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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夏:科学合理性的面面观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8 点击: 1225 次 我要收藏

一 合理性的概念
合理性(rationality)一词来自reason(理由,推理、思考),它指的是有理解的、有智力的,讲推理的,特别是讲按照一定的形式规则进行推理的。具有这种性质的人们的信念、语言、论证和行动就称为有理性的或合理性的。反之不体现这种性质,例如只凭热情和冲动的言行就叫做非理性的。(当然合理性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按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被称为理性的,所以经济人即理性人,本文不着重讨论这个问题)。以上的合理性概念主要来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将合理性划分为两类。一类叫做目的/工具合理性(purpos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简称为工具合理性。它是服务于一定目的的,是期望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是理性地被追求和计算过的”。这种工具合理性表现在“有意识的和非常有计划的,根据经验和深思熟虑”[1]进行的。另一类型的合理性称为价值/信念合理性(value/belief-oriented rationality)。在这种合理性中,行动承担了行动者的内在理由,包括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以及其他的合理动机,而不论它们是否导致成功。韦伯说:“纯粹按照价值合理行动,就要不考虑预先设定的结果,行动要为自己的信念服务,就是说,为权利、尊严、美满、宗教指示,虔诚,或者一种‘事业’的重要性进行行动,即按照行动者认为对自己所提出的要求进行的行动”。[1]226这种不问效果只问动机纯正、价值与规范恰当的言行怎样可以被称为一种合理性?韦伯认为问题不在于这种价值的内容上,而是因为它论证了一个基本原则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是有基本原则的,忠于我们的基本理念的,不是胡来的,所以在形式上便有了一种合理性,这种价值合理性是相信一定的行为具有无条件的内在价值。但是,韦伯本人回避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他在上面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表述暴露了这个问题。怎么可以不问效果、不顾成败而只顾目的或动机而去行动呢?其实,韦伯和发挥他的合理性理论的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价值合理性是因为他们看出了现代社会的弊病就在于工具理性(特别是经济和经济学上的对效率追求、技术和技术学上的对自然的统治)的过分扩张,“异化”或“蜕变”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工具,当代世界的贫困与饥荒问题以及当代世界的环境问题就是一种表现。于是批判工具理性的膨胀,唤起人们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便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当代许多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激烈争论问题,连科学哲学也卷入这场争论,于是科学合理性便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附带说一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翻译已广为流传,依我个人的看法,准确的翻译应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
在科学哲学中,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出现,主要来自以托马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首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对传统分析学派的科学观提出挑战。库恩开出了“历史——范式的进路”代替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逻辑——理论的进路”。核心的概念是理论之间、特别是范式之间、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世界观不同,价值标准不同,所用的基本词语和意义不同,因而理论是不可通约的,连观察以及观察的语句也是不可通约的。这样便产生了两个合理性问题:(1)理论评价与选择的合理性问题:对于不同的理论,有没有一组合理性的方法论原则与标准来做出优劣的评价与选择?如果有,这组合理性标准原则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性的?它是工具意义的合理性,还是价值合理性?(2)科学变化与革命的合理性问题。既然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则科学变化与革命无进步可言,因而库恩被批判为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那么一个信念的改变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合理性的呢?如果是合理性的,它是工具意义的合理性还是价值意义的合理性?这两个问题几乎涉及到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价值、科学与文化之间的所有领域,这些问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发生了有关科学合理性的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本文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我的进路是想理清不同程度和不同层级的合理性概念来说明不同的科学问题要求不同程度或不同等级的合理性论证。仅仅有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区分是重要的,但却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科学合理性的面面观。
二 科学的假说-演绎合理性和归纳-概率合理性
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理性占有很高的地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称人为理性的动物,康德与黑格尔认为只有合理性的行动才是真正的自由的行动。尽管如此,但到底什么叫做理性、理性的能力和合理性?不同的哲学家和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合乎逻辑的论证是合理性的。但是合乎演绎逻辑的论证是合理性的?还是除演绎合理性之外,合乎归纳的论证也是合理性的?这就立刻有不同见解了,首先,休谟要将“合理性”的概念只运用于合乎演绎逻辑的范围里,对于归纳论证,他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我们怎样能够从单称陈述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呢?”我们怎样能够从过去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推论出明天或以后太阳每天早上也会升起呢?休谟说,这是本能与习惯而不是理性的,他说“根据经验来的一切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2]它是“我们和畜牲所共有的那种实验的推理,虽是全部生活所依据的,可是它也不是别的,只是我们内在活动而为我们所不知晓的一种本能或机械的力量”。[2]96用巴甫洛夫的术语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而已。
卡尔.波普尔基本上坚持这个立场,即认为不存在什么归纳的合理性。但他又指出,并不是说来自经验的科学都是不合理的或非理性的。因为个别的经验,单称的命题虽然不能证实一个理论,但它却可以(演绎地)证伪一个理论,而可证伪性正是经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经验科学之所以是合理性的是因为它建立在假说演绎合理性的基础上,波普尔说:“证伪法不以任何归纳推理为其前提,而只是以正确性没有争议的演绎逻辑的重言式变形为其前提”。[3]所以波普尔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也就是只承认演绎方法是合理性的那个“主义”。
但是如果这样理解合理性,合理性的概念就相当狭窄,几乎一切经验科学,除了运用假说演绎法之外,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经验科学是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寻求比较普遍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是不断地在经验的洪流中进行修改的,如果归纳是不合理的,那么科学也是不合理的。而近代以来,科学之所以获得伟大成功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承认归纳的概括和归纳检验能发现自然界的规律。采取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难道是不合理的吗?反归纳主义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休谟和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失误就在于他们想用演绎逻辑,演绎合理性的要求来要求归纳推理,而当他们发现达不到这个要求时就否认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因此合理性应有多副面孔,它的第二副面孔就是包括“不确定性的、归纳的和实践的”推理和论证。这些论证是建立在概率基础上的。怎样建构一套归纳逻辑,怎样确定一个假说相对于证据(或相对于证据以及其他信念)的概率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归纳概率推理以及遵循归纳概率推理的实践推理和决策逻辑也应该属于科学合理性的范畴。下面我们暂不讨论实践推理的合理性和决策逻辑的合理性而集中讨论关于概率推理的合理性问题。
普特南说过“许多哲学家会说,人应该由概率来指导的理由是如果这个人这样做,那么他享有成功的频率比较高。观察到这种情况并非在那些概率自身完全不确定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概率,而归纳问题就是确定概率的问题在此不加讨论。此处的论题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做x,则成功的概率高,如果一个人做y,则成功的概率低。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应该做x?”[4]普特南在《实在论面面观》一书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继续举了一个例子:有两组各有25张洗好的牌的排列,排列A在25张中,只有一张代表“永恒的痛苦”,而24张代表“永恒的快乐”。而在排列B的25张牌中,只有一张代表“永恒的快乐”,其他代表“永恒的痛苦”,则选择A组进行抽签是合理性的。为什么这种按概率推理是合理性的呢?我认为普特南的下列回答是正确的,他说:“这里之所以被称为合理性的唯一理由是:如果一个人是有理性的,则他将可能在理论上达到真理,在行动上取得成功。”[4]84它之所以合理的,因为它是“可算的”。所以他甚至建议用“可靠的方法”这个概念取代“合理的”方法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以高相对概率成功的结果的方法。”[4]84普特南最后说:“我认为,而我确实有正当的理由认为‘按概率行动’是唯一要做的合乎理性的事,甚至在不可重复的情况下,一个人也应该去做合乎理性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是有根据的”。[4]85普特南的论证自然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但是如果注意到他的相对高概率的方法论不只是为了行动的成功,而且为了达到真理,他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他说,按概率行事(包括认识真理)之所以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已到达了问题的底部。“这正是我的铁锹翻转的地方”[4]86,这已到了没有什么可进一步解释的地方了。
不过在这个“铁锹应该翻转的”“底部”,著名的与时俱进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亨普尔对于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探索为什么是合理性的却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解释。他说“一个程序的模式(mode)或要求这种程序的规则(rule)可以被称为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只是相对于这个程序想要达到的目的来说的。方法论理论因而建议的规则或规范,这些规范必须认作是工具性的规范(instramental norms);它们的适当性必须对于它的目标做出调整”、“因此,让我们假定科学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融贯的与精确的经验知识系统的序列。每一个这样的知识系统可以通过语句的集合K来表示”、“给定这个目标,就有一定方法论规范,它们作为变化着的系统K的必要条件有资格作为理性的程序”[3]94-97。这里亨普尔明确指出,归纳概率的推理和科学方法论的其他规范一样,如果它们是合理性的,则这种合理性是工具理性或工具合理性。①它是相对于科学的目标(他将这目标定位在经验知识的增长)来说的;②它是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的;③它是知识增长的必要条件,虽然它不是充分条件。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因为证据对于假说或理论本来就具有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所以以概率为基础的归纳推理,是具有自己的科学合理性。它的合理性与(演绎)逻辑的合理性不同。后者是前提是结论的充分条件,前者是前提只是结论的必要条件。显然,关于归纳-概率论证的合理性的理由,亨普尔讲得比普特南更充分、更全面。他的意思是说,有了归纳推理,我们按它要求的一定规则行事不能保证我们一定发现和确证科学规律,则没有它却绝对不行。这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的论证比较符合人类认识真理的实际情况与能力。这就是暗含了一个开放问题,除归纳之外,对于发现和确证科学规律,除了演绎与归纳之外还有什么必要条件?
三 科学理论选择的认知价值合理性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科学哲学中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但如果包括波普尔在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分析经验主义者)和历史学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争论。
逻辑经验主义者亨普尔说,虽然我们的理论很少讨论科学理论的选择和变革的问题,但我们有一个明确而精确的经验对假说的确证与概率的理论,包括卡尔纳普的概率逻辑,所以科学理论的选择和变革问题完全取决于证据的支持度以及它在逻辑上的内部协调性和一致性。因此理论选择与科学信念变革的合理性标准就是演绎的合理性和归纳的合理性,不需要在科学理论选择和变革问题上扩展科学合理性的概念。这种观点,叫做基础主义。因为它将人们在科学上的信念,划分为两组:一组是需要其他信念经过逻辑来证实或确证的,它可以被称之为派生的信念;另一组是证实或确证其他信念而本身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信念。对于经验主义者来说被看作是确定可靠的信念,它就是经验。逻辑经验主义之所以被称和自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就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主义主张:他们认为,科学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能为经验所证实的科学规律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经验地可证实的或经验地可检验的。当然,随着测量与观察日益精确,科学命题也是需要修改的。但观察、实验、经验事实,却是科学归纳过程的没有问题的出发点与真理标准。不过这种基础主义观点,一开始就遇到难题:他们的归纳逻辑始终未能建立,又怎样能武断地说科学不要其他评价标准,只要观察就行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研究归纳逻辑时发现,从科学事实的证据到科学的普遍命题之间根本没有演绎逻辑通道。这就是说给出一组有关观察事实的资料与数据,能否找到能行的归纳程序与步骤,运用一种算法机械地将普遍规律推导出来?归纳逻辑证明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么关于研究很多的关于癌症的原因也会找到了。这不妨将它称为第一类归纳机器不可能。在归纳法则上,如果跟着逻辑经验主义走,我们退而求其次,即假定已经有了几种不同的或者对立的假说h[,1],h[,2]…给定一组证据e=e[,1],e[,2],…我们能否判别hi或hj相对于e成立的概率有多大,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不同假说之间加以比较,毫无疑义地决定选择hi还是hj呢?很不幸卡尔纳普毕生追求这样解决问题的归纳概率逻辑始终未能建立。至少目前并未证明它是可能的。因为根据统计学中的贝叶斯定理,假说h相对于证据e的条件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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