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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论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227 次 我要收藏

近年来,人们对主体意识的觉醒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为之兴奋。然而,若作进一步沉思,便可发现,“主体意识”这种提法过于笼统,它至少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而这两者对社会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个体主体意识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的一面。在实践中,如何发扬个体主体意识的积极面,防止其消极面,引导个体主体意识向社会主体意识升华,应当成为我们的注意焦点之一。

主体意识是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即主体性的内涵之一。主体是人,但人并非天生地就是主体,人的能动实践使人成为主体,并具有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主张实体即主体,实体成为主体是消亡自身“抽象和无生命性的过程”[1],并认为,“所有的生物一般说来都是主体”,“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因为在人里面我完全意识到我自己”[2]。生物有自己的活动,但生物只是消极地适应环境,只有人才在自己的活动中,显示出意志的光辉。黑格尔关于真正的主体具有自我意识与对象性活动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革命实践观念使主体、主体性、自我意识有了科学的基础与内容。人类通过自己的能动实践,从自然界分化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体,自然成为人们活动对象即客体。人类的认识——实践活动在历史过程中,范围逐渐扩大,将自身亦包容在内。这样,人类就不仅仅是主体,同时也是客体,是主客体的统一。
在实践基础上确立的人的主体地位,使人具有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主体对自我及在环境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创造力发挥的内在欲求。主体的自我意识具有“为我”倾向,任何形式的“为他”意识都不是主体意识,只能是主体意识的外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曾明确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3]。这里的“我”就是主体,一切主客体关系本身对于主体来说都具有“为我”性质。“为我”带有以主体的存在和活动为起点,以主体的发展、完善为归宿的意思。没有“为我”意识就谈不上主客之分,人也只能是与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主体意识的“自我意识”,“为我倾向”又集中表现为实践——创造意识,使主体自身对象化。目的性、相对独立性、能动创造性,使主体一方面区别于客体,另一方面也区别于“自在”的人。然而,实践,就其现实活动承担者来说,包括个人、团体、社会,因而,作为实践的主体的现实承担或现象存在就可以是多方面的,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社会,因此,主体意识中的“为我”倾向中的“我”,就可能有不同的内容,有人类之“我”,社会之“我”,国家之“我”,民族之“我”,阶级之“我”与个人之“我”。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个人”之“我”与“社会”之“我”两个方面(这样概括并不改变现实主体多样性这一问题实质,只是将其本质显现得更为清楚),因此,主体意识就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相区别的根本之处在于前者仅仅囿于个人,若个体将自身主体意识中的“我”升华为社会,包括了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认识,那么个体的主体意识就升华为社会的主体意识,二者融为一体。
人类早期,人的主体意识处于原始朴素状态,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处于混沌的原初统一状态。在原始社会,人们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个体与血族不可分离,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由于个体与群体的混然一体而混然一体。私有制出现以后,个体意识得到迅速发展,个体与群体之间出现了冲突。与此相应,社会滋生了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及其二者的矛盾。

古希腊时代,人的主体意识曾放射出它最初的一线光彩。“认识你自己”,“人是万物的尺度”,“做自己的主人”,这些著名的格言,表明了古希腊人主体意识的开始觉醒。这种觉醒中既有个体的主体意识,又有社会的主体意识。英雄时代对英雄的崇拜;智者派对个人利益的强调,要求个人的价值、平等、自由、倡导积极进取精神;犬儒派与色诺尼派二者在表面对立中所倡导的对个人目的的追求与自我实现,伊壁鸠鲁从原子论出发,进一步认为个人作为社会的原子,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能动性,追求快乐是人生目的,以及古希腊神话中对普罗米修士这一盗火者反抗宙斯的主宰,寻求自身真正价值的赞美,无不表现出古希腊人原初的个体主体意识。
然而,古希腊人的最初个体主体意识觉醒,就伴生着个体主体意识必须升华为社会主体意识的胚胎思想,这种思想是通过对个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的解决表现出来的。苏格拉底明确提出了“至善”概念,认为“至善”境地是人们所应当努力的,虽然他并没有对“至善”作明确的解释,但苏格拉底明确劝导人们要行德,为公共事业服务,为城邦利益服务。显然,他认为个人应当超出于单纯的自我。柏拉图从唯心主义角度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提出了“善的理念”的观点,并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上,说明个体作为特殊的存在,必须从普遍的“善的理念”中,即从城邦利益、社会事业中获得自己的本质与存在价值。但是,柏拉图走向了极端,以普遍否定了特殊,一方面既将城邦、社会整体利益神化为人们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现实的人的现实利益。亚里士多德批判并克服了柏拉图的缺陷,强调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论述了个人与城邦利益的统一,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以城邦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主体意识不是吞没而是消融了个体主体意识,个体主体意识通过自身内容的升华而升发为社会主体意识。
但是,古希腊人的主体意识,不仅是原始的、素朴的,甚至还是幼稚的、迷惘的,因而天生地就包含着人的自我意识异化、主体意识丧失的可能,这正是西欧形成漫长中世纪的社会文化因素之一。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人类实践——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们从超自然的力量中去寻求对世界的统一理解,寻求对复杂社会生活的最终解释,古代人们的巫术、禁忌正是古人们力图作为生活的主体能动安排自己生活的努力[4]。可是,正是在人类早期相当有限的认识——实践能力之下努力发挥作为主体的尝试,使人类丧失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为我”、“自为”、“自律”在超自然的宗教意识面前,异化为“为他”、“神启”、“他律”,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使人由主体异化为客体。这样,人类早期社会生活中曾一度出现这样一种奇特而又令人沉思的现象:人类作为实践的主体,在行使主体的功能时,却失去了主体的地位,沦为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个体的主体意识失却了,甚至社会的主体意识也通过超自然的精神主宰作用,沦为宗教意识。这种人的主体性失落,人由主体异化为客体的现象在中世纪达到了它的极端。
十五世纪末在西方出现的人文主义运动,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曾中世纪末出现的人文主义作过这样的论述:“时代的精神曾经采取了这个转变,它放弃了那灵明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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