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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慕泽:中华传统文化缘何未成为全球化大厦担纲之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31 点击: 1054 次 我要收藏

——谈逻辑与分析理性

如果把全球化的世界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它的钢筋骨架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例如,没有计算机科学和以此为基础的网络技术,全球化是不可设想的。如果说“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尚是一个理想,那么“英特耐特就一定要实现”已经成为现实。它是如此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
一个叫李亚瑟的英国人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几乎和中华文化无关呢?这就是著名的李亚瑟问题,这个尖锐的问题是成立的。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不是一百多年前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大地是衍生不出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子孙的;依据中华医学理论是发现不了DNA的螺旋结构的;算盘珠子也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化为电子计算机的。
那么,中华文化为什么没有成为全球化大厦的担纲之梁?
爱因斯坦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基于实证精神的实验科学。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一是逻辑精神,一是实证精神。而这两种精神,即分析理性,正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中所缺少的。爱因斯坦的断言无意中提供了对李亚瑟问题的一个回答。
实证精神是实验科学的思想基础。实证精神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基于包括实验手段在内的经验证实;二是强调可判定的逻辑分析。第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实事”,第二个特点就是所谓的“求是”,故实证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是”,是指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这是对“实事求是”的最一般解读。实验科学的实证精神则要求把“实事”具体解读为可通过经验,包括科学实验这种延伸的理想化的经验模式得到确认的实证对象;把“求是”具体解读为运用一种有别于思辨的分析方法,即自身具有准确性,同时此种准确性又能得到准确判定的逻辑分析方法。中华文化中没有发展出成形的实验科学,就在于缺少这种用实证精神解读的“实事求是”。
实证精神和实用主义不同:后者以实用验证合法性、合理性;前者以经验主要是科学实验和逻辑分析验证合法性和合理性。
中西医的对比很能说明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医学主要是依靠实证性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的。小到基因、细胞,大到组织、器官,都是能通过实验手段得到确认的实证对象;基于之上的机理,都是一种甚至是可观察的实证过程;对于此种机理的分析,其合理性是可判定的。中华医学则主要是依靠实用性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的。为什么中医是科学的?因为它能治病。至于中医理论中的实体要素及其机理,如精经气血如何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则无法也无须实证。阐述此种机理的方法,是一种自身准确性与合理性无法得到判定的思辨。中医学中贯穿着一种非实证精神,这是中医科学化的障碍。
中国有用实用性来论证合理性的传统,实用主义有其积极与合理的一面。一般地说,有用的东西总有某种存在的道理,肯定有用的东西毫无疑问比肯定有害的东西有道理。实用主义是对教条主义的反动。教条主义者最可憎之处就是只知道对原则负责,对他们来说,原则本身就是目的,至于某些原则产生过或正在产生什么作用,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为了维护某些原则,他们可以全然不顾“家中失火雨泼场,小孩走到井沿上”。在这种背景下,实用主义命题是一种有意思的方式,它以特有的通俗直白,对僵化的教条提出痛快的棒喝。尽管如此,实用主义自身毕竟不是一种科学理性。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化需要汲取的营养,不是这种实用主义,而是与之相对的崇尚分析的实证精神。
中华文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相辅相容、相反相成、执端取中、过犹不及”的辩证理性,而逻辑精神代表的是一种分析理性[1]。和实证精神一样,逻辑精神诉求精确与严格,排斥含混与牵强;崇尚质疑与分析,不容盲从与武断。逻辑精神具有一种批判性的“较真”品格,它强调推理和论证(包括辩驳),并且要求这种推理和论证自身也必须是可确定分析的对象。世间的一切,不管多么权威,多么符合人们的直觉,都必须或者以实证的方式,或者以逻辑的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辩护。逻辑精神是诡辩和一切伪科学的天敌。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出现过先秦的墨家和名辨学派,这说明中华文化中存在过一缕逻辑精神和分析理性的血脉。后来它们都在被罢黜的百家之列。这种分析理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延续和光大,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华文化中为什么没有衍生出形式逻辑?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中华文化,以人为本,其目标是求人之是,而非求物之是[1]。人之本质及其关系,是个柔性的领域,是中有非,非中有是,需要的正是辩证理性;而物之本质及其关系,是个刚性的领域,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需要的恰是分析理性。求物之是讲精密,求人之是尚和合。胡适写过这样一个条幅:“治学要在无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此处,“治学”可解读为求物之是、科学研究,“待人”可解读为求人之是、人本研究。“无疑处有疑”,说的正是分析理性穷根究底的锋芒,“有疑处不疑”,说的正是辩证理性化疑为不疑的柔功与定力。
正如研究物,研究自然也需要辩证理性,研究人,研究社会同样需要逻辑精神,需要分析理性。只有为人治社会辩护,才排斥分析理性。因此,中华文化之所以缺少分析理性的传统,其根源,不仅在于它是一种人本文化,更在于这种人本文化的根深蒂固的人治背景[1]。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讲逻辑,后者不讲逻辑;前者依据分析理性为自己辩护,后者依据圣人之言为自己辩护。国人是如此习惯“子曰,马克思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这种表达模式,原因就在于此。
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当传统文化中的辩证理性取得了现代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后,它的自我感觉一直非常良好,并且一直以居高临下的贵族心态,教导和批判着分析理性。但事实上,辩证法离诡辩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没有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的约束,辩证法会膨胀为一个无所不能的法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处留下了这个法师作法的痕迹。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有一个难以抹去的怨恨:那个年代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哲学被从高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成为市场中每个小贩都能擅长的吆喝。哲学被严重庸俗化。充斥其中的伪方法、伪问题、伪命题、思辨的滥用和诡辩等,并没有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过认真的清理。何谓之“伪”?“伪”自然是“假”,但并非“假”都是“伪”。“伪”,就是那种带了妖气的“假”。不受分析理性的约束,辩证理性就会带上妖气。
不妨看个实例。
2000年的研究生入学政治考试中有一道哲学试题: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负面影响的关系。答案要点:(1)两点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某些负面影响是必然的;(2)重点论:巨大成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改革开放的性质;(3)转化论:不能忽视负面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负面影响有可能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性质。不难发现,上述这些理论要点,当年就是用来论证“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就是用来分析大跃进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的。现在几乎一字不动地用来论证改革开放。假设有一天改革开放被否定,我们又回到短缺封闭的状态。上述理论可否用来论证这种短缺封闭状态的合理性呢?完全可以的!当然,现在可以说,当时的哲学分析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但是,完全可以设想,当时的哲学分析会说现在是“庸俗唯物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问题在于,这种哲学争论的孰是孰非难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加以判定,而往往得依赖哲学之外的力量。
我们的哲学家怎么没有发现,他们的理论原来可以证明一切!
什么样的理论能证明一切呢?
逻辑学告诉我们,只有一种理论能证明一切,这就是不一致或者说不协调的理论。数理逻辑的命题演算中有一条定理:(A∧A)→B,这条定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理论中包含自相矛盾的东西,它就能证明一切。逻辑学用一个术语刻画这种理论:“不足道”。不足道的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什么都能证明,因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
人们都知道数学家如何把数学从算术发展到微积分,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一直在从事一件艰苦的工作,这就是证明数学系统(算术、几何…)的一致性。严格地说,一个系统只有证明了自身的一致性,它所证明的其它结论才可靠。例如,如果几何系统的一致性没有证明,那么,虽然在系统中证明了“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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