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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军:从逻辑分析到直觉顿悟——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5-31 点击: 1553 次 我要收藏

作者认为,整体、直觉、顿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在此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国人安贫乐道的生活观念。逻辑分析是西方传统思想方式的主要特征,在此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形成了西方人不满现状、征服自然的生活观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现代思维方式应该是从逻辑分析到直觉顿悟。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我们的生活态度应是,乐道而安贫,物物而不物于物。既要发展科学,走向富强,又要发展哲学,给灵魂以慰藉。时代在呼唤哲学,21世纪将是科学与哲学并重的世纪。
目前,我国正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而“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没有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相配合,是根本不可能的”(注: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汤一介所作序言),第2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出版。)。 “现代化不能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等”(注: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第256页,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年出版。)。按照这一思路,本文试以西方思维方式作参照物,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所谓思维方式,是指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或途径。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万物纷繁,一事物都有不同于他事物内部质的规定性。人是类的存在物,自由自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有意识、会思维是人的本质特征。古今中外,亚非拉美,作为人,莫不具有这一特征。但人与人又有差别,形之于外者,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观念和人生态度,一句话,即不同的文化。求之于内者,则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能思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二者的不同在于思的方式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人生在世,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生存。人为了生存,就要认识自然,从自然中索取一些东西,以满足人的物质方面的需要,从而达到生存的目的。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的思维方式虽然是复杂的,但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里也有,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里也能找到。这里为了比较说明,重在强调二者的不同,即质的规定性。东方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并不是西方没有,只是不以此为主而已,反之亦然。
一、整体、直觉、顿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
(一)整体思维。哲学是人类思维的结晶。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整体观点。所谓整体观点,就是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有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个部分,必须了解整体。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集中体现了这种整体观点。“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注:《老子》40章,见《老子新译》(任继愈译注),第2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老子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整体,即道。什么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注:《老子》1章,从冯友兰断注,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版,第2册,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在老子看来,宇宙本体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无。所谓“有”,是说天下万物没有不是其中一部分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所谓“无”是说天下万物都不能用来指称它,“指似一物即不中”。老子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不可言说、不可捉摸的,用“道”来称谓它,它是有,是无,是大,是全,是一。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把天地看做是一个整体,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局部都体现着全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注:曹础基:《庄子浅注》,第1版,第 30页,中华书局,1982年10月出版。)。
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周易》,提出了整体观的初步图式,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统统纳入阴(— —)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易传》进一步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整体观,和空间方位、四时运行联系起来,以“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有机论为轴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
以人为认识对象的中国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不仅把人体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把人与整个世界看成一个整体。《黄帝内经》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解释人体五脏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健康的人,是阴阳平衡的人。为了使身体健康,就要保持人体阴阳的动态平衡。这是中医的最基本理论。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整体观念被后代多数思想家继承下来,历经魏晋玄学、唐代禅宗、宋明理学等阶段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较稳定的一部分。
(二)直觉顿悟。与整体观相联系的是直觉顿悟的认识方法。“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注: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第3、4页,商务印务馆,1969年出版。)传统思维的整体模式即“大全”,既不能用概念分析,也不能用语言表达,无论是老庄的“道”,玄学家的“自然”(无),还是理学家的“太极”,以至理、气、心、性等都是如此。因此,对整体的把握,只能靠直觉顿悟。中国古代的道家、佛家以及儒家的理学都特别重视直觉。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要加强身心修养,保持内心的安宁,不受任何情感欲望的影响,在静观中认识事物的真相,见道,得道,体道。又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玄览”,“览玄”即观道。要观道,就要先“涤除”。“涤除”就是把心中的一切欲望都去掉,这就是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就可见道了。见道就是对道的体验和认识(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庄子提出“心斋”、“坐忘”的方法与道合一。所谓心斋,就是保持心的虚静,只有保持心的虚静,才能得道。“心斋”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要求排除一切思虑和欲望,保持心境的清静纯一。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才能产生直觉,直接与道契合。所谓“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注:曹础基:《庄子浅注》,第1版,第109页,中华书局,1982年10月出版。)。即要人们摒去心官知觉,排除理智推理,物我两忘,与道同体。这种直觉顿悟的思维认识方法经魏晋玄学,发展到唐代禅宗时,更进一步。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法,把直觉思维发展到了极限。照禅宗所说,第一义的知识(宇宙本体、人生意义之类)是不知之知。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认识佛的方法或途径)是不作任何修行,就是不修之修。
(三)中国传统思维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命运。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中国传统认为,世界是不可认识,或者说是认识不完的。因为认识不完,所以就不去主动地认识,而是与之保持和谐,所以“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即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关注的对象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享受当下的人生,从而形成中国传统的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生活观念和人生路向。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这种人生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解决,不去改造局面,而是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的满足。在物质生活方面,只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所以其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结果则为物质文明不发达(注: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转引自苏丁编写《中西文化研究论集》,第1版,28~30 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 对中国传统思想有重大影响的孔孟儒学以道德本位的人生价值取向,干脆不谈自然宇宙,只谈社会人生。
按照传统思维方式,就不会产生近代科学,因为科学是建立在对客观具体事物观察分析基础之上的。按照由此产生的传统生活观念,中国人鄙视科学研究(并不是中国人天生没有这种能力),不愿去主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争取更多的东西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在没有接触西方文化之前,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地球的这片土地上就这样走了过来,而且还能自得其乐,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是最正确的。偶尔听到一些不同观念,统统斥之为蛮夷,顽固地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虽经历代王朝多次变更,但从未动摇过中国传统的整体、直观、顿悟的思维方式和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生活观念,直到近代中国在异质文化(不同思想观念)面前一败涂地。
二、逻辑分析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
与中国哲学思维的整体观念不同,欧洲哲学特别是其近代哲学较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它通常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知与行、真与善等对立起来。它把统一的世界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在统一的世界图景中,西方人注意发现内在的差别和对立,并对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分别作深入的探讨,充分展现了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矛盾性。诚然,在古代欧洲,也曾有过类似的整体观念,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为形而上学所代替。自15世纪下半叶,欧洲自然科学便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通过实验分析、比较和归纳,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过程分解为各部分,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把极复杂的问题,划分为比较简单的形式和部分,然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固然具有孤立、片面、静止观察事物的弊端,但比朴素的整体观大进了一步,并在几个世纪内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这种逻辑分析方法面向现实世界,对客观事物作实证性考察,深入解剖、分析,尔后运用逻辑的归纳、演绎等推理手段,去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侧重于对一个事物进行具体考察,这种分析、解剖,是对事物机械的分割;它的综合、归纳,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共性,共同点,是一种机械性的综合(注:张岱年、成中英等著:《中国思维偏向》,第223页、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正是在这种机械性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形成了西方不满现状的生活观念和人生路向。这种人生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需要的东西,设法满足自我的要求,即奋斗的价值取向。这种生活观念和人生路向表现于外,则有征服自然和方法科学的表现。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是由于科学发达,而它们之所以科学发达,是因为有一套求真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科学实证方法和以分析归纳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方法。这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法所引起的科学发达,给西方人带来的实惠可谓多矣!近代不少觉醒的中国人,已认识到学习这种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他们常常引用点石成金的故事,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西方的“金子”(现成的科技成果),而是取得他们那个点石成金的“手指”(逻辑分析的思维方法)。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迁、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十分重视西方的逻辑学。冯友兰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遗憾的是,曾被中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西方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观念,并非完美无缺。西方文化凭借的科学思维方法并不是人们获得人生幸福的灵丹妙药。西方现代社会富则富矣,但在高科技社会里,人们体验着人生的异化,冷漠、空虚、寂寥、个人生命得不到安顿,资源、环境问题日渐危及到了人的生存。西方现代化了的社会并不是理想的社会,所以当西方人看到东方人那消闲自在、自得其乐的生活时(当然他们体验不到中国人做亡国奴时的痛苦),不由得生出几分羡慕之情。罗素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非常贫困,也比一个普通英国人更快乐,因为中国是建立在一个更合乎人情,更文明的人生观上。”“在中国找到的智慧、美丽和人生乐趣比在忙乱的、纷扰的西方所能找到的要多得多。”(注: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第1版,第 1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因此,中国的直觉思维有模糊的缺点,但西方的逻辑分析也有不全面的缺陷。东方在转向西方,西方在转向东方,东西方文化呈现出交汇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
三、现代思维方式应是从逻辑分析到直觉顿悟
通过比较分析以上两种思维方式及其生活观念,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同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鲜花。然而按照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路向向前都出了问题,陷入了困境。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应该是从逻辑分析到直觉顿悟。从逻辑分析入手,人凭着自己的理性一点一点、一部分一部分地认识自然,人在认识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获得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上的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依靠逻辑分析的思维方法发展科学,强国富民,显得万分迫切。但也必须认识到人的理性并非万能,理性无法认识无限,对于无限大或无限小,理性都无能为力。因为宇宙在逻辑上不是理性的对象,理性不能对它作分析。这不是因为理性无能,而是因为宇宙是这样的东西,对它作理性分析就陷入逻辑的矛盾。(注: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5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有限不能认识无限(斯宾诺莎语)。因此,人有着认识外在自然的能力,但终极意义上的宇宙自然是人不可认识的,这是人生的二难状态,绝对命运。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要相信科学的真理性、神奇性,主动地去发展科学,但又要认识到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列宁说,真理再向前跨越一步就走向其反面——谬误。科学的顶点是哲学。西方理性的盲点是东方直觉的亮点。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要让位于哲学(艺术和宗教是哲学的不同形式),理性分析认识不了的东西要让位于审美直觉。冯友兰多次提出:“欧洲的哲学思想将由中国哲学的直觉和体会来予以补充,同时中国的哲学思想也将由欧洲逻辑和清晰的思维来予以阐明。”(注: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第2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一些。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注: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见《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5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我认为,这将是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现代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我们采取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乐道而不安贫,“物物而不物于物”。“物物”、“不安贫”,就需要发展科学,发展科学就需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但科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又需要“乐道”和“不物于物”,这就需要哲学,需要审美直觉的思维方法。西方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奉行科学至上的原则,结果导致社会问题百出。我们是现代化的后来者,我们吃够了没有富强(贫穷落后)的苦头,所以我们要尽快实现现代化,但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重蹈西方文化陷入困境的覆辙,我们不能再去吃致富之后,找不到个人生命安顿的苦果。而这种现象在我们十几年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出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有特色,从思维方式上来说,应是从逻辑分析到直觉顿悟,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不忘发展哲学,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忘建设精神文明。 时代在呼唤哲学,21世纪将是科学与哲学并重的世纪。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05期。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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