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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习胜】关于道德悖论属性的思考——从逻辑的观点看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79 次 我要收藏

“道德悖论”是一个老话题——早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就曾明确提出“德”与“福”的“二律背反”;“道德悖论”正在成为热点话题——甘绍平在《应用伦理学的特点与方法》一文中认为:“伦理学中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往往并不在于对道德的作用与地位的体认,而在于道德原则的应用;特别是当出现两难(道德悖论)之时,也就是说在同一事例上发生了不同的道德规则相互冲突的情形之时,人们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应怎样根据不同的因素与机率进行权衡。”[1] 晏辉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上的文章,径直用“道德悖论”作为标题的关键词——“是道德悖论,还是价值冲突:苏格拉底伦理问题解读”。[2] 在钱广荣发表的《道德悖论的基本问题》等文章① 中,把“道德悖论”直接作为探研的对象。为推动学界深入研究“道德悖论”,《哲学动态》2007年第7期编发了一组“道德悖论”文章② 本文将从逻辑的角度讨论道德悖论的属性问题。
一、什么是“道德悖论”
“道德悖论”的典型所指其一是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其二是甘绍平所举证的道德悖论案例;其三是钱广荣设定的道德悖论情境。
康德认为,“一个可能的世界的最高的善必然是德行与幸福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统一,就是幸福恰恰与道德相称。”[3] 然而,人却无例外地都是感性和理性的二重存在者。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理应遵循道德律的绝对命令行事,产生道德行为,践行道德律令。而作为感性的存在者,人必然会把追求幸福当作最高的目的,把满足自然欲望当作幸福。如果把满足欲望放在第一位,势必要冲破实践理性的约束,无视道德律令——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达官贵人们享尽荣华富贵而没有德性,守节有德的清白之人却当牛做马;在理论上,经验论者重视需求、利益,把利益看成是道德的基础;唯理论者则从理性出发来说明道德,把理性看成道德的柱石。康德认同功利主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不能认同道德的失落。理性主义虽然恪守道德格律,坚守了道德纯洁性和尊严性,却又缺乏对经济振兴的有效促动,这种两难的境况,让康德深深地感到:人作为理性者的要求是“自律”,作为感性者却要求“他律”,“道德”与“幸福”相背离,实践理性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或者追求幸福的欲望必须是德行准则的动机,或者德行的准则必须是幸福的有效原因。第一种情形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就如在分析论里面已经证明的)把意志的决定根据置于对幸福的渴求之中的准则,是完全非道德的,不能够为任何德行建立基础。但是,第二种情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一切原因和结果的实践连接,作为意志决定的后果,并不取决于意志的道德意向,而取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以及把它们用于这个意志的目标的自然能力,从而通过一丝不苟遵循道德法则[而成就的]幸福与德行之间必然的和足以达到的至善连接,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指望的。”[4] 124
甘绍平举证的道德悖论案例是:对于一位医生或一家医院而言,遇到一位没有加入医疗保险且身无一文、家里也一贫如洗的打工仔因受伤或患病而被送来,对他该不该救治?救治到什么程度?如果救治,费用全要由自己承担,这样的事例一多,医生或医院肯定就无法承受。如果因此而谴责医方,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拒绝救治,眼看伤病员的情况恶化,这是不人道的。按照传统道德观念,医方应弘扬道德精神,牺牲自己的利益救治伤患者,毕竟与救命须及时这一点相比,医药费用的问题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还可能有时间、有办法得到解决。然而,从本质上讲,这种每次总是牺牲一方的利益保全另一方利益的做法是不能作为普遍的道德规则得以持续的。因为它是不合宜的,不合宜的事物无论怎样说都不能算是道德的。[5]
钱广荣设定的道德悖论情境是:假设两人分一大一小两只苹果。在经验理性看来,谁先拿、谁后拿,谁拿大的、谁拿小的,这类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该先拿、谁该拿大的,事先必须要有“分苹果”的规则;在德性论看来,谁先拿、谁后拿,谁拿大的、谁拿小的,这类问题很重要。如果谁先拿并且拿了小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则是不道德的,这是它的规则。这样,德性论用假设的方式制造了一系列矛盾:“先拿”、“拿小”者“不自觉”地把“不道德”的恶名留给了“后拿”、“拿大”者,前者道德价值的实现是以牺牲后者的道德人格为前提、为代价的;假如“后拿”、“拿大”者也是一个讲道德的人,则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两人终因相互谦让而“拿”不成,“两人相让,旁人得利”,使“两人分苹果”失去实际意义;假如“后拿”、“拿大”者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那么“先拿”、“拿小”者的行为价值却意味着姑息和纵容甚至培育了“后拿”、“拿大”者的不道德意识——讲道德的良果同时结出不讲道德的恶果,[6] 这便是一种道德悖论。
不难看出,康德的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所指谓的是道德的一般原则问题,由于他主张“通过我们的意志而实现出来的至善里面,德行和幸福被思想为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4] 124因此,凡是“德行”与“幸福”相分离的境况都属于他所指称的二律背反的范围。甘绍平所谓的道德悖论其实是“在同一事例上发生了不同的道德规则相互冲突的情形”,而钱广荣设定的道德悖论情境,则是一种道德行为选择所产生的善、恶不同结果的对立。我以为,康德和钱广荣所指谓的“道德悖论”本质上具有相通性,即对既有的道德律令自身合理性的理性反思;而甘绍平所指的道德悖论是则是在承认既有道德原则合理性的前提下其在实践应用中出现的评价冲突问题。前者可以视为道德悖论的理论层面问题,后者可以看作道德悖论的实践层面问题。
“道德悖论”虽然渐成学界的一个常用术语,但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工作却并不像对这个术语的使用那样兴趣强烈。相比而言,钱广荣对“道德悖论”的界定问题则有较为连续和推进性思考。2005年,他曾将“道德悖论”界定为:“所谓道德悖论,简言之就是同一道德价值实现的行为选择出现双重结果: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或者说既出现道德价值又出现反道德价值,而道德价值只属于‘个人’,不道德或反道德价值则留给了他人和社会。”[6] 这是从伦理学角度对道德悖论的“内容”形成的一种初步认识。2006年,他将此前的界定修正为:“所谓道德悖论,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相矛盾,它反映的是一个道德行为选择和道德价值实现的结果同时出现善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特殊情况。”[7] 这个界定已经凸现了“道德悖论”之所以为“悖论”的表现“形式”。2007年,他的认识又有深化:“道德悖论是道德现象世界中一种特殊的矛盾,是一种出现在行为选择的结果、具有善恶绝对对立和对抗性质的自相矛盾。”[8] 这在道德思维内容的基础上更为突出了“道德悖论”之为“悖论”的形式特征,这也是道德哲学领域和伦理学领域为“道德悖论”所作的最具代表性的界定。
“属+种差”是科学定义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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