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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绍平:道德冲突与伦理应用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15 点击: 1196 次 我要收藏

道德规范同法律规范一样,都是人际文明相处、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道德的运行可以实现社会的最佳状态。道德规范合乎所有的人的利益,尽管它们有可能并不与当事人直截当下的短期欲求相吻合,但从长远和整体的视角来看,它们与所有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必定是一致的。违逆道德规范而行,要么会受到制度条例的制裁,要么会受到公共舆论的谴责,要么会受到内在良心的折磨。因此,类似于该不该把公家的东西放进自己的书包好独自享用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太多的哲学论辩的,其善恶对错的性质一目了然,人们只需要一点道德教育就可以解决。
引发人们对道德哲学兴趣的往往是另一大类的问题。孕妇和胎儿的生命都是人命,在孕妇难产之时,应保孕妇还是保胎儿?或者消防队员冲进失火的房间发现双胞胎男孩躺在床上,因环境条件所限他只能救出一个孩子,那么他应如何抉择呢?这类问题体现了同一伦理理论(或原则、规范)在应用到不同对象时发生正相冲突的情形,在上述例子中呈现的是维护人的生命权的伦理原则自相矛盾的情况。德国学者萨尔迈尔 (Stephan Sellmaier) 称此类冲突为道德悖论。“道德悖论出现在同一种伦理理论中”(Sellmaier, S. 9)。还有一类问题与此不同。比如脑死标准的引入有利于亟需器官移植的病人扩大器官来源。但对于究竟脑死即意味着死亡还是仅意味着死亡过程的开始这一点,人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认定脑死为死亡之确定标准者会说,脑死者既然已经故去,则从其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是不存在任何道德障碍、且能够给需要者带来福音的善举。认定脑死仅是一不可逆的死亡过程的开始,但还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的人则说,摘取器官的行为恰恰导致当事人真的死去,因而这是一种侵害了其生命权的恶劣行径。赞同脑死即摘取器官者的立场有着鲜明的功利主义的色彩,因为其着眼点是普遍益处的最大化。反对者则呈现出坚定的义务论的特征,因为其立足点是个体价值的神圣性。萨尔迈尔称这类冲突为“伦理差异”。“‘伦理差异’是指不同伦理理论之代表间或者不同文化共同体成员之间会出现的冲突”(ibdi,S.8)。无论是道德悖论还是伦理差异,都可以归为道德冲突(或价值冲突)。一般而言,道德冲突是指行为主体处于一种两难的情形,他本应满足两种义务或两种规范的要求,但他无论怎么做也都无法同时使其得以实现,于是他在不得不做出抉择之时势必要违背其中的一种义务或规范。尽管他的选择并非是任意的,但他毕竟是行了一恶,其双手并不清洁,其行为并不干净利落。当然,我们不可能在社会现实中完全规避道德冲突,恰恰相反,“道德冲突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组成部分。我们每天都要做出在道德上复杂的、缺乏可普遍接受的解答的决断”(ibdi,S.9)。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科技进步,把人类引进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科研成果应用后果的不确定性,技术发明所蕴含着的可能的风险,迫使人们陷于一种对200年以前的先辈根本不可能想像到的伦理挑战和道德两难不得不进行艰难抉择的困境。
如上所述,恰恰是社会现实中难以回避的道德冲突和伦理挑战激发了人们对伦理学的关注与探究,冀望于诉诸道德哲学而在应对伦理难题上获得理论指导,“伦理学......将给我们提出标准,使我们能够在这样复杂而有争议的情境下做出道德上合宜的决定”(ibdi,S.10)。众所周知,伦理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众多伦理理论(亦称道德理论或理论分支:如德性论、功利主义、义务论、契约主义等)集合体的一个统称。伦理学里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理论分支或学说流派,平时并不会受到多大的关注。因为在简单的道德问题上人们凭借自己的道德常识或道德直觉就可以判断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而无需进一部追问自己的判断是基于何种伦理理论。况且在几乎所有基本的道德问题上不同的伦理理论也都会做出大体一致的判断。人类那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都可以分别得到所有伦理学理论分支的支撑。“所有值得注重的伦理理论都谴责任意折磨和杀害他人、自利目的的谎言或无耻的食言。有趣的是,在行为层面不同的伦理理论之间存在着相当高度的同质性”(ibdi,S.42)。“理论之间的差异大部分是在非常的或很复杂的决断情境中才可遇见”(ibdi,S.81)。另一方面,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往往也正是在遇到道德冲突、价值难题之时才会被激发。因为现实的道德难题或许正是这些理论分支之间相互差异的反映。于是人们希望追根寻源,审视和分析不同伦理理论的各自特点与优势,考察和评判它们在价值比拼过程中显示出的竞争力。这反过来对于各种伦理理论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我们以往的伦理学教科书的一大缺点,就是仅仅满足于把各种伦理理论或按照大体的时代顺序或基于合理的逻辑承转逐一列出,往那里一摆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各种理论分支自说自话是一回事,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中是否能够和如何迎应严酷的价值冲突的挑战并且最终解决道德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德国生命伦理学家萨斯(Hans-Martin Sass)认为,阿奎那早就注意到这一点。萨斯在转述阿奎那的见解时说到:“对于总体规范的论证与推导应有别于这些总体规范在日常具体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实践中总体规范应用的严格度肯定比理论中的要低,因为在实践中交织着许多原则,许多的层面与势力都必须得到相互的权衡”(Sass,S.57)。尽管历史上人类已经积累了许许多多的伦理理论及其各自的道德原则,使我们大致能够把握社会的健康运行究竟离不开哪些规范性的基本要素,但是在具体的实践情形中,特别是在价值冲突的境况下如何应用这些理论及原则,则又需要有另外一种性质的权衡与考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斯指出:“价值的贯彻有别于价值的论证”(Sass,S.58)。其实,具体实践的应用过程对于相关的伦理学理论分支而言并不是件坏事。在经受着各种环境、多样事例的挑战与考验中,特别是在与其他理论分支的竞争交手的磨难中,这些理论、流派或学说本身也会有所反思、有所纠正、有所充实、有所更新。所有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的伦理学的理论分支或道德理论能够在残酷的实践应用中幸存下来,这是其各自拥有自身优点和生命力的明证,同时自然也能给这些伦理理论本身提供了一种自信的理由。

一.

然而可惜的是有些哲学家不是已经丧失了这种理论自信,就是错误地夸大了这种自信。这种状况是通过下述理论应用实践的三种不同态度表现出来的。
第一种态度是只专注于理论构造而回避具体的应用问题。有些哲学家,“纯形式化地阐发其原则和规则,仅提供伦理决断应得以论证的形式化的程序方式。这样一种立场常常是逃避性地将伦理反思拉回到基本理论问题上。他们试图避免引入内容性的行为规则,把论证问题完全留给具体的讨论。这样一种拉回的后果自然是应用导向的缺位。这里典型的例证是阿佩尔或哈贝马斯代表的商谈伦理学”(Rommel,S.322)。
第二种态度恰恰相反。它拒绝在实践中应用伦理理论或原则。“利益权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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