有的生活联系,自我生命的意义问题就显得尤为严峻。宗教的解决是一种可能性,但不是全部可能性。由此,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碰撞,国际化的生活经验的严峻现实,使得作为人生之根本价值和意义的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凸显出来。
再次,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解答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和借鉴的对象。
安身立命问题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命题,但凡是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有眷顾之心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涉及自己生命的根本意义的问题。尽管不同的文化对此的解答不甚相同,或甚不相同,但彼此之间的借鉴意义还是应该予以重视的。具有世界声誉的瑞士神学家和伦理学家孔汉斯提出“普世伦理”的概念。多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着力于探讨文化的交流,为人类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指导。孔汉斯高度称赞“中国伦理是世界伦理的基石”,中国的思想家应该更有信心和使命感,发掘中国文化中有益于人类生活的要素并推向世界,为人类普遍性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安身立命即是其中最根本性的问题。
二、安身立命之文本解释
安身立命的基本解释是“生活有着落,精神有所寄托”。这意味着安身立命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人生存生活需求的基本保障,一是个人生命的依归和追求。
“安身”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系辞下》第五章中。孔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2]意思是说,用个人所学安顿好自身,并以此来提高德性。安身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安身的基本意思是安静身体和安顿身体,有容身立足之义。《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关羽说,“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处,未可放弃”,即是在容身立足之意上使用这个概念。第二,安身的引申意思是保全自身。《韩非子》中言:“污行从欲,安身立家,人臣之私心也。”[3]第三,其另外一层含义是“立身”。《孔子家语》中孔子对曾参观点的评价,就是在此含义上使用安身一词的:“曾子曰:‘入是国也,言信于群臣,而留可也;见忠于卿大夫,则仕可也;泽施于百姓,则富可也。’孔子曰:‘参之言可谓善安身矣。’”[4]可见,安身主要是从“身”——世俗世界的生存、生活的角度来规定人生的存在状态的。
立命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尽心上》中。在此章开篇,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5]尽自己的善心,就是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就是懂得了天命。保存自己的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以此来对待天命。不论寿命是长是短都不改变态度,只是修身养性等待天命,这就是“立命”——确立生命价值的方法。可见,个人的生命以及生命的价值是与天命紧密相关的,以己命与天命相合的态度,把握命运,展开人生,这是立命的基本含义。因而,立命主要探讨的是于生命、生活之中寻求人生终极目标和超越价值的问题。
安身立命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通常被当做是人生价值的安顿问题而连用。宋朝的释道原在《景德传灯录》卷十中记载,一位长沙和尚居无定所,徇缘接物,随请说法。一位僧人向他请教:“学人不据时地如何?”长沙和尚反问:“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僧人“不据时地”就是找不到自己的身心所归,因此长沙和尚才要反问他,那你向何处去安身立命呢?这也是从人生终极价值和生命安顿的角度来谈论安身立命的问题的。
有学者将安身立命分为安身和立命,并将二者的关系表述为:“安身是立命的外现,立命是安身的内在精神依托。没有立命也能安身,但难以真正安身;没有安身却可立命,但今天仅讲立命也不现实。从逻辑上讲,先有立命,后有安身。从实际上看,则先有安身,后才立命。”[6]在我看来,这种两分法的理解与中国人的人生体验是不相符合的。安身也好,立命也罢,都是人生价值实现的必然途径。安身即是立命,立命即是安身。安身立命必然作为一个整体根植于中国人的生命中。因为,对于有着自我意识的生命,刻意将安身与立命区分开来,身将不安,命将不立。这种分裂的思维,一方面会造成我们对挣扎于贫困线的人之终极追求的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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