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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玉华:慈善意识相对弱化及其伦理成因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977 次 我要收藏

中华民族是善良的民族,有悠久的慈善历史。但是从现代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的普遍性而言,与世界上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比较,我们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有不可否认的差距。导致这一结果的,除了政策导向不明确、法律制度不健全、民间慈善组织不发达、慈善事业管理不完善等因素外,我国传统的和现有的伦理构架和伦理观念,也是不可忽略的深层次原因。
一、中华民族的慈善传统及慈善意识的相对弱化
慈善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既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和关系,又指对他人的同情、怜悯等心态,还指与之有关的社会事业。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文明的表现,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慈善事业主要是通过捐赠、施舍、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等途径,进行济贫助困、治病救灾、公益建设等活动。19世纪末,以公司形式出现的“慈善基金会”成为现代慈善事业的标志。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慈善历史。中国传统伦理倡导的尊老爱幼、乐善好施、扶贫济困,都有内在的慈善意蕴。人们按照这些准则发生的行为,从这样或那样的角度表现为慈善行为。东汉以前,中国人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直接承载于儒家伦理的“仁爱”观念,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颜渊》)扩展开来,态度上表现为对他人的宽容和谅解,行为上表现为对他人的帮助和解难。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慈善意识与佛教的慈悲主义思想逐渐结合起来,佛教主张行善的功德论,以及“修福”、“福报”等观念,对人们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教寺院成为中国早期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到唐朝,佛教势力扩大,寺院财富丰盈,由寺院进行的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济贫、赈灾、医疗、戒杀和慈善宣传等。宋元时期,慈善事业开始由寺院向上、下两个方向发展。向上,出现了由朝廷主办的慈善机构,如居养安济院、慈幼局等;向下,出现了新型的民间慈善活动,如朱熹从事的“义仓”等。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雏形出现在明末清初,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出现了以筹集善款、济贫助弱为主的民间慈善组织。
由上所见,中国有漫长的慈善历史。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是一个慈善意识广泛、慈善行为普遍、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度。这一结论与我们几千年的“仁”文化不对应,但却是事实。现代慈善事业是建立在全民慈善意识基础上的,既包括以慈善基金形式表现的、公益用途广泛的私人捐助,也包括以义工方式进行的助弱行为。以目前情况看,中国无论是富人还是一般工薪阶层,无论是以捐助方式还是以义工方式,所表现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都无法使我们自豪起来。
有人把慈善视为“富人的游戏”,因为发达国家的富人捐助很可观。而我国的资料显示,以往中华慈善总会所得的捐赠中,70%来自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内地富人的捐赠不到15%。当然,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最终依靠的是全民慈善行为,而不是少数富人的行为。当今世界慈善捐赠的发展趋势,也是公众个人的小额捐赠构成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慈善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一个人捐款的多少,其深层意义在于慈善理念的追求和道德品格的实践,它为有爱心的人提供了一个奉献的平台和机会,这才是慈善的真谛。在美国的社会捐款中,70%以上来自普通公众每月几美元、几十美元或几百美元的小额捐款。2003年美国人均捐款828.7美元,其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19%。对比之下,中国2002年人均捐款0.92元人民币,其总额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万分之一。中美人均慈善捐款相差7300多倍。剔除两国人均收入的差别因素,这一结果仍显示了中国公众的差距。
同时,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大部分非营利性慈善机构,是依靠广大志愿者不计报酬地贡献时间、技能和精力来维持的。“以自己的无偿劳动为需要帮助的人尽一份力”,被视为个人服务于社会的重要路径,视为人的素质的衡量标准,也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从小灌输的重要理念。这一切,使慈善捐助、义务服务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成为普遍的意识和行为。而在中国,公民自发、自然、经常性地从事慈善捐助和义工的人口比例很小。
在一项慈善调查中,调查对象参与过单位组织的捐助活动的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7.9%,参加1998年抗洪救灾、希望工程和其他慈善捐款活动的公众亦高达77.1%和60.5%[2](P89-94)。但是,体现现代慈善实质的“公众日常的、自主的捐助和志愿者行为的比率”无确切数字显现。上述慈善活动,多发生于官方或半官方的引导,是组织策划下的慈善活动,这并不能凸现现代慈善活动自觉、主动、日常化的特点。现代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不是“被要求”的特意表现,而是日常生活的一般构成要素,就像渴了喝水、饿了吃饭一样,是“人人有能力时帮助人人,人人遇灾难时人人帮助”的自觉理念。若从这一视角审视国人的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差距不言而喻。
中国人慈善意识的相对弱化和慈善行为的局限性在历史上早有显现:古代中国百姓的善行,除了仗义行侠(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慈善)、扶危济困等“特定事件”外,多表现为对上门乞讨者的善意施舍。尽管很多百姓也衣食困难,但是他们往往尽力帮助乞讨的人。这种善行是建立在被动基础上的,是对特定要求的回应,与主动的、发生在“我要”、“我想”前提下的慈善行为比较,有主观意识上的差距,还有行为动力、行为持续性和广泛性的差距。而中世纪欧洲,受其慈善习惯意识和宗教环境的影响,民众的善行往往是主动的、经常的。值得注意的是,履行这一行为的人,不只是富裕阶层的人,生活困窘的百姓同样广泛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的善行上,慈善的性质更纯粹。
中国历史上也有捐助行为,但主要是对寺院进行捐助,目的除了助困之外,还有祈福、求财、求子、求平安的目的。平民一般不对社会进行经常性的钱款捐助。而当时处于经济中、上层的人士,他们的善举也有限。中国民间有大户人家设“施粥场”进行施舍的传统,但是这一行为往往发生在赈灾需要、佛事活动的特定情况下,不是生活方式的一般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3] 的精彩文字,反映了当时文人墨客的济世情怀,但是抒发这一情感的立足点,包含了对时政不满的忧国忧民心绪,或怀才不遇的郁愤,而不是纯粹的慈善意念。
应该看到,古时具有经济实力的人士中,也有毕生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如北魏时期的李士谦,史载:“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赈施为务。州里丧事不办者,士谦辄奔走赴之,随乏供济。……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馨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粮种,分给贫乏。”[4](《隐逸.李士谦传》)但是,这种人物和事例只是个例,不具普遍性。对于大多数富裕阶层人士而言,他们往往把“济世”的愿望和慈善疏财行为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怀有安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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