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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崇理 高东平:汉语句式形式语义研究的思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2 点击: 2584 次 我要收藏

近几十年来,随着自然语言处理这一研究方向的兴起,语言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尤其是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方向)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高度发达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要求人们在逻辑的框架内去描述自然语言的特征。逻辑的应用范围从数学和哲学扩大到语言学和计算机人工智能科学等领域,语言学的研究也逐渐融入了大量逻辑学方法,尤其在形式语言学领域,逻辑方法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运用形式语言对自然语言进行研究并对自然语言做出精确性的描写和解释,起源于西方的逻辑和语言哲学,其正式形成的标志是蒙太格语法,也叫形式语义学。在形式语义学走向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包括道蒂(D.Dowty)、帕蒂(B.Partee)、库珀(R.Cooper)、帕森斯(T.Parsons)、巴赫(E.Bach)等等。[1]目前已形成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形式语法理论,主要包括:词汇功能语法、情境语义学、范畴语法、广义短语结构语法、树邻接语法、话语表达理论、中心语驱动短语结构语法、动态句法学等等。[2]至今,上述理论中的每种理论都仍有大量学者进行研究。这些理论的出现说明形式语言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日臻成熟的阶段,逐步形成了所谓语言和逻辑交叉研究的风格,大大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对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高度重视。
但是,从形式语言学的研究历史来看,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以英语为对象语言的研究方面,而缺少对其他自然语言所开展的相关研究工作。在国内语言学界,虽然研究汉语句式的文献很多,[3]然而,应用形式语言学方法对汉语各种句式进行刻画和计算的专著尚不多见。而将汉语句式中所表达的语义内容体现为能够经得起计算机语言自动分析检验的形式化的逻辑表达式,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仅是语言学领域非常期待的,也是中文信息处理领域迫切需要的。
当然,面向计算语言学的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4]面向计算语言学的汉语语义研究已日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攻方向。[5]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基于形式语义的汉语语义研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在语义研究的这一方向上,依照语言学分析思路对相关的汉语现象进行形式化的逻辑语义描写,并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算法加以计算机语言的实现,无疑对于中文信息处理的相关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
令人欣喜的是吴平教授的专著《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一书在尝试运用逻辑语义的分析手段来分析汉语句式的语义,并采用计算机语言加以实现,这一方面开了个好头。
通读全书,会发现此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首先,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作者所关心的主要对象是汉语部分句式的语义问题。歧义现象是自然语言有别于人工语言的最显著形式。对歧义问题的研究始终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不同角度对汉语歧义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6]但是,从逻辑语义学的视角对汉语歧义句式进行分析的成果却不多见。在此部著作中,对于汉语部分歧义句式的描述,所遵循的是典型的逻辑语义的分析路子。在分析过程中,又增加了两条原则,即语义类重设原则和逻辑谓词原则。语义类重设原则既考虑到了汉语某些句式的特殊性,又考虑到了计算机语言学实现过程中的实际需要;逻辑谓词原则则是出于保证语义描写过程一致性的考虑。更多地尊重汉语语言的事实,并且也充分考虑到逻辑语义分析的计算机语言实现的可操作性,这是此书所做的形式语义研究的两个显著的特点。作者所采用的类型重设原则的语义分析法实际上是意义的组合性原则的弱式假设。
组合原则是逻辑语义学的基本原则,是其基础和出发点。组合原则可以简单表述为:如果表达式E依据某个句法规则由部分E1和E2所构成,则E的意义M(E)是依据某个语义规则把E1的意义M(E1)和E2和意义M(E2)合并起来而获得的。严格来讲,组合原则意味:一个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其部分的意义和合并这些部分的句法运算的意义形成的函项。所以该原则又叫意义的函项原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复合表达式的意义不仅仅依靠其部分的意义,还取决于合并这些部分的句法运算的意义。[7]
组合原则最早属于现代逻辑专有,是逻辑语义学的支柱,在构造逻辑系统过程中起到方法论的作用。但是组合原则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帕蒂曾论述说,在一个基于组合语义学的系统中,语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被抽象掉了。组合的系统具有数学的严格精确性,无法完全描述真实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过程,而只能描述受到严格限制的智能体的语言行为。
因此,为了解决自然语言中的歧义句式的语义生成问题,则需要适当的“突破”组合原则。此书所作的语义生成分析从实质上讲所采用的是类型驱动的生成方法。这种类型驱动的生成方法在总体上遵守组合性原则的同时,也添加进非组合性的思想,这就确保了语义生成过程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计算机语言实现过程的可操作性。当然,非组合性的分析必须有必要的原则和制约,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生成能力失控的情况。此书中,主要是通过语义类的重设原则来进行制约的。
尤其是,作者对汉语中的“每个(位)+NP1+Vt+一+单位词+NP2”,“所有(的)+NP1+Vt+一 + 单位词 + NP2”,“NP1 + NP2 + Vt(其中NP1和NP2同时具有施事性的语义特征且又同时是量化名词词组)”几种歧义句式进行了详细的逻辑语义学分析,并在普洛格(Prolog)语言环境中找到了实现这几种分析结果的方法。这应该算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其次,作者在形式化的事件语义学的框架内对汉语部分句式做出了描写。文迪尔(Vendler)曾将动词分为状态动词、完成动词、实现动词和活动动词四类。[8]文迪尔对四类动词的分类被公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且迄今为止,仍然是形式语义学家进行谓词分类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帕森斯率先把文迪尔动词分类理论的基本思想明确而系统性地纳入到事件语义学的研究范围之内。[9]吴平认为帕森斯的理论框架采用的是一种相对而言最简捷、也是最易操作的方法,最适宜于应用在普洛格语言中来实现语义生成[10]。因此,在《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中,作者采用的事件语义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以帕森斯的理论框架为依托的。
在此书中作者用事件语义学的方法来描述逻辑公式所表达的命题之间可能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相互关系。作者在书中对“NP+Vi”、“NP+Vt+NP”、“NP+Adj_pred”、“NP+NP_pred”、“有+NP+NP”、“NP+在+处所+VP”等句式都做了事件语义分析,并得到了一些有用的规律。例如,在对“NP+在+NP_loc+Vt+NP”的句式进行分析中,作者对这个句式在事件语义上表示简单处所事件和复合处所事件的区别条件进行了考察,得出了“这个句式能够体现为复合处所事件的条件是处所事件在所发生的持续时间内包含着另一个通常是非处所性质的事件”的结论。[11]
在此基础上,作者也给出了在普洛格语言环境下,对“刘强在树上挂灯笼”所含有的歧义的处所事件的个案自动分析演示。书中所做的句法驱动的语义分析过程再一次证明了句法和语义之间是同态的而不是同构的关系。这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和研究汉语句式的语义问题。
最后,其研究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质:首先对所要关注和研究的语言学现象进行分析;进而依照语言学所做的分析思路对相关的语言现象进行形式化的逻辑语义描写;并在此基础上,应用普洛格语言,选取合适的算法加以实现。
在此书的各个章节中都较为广泛地涉及了这三个学科领域中的许多重要思想,研究成果也涵盖语言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几个领域。书中既包括大量语言学现象和规律的研究,如书中对汉语量化句和量化歧义句的语言现象的讨论等,也包括逻辑语义分析、逻辑语言和汉语部分句式系统的构造的内容,例如书中进行了论元控制谓词与非论元控制谓词的真值语义条件的分析,构造了汉语部分语句系统Ct、Cq、Ce等,而且作者也给出了大量用普洛格语言来进行语义分析的实例。
值得指出的是,普洛格语言是以一阶谓词逻辑为理论基础的逻辑程序设计语言,其逻辑基础是谓词演算和反驳消解原理,程序执行时可以通过合一、置换、消解、回溯和匹配等机制来求解问题。[12]目前,可视化普洛格(Visual Prolog)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十分流行,是国际上研究和开发智能化应用系统的主流工具之一。
作者通过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思路和观察视角,来重新审视了部分汉语事实。这样一种视角所做的语义描写和解释能够引导我们在语义理论上做出一些新的探索,并在计算机语言的实现问题上做出相应的可行性尝试。通过此部著作的阅读,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语言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三个学科模块如何进行匹配和衔接等问题。
毋庸讳言,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事件语义学的分析并没有关注到语义的动态性等问题;对于汉语中的一些重要的和基本的句式,如“把”字句和“被”字句等书中均未涉及。另外,由于形式语义学技术方法的复杂性,国内外语言学出身的学者掌握起来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就表述的严格性而言,该书也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
总之,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致力于运用当代形式语言学的理论对一部分汉语句式做出语义解释,并在普洛格语言的环境下演示个案实现的过程。这样的选题要求作者有能力综合运用语言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的交叉知识,具有相当难度。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方立先生所言,这一类论著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国内并不多见,是特别值得提倡和鼓励的。
【注释】
[1]Portner, P.& Partee, B.H., Formal Seman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Oxford: Blackwell, 2002;E Bach, R Cooper, “The NP-S analysis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Volume 2, Number 1, 1978;Parsons, F., Events in Semantics of English: A Study in Subatomic Semantic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0;D.Dowty,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Springer, 1979.
[2]吴平:《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
[3][9]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陆俭明:《汉语句子的特点》,《汉语学习》1993第1期,第1-5页。
[4]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5][10][11]靳光瑾:《现代汉语动词语义计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詹卫东:《从计算机处理的角度看短语结构歧义》,第10届北美中国语言学会议(NACCL——斯坦福大学)宣读论文,1997;吕叔湘:《歧义类例》,《中国语文》1984第5期,第321-329页。
[7]邹崇理:《组合原则》,《逻辑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75-83页。
[8]Venlder, Z.,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12]Apt, K.,From Logic Programming to Prolog,Prentice Hall, 1997.

(摘自《哲学动态》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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