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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灿】市民社会与人的尊严之内涵演进的统一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301 次 我要收藏

人的尊严的内涵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前沿性研究内容。目前学界对人的尊严的界定有“属性——尊严说”、“理性能力说”和“权利——尊严说”[2]我们认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的尊严是指人特有的高于其他物种的尊贵与庄严,它为人类共同体中的每一位成员所拥有,在本质上是与人同在的一种道德权利,不依赖于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随着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人的尊严展示为一种基于一定的道德原则、道德理想而享有的能够使其利益得到维护的道德权利。
作为人权之一部分的人的尊严要得到保障离不开一定的现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市民社会。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公民自决权的私人活动领域和非官方的公共领域,没有一个制约政府的社会权利以及多元化的利益表达,公民的各种人权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当然也谈不上保障人的尊严。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离不开其与国家的复合与分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从复合到分离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市民社会的产生,也就不会有人的尊严概念的真正确立。人的尊严之内涵不断凸显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市民社会不断发育并逐渐摆脱政治国家支配与控制的过程,而市民社会的内涵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清晰的。
一、市民社会和城邦国家的复合与人的尊严的萌芽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一词来自西方,其理论形态经历了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三个阶段,因此,市民社会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范畴。但是,无论是古希腊城邦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洛克等启蒙思想家、还是哈贝马斯等当代思想家,他们对市民社会的探究,都不过是为了通过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找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合理界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关系之主体人的解放及人类的整体和谐。而通过对市民社会内涵的历史追踪,可以发现,人的尊严的显现与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方面表现。
市民社会是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它由英文词CivilSociety翻译而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市民社会一词约在14世纪开始为欧洲人采用,其含义则是西塞罗于公元前1世纪便提出的。它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3]但从词源上看,市民社会最早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最早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等同于政治社会或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它指的是区别于家庭私人生活的公共政治生活,因此,它与政治国家是同一的。在古希腊的各城邦中,虽然在不同时期都大致经历过王政、贵族政治、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等多种政体形式(斯巴达是个特例,其政体形式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不管何种政体形式,所有的城邦大体都具备自给、自治、主权在民、直接民主等共同特点,因此,城邦在本质上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4]在古希腊,所有的城邦都建立了公众集会广场,在那里全体公民都参与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知识、政策和思想都将接受公众的批评和探讨,因此,在古希腊人看来,家庭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政治生活领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这个问题,阿伦特有精辟的概括。在她看来,首先,古希腊人认为政治领域是自由的领域,而家庭则是一切活动都受自然必然性制约的领域。必然性主要是一种前政治现象,因此,在家庭领域,强力和暴力被视为正当。其次,城邦政治领域仅仅是由一些“平等的人”组成的,古希腊的平等不同于现代的平等,那时成为少数平等者中的一员意味着被允许生活在地位相等的人中间。因此,在这个领域里,既不意味着统治也不意味着被统治,这些平等的人可以自由地展示其个性;家庭则是最严格的不平等的中心,他们将专制独裁统治视为家庭的组织手段。因此在家庭领域,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最后,进入城邦政治公共领域则意味着实现人的生存的最高可能性,那里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和不可替代价值的唯一场所;私人领域则具有一种被剥夺的性质,而且是一种被剥夺了人的最高和最能显示人类特点的能力的状态。过一种彻底的私人生活意味着被剥夺了来自于他人的可视性,被剥夺了与他人的“客观”关系,剥夺了经由他人而获得保障的现实性,被剥夺了达到比生命本身更加永恒境界的可能性。质言之,被剥夺了对真正的人的生活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因此,一个人如果仅仅去过一种私人生活,或者如果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私人生活之所以具有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原因在于他人的缺席。他人的缺席使得人的卓越难以显现,而是作为动物种类的一个标本(即作为种的人类)存在于私人领域。卓越在古希腊被称为arete,在罗马被称为virtus。卓越总是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人为了达到卓越,为了获得自我肯定,就需要其他人的在场,而这种在场所要求的是与自己地位相等的公众遵循正规的程序所形成的,而不能是与自己地位相等或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的偶然的、习以为常的在场。[5]缘此,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城邦(政治)的动物。
然而古希腊人并没有因此完全否定私人领域存在的意义。古希腊人认为,一定的私人财富是一个人进入公共领域,具备充分的公民资格的主要条件。“任何仅仅服务于谋生目的的活动,任何仅仅维持生命过程的活动都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6]因此,无产者是不能参与政治生活的,因为他会首先把政治事物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政治一旦成为谋生的手段就必然产生腐败。
可见,在古希腊那里,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没有明确的区分。市民社会就等同于城邦、国家或政治社会。在那时,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复合的。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城邦也是根据政治而予以界定的。而我们所用的这两个术语表明,它们是同义反复。对事物的这种看法不容许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做出界分,因为对希腊人或罗马人而言,这种界分时难以理解的。”[7]但是,在严格意义上,希腊城邦时代的市民社会日常生活,包括自由人和奴隶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存在空间的,尽管这种独立性和空间极为有限,并最终屈从于政治共同体化的城邦制度,不过,其市民社会毕竟不与国家完全等同。但是,在古希腊,自由人与奴隶不是城邦国家的主人,而且城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由公民团体来左右,也只有公民才会被看作是有德性的、完整的人,他们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其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是一致的,并融于普遍性的共同生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是复合的。[8]
在古希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人的尊严的观念,但是,在当时希腊人眼里,人是高于其他物种的有理性的动物,如苏格拉底就曾极力主张,人要对自己的灵魂操心,并不断地追求智慧,探索真理,成为具有德性的人。其名言“美德即知识”将求真与求善统一,表明人既要追求真理,又要道德完善。亚里士多德更把人看作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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