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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仲:科学、宗教与科学危机——过程哲学视野中的融合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6 点击: 1040 次 我要收藏

萨顿指出:中国的孔子早已指出人类知识的两个方面:“仁”和“知”。现代自然科学把“知”的定义加宽了,但在加宽的过程中却把最基本的东西“仁”给丢掉了。因此现代众多西方学者都意识到现代自然科学须补“人性”这一课。本文拟从过程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内在关系。
一、近代科学的“基督起源”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发现的是一个沉默的世界。正如普里戈金所指出地那样:“科学开创了与自然的一次成功对话。另一方面,这次对话的首要成果就是发现一个沉默的世界。这就是经典科学的佯谬。它揭露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了程序,它就按照程序中所描述的规则不停地运转下去。在这种意义上,与自然的对话把人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而不是使人和自然更加密切。人类推理的胜利转变成一个令人悲伤的真理,似乎科学把它所接触到的一切都贬低了。”【1】这样“科学冒着赋予生命、命运、自由、自发性等以一种讨厌的动力而把它们推向非理性的王国……自动机需要一个外部的上帝。”【2】西方文明把自然比喻成一台大钟。钟表是受到外于其自身之外的理性支配,受到由其内部机件盲目执行的程序所支配的一种装置。钟表自然的比喻暗示着一个钟表匠的上帝的存在,即像机器人一样的自然的理性主人。于是,在近代科学的发祥处,在宗教与科学活动之间建立了“共鸣”,这个共鸣无疑体现在科学家揭示自然法则的过程之中。结果是基督的上帝被召唤来为世界的可理解性提供基础。事实上,人们在此可以说近代科学实际上是在主张上帝万能的神学家与寻求世界的数学规则的物理学家之间的“汇合”。正如普里高津所指出的那样:“经典科学是在人和上帝的同盟所统治的文化中诞生的,人居于神明的秩序与自然的秩序之间,而上帝是理性的和可理解的立法者,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想象出来的最高建筑师。”【3】
科学与宗教的这种联系对西方人来说,处于一种本能信念的地位。这种信念对鼓励近代科学的奠基者的“科学忠诚”来说是必要的。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指出:“我的意思是指那不可动摇的信仰,即所发生的每一事件的细节都可以按照给一般原理作出例证的完全确定的方式同它的先导联系起来。没有这个信仰,科学家难以置信的劳动就没有希望。正是这个本能的信念,活生生悬在想象之前,成为研究的动力;相信这里有一个秘密,可以被揭露的秘密。这个信念是怎样被活生生地植入欧洲思想之中的呢?……这个上帝被想象为具有耶和华的个人能力以及某位古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个细节都被监督着和命令着:对自然的探索的结果只能证明忠于理性的正确性。”【4】然而随着科学方法的出现,科学与宗教发生了分离,上帝被请到了科学的后台,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祛魅”运动。
二、近代自然科学的“祛魅”运动与科学危机
伽利略借助科学方法实现了这场自然科学的“祛魅”运动。具体地说,在从事自然规律的哲学思考时,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主要是“为什么”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对自然现象进行说明时,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经院哲学家们就常常诉诸于所谓的“终极原因”,特别是,他们更因此而引入了作用、动因、目的、自然位置和非自然位置等概念;然而,这又只能是思辨的结果,或者说,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胆的想象或天才的猜测。一般地说,后者事实上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与此相对照,由于伽利略把研究的目光由“为什么”转向了“怎么样”,也即集中于自然界的数学规律(对伽利略来说,就是如何用数学准确地去描述事物的是“怎么样”运动的),因此,这就不仅使数学的地位再一次得到了确认和强化,而且也使科学初步地与宗教划清了界线,因为,按照这样的观点,宗教神学的作用仅限于如何对“为什么”的问题作出解释,而对于现象“怎么样”运动的数学规律的描述则完全是科学的任务,科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描述上帝为自然所设计的自然规律,并且在这一描述过程中,无须宗教神学插足,科学与神学成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因而,上帝被请到了自然科学的后台。这就是近代科学的独立宣言。结果是科学世界和宗教世界,真与善发生了分离,客观的科学世界摆脱了我们所生活的主观的和相对的世界。
在怀特海看来,科学与宗教的分离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悲剧,对未来将产生毁灭性的灾难,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危机。怀特海说,“宗教和道德的盛衰无常的历史,是把它们撇在一边,推崇科学的较为稳定的一般性的那种广泛愿望的主要根据。不幸的是,由于自负要把宇宙看作是平凡事物的体现,这必然对美学、宗教和道德概念产生冲击。这些概念既是瓦解又是促进文明的力量。”【5】
后现代科学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大卫.格里芬说,“过去一百多年来,有一个广泛被接受的假设: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的世界观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它崇尚物质自然主义、决定论、还原论以及虚无主义,因而排斥自由、价值以及我们生活中终极意义的信念。”【6】这就是韦伯所称的近代科学的“祛魅运动”。
无庸讳言,在近代文明初创时期,这种分离曾导致了极其伟大的进步,取得了众多的专业知识的成就。它使人们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能看到某一专门知识领域的划时代的变革和发展。然而它给人类酿成的苦果也是难于下咽的。事实上,文艺复兴的巨人再也不复存在了。在当代,一个量子化学家往往对现代文学一窍不通,对现代音乐和美术格格不入,对历史仅知ABC, 到植物园和动物园说不出几种名称;反之,一个画家或历史学家会感到量子力学的矩阵和方程简直就是天书。
这是人性的畸型和异化,它潜藏着对未来发展的致命的危机。每一分支都在发展,但都只在自己那一支上爬行。其结果是各分支越离越远,日益孤立。每个人在思想上只限于一隅,难于与他人进行精神交流,终其一生他只会在一套极狭隘的抽象概念中思维,而这个抽象概念所由产生的现实世界,他却是越来越隔膜,越来越不理解了。实质上,任何概念的抽象都是不足以包容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和人类的宗教道德生活。由于这种过专的训练,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禁欲主义到近代就被一种知识禁欲主义所取代了。这种知识禁欲主义是指除了专业化的狭隘范围之外,对任何其余知识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拒绝作具体的全面考察。人成了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奴隶。职业,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职业和专业成了他的基本符号和象征,至于他作为人的其他方面,则完全被抹煞了,或者说,完全成了上述专业符号的一个极不重要的附属物。
怀特海忧心忡忡于这一分离的趋势所导致的危险。由于文化和人性的异化,理智的指导性力量被削弱了。知识界的领袖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他们懂得的、看到的只是与他们专业有关的一个局部、一种抽象、一类环境,没有能力看到具体的全局,而全局问题则往往被托付于不能在任何一项专业竞争中获胜的中等人物。结果造成了:一个社会的专业化职能的成就愈益增大,而社会道德的发展却由于丧失了总的方向而陷入迷惘之中,用普里戈金的话来说,这就是科学丧失了人性。
另外在整个精神文化领域还出现下列相反方向的发展,即特殊的抽象理论有发展,然而具体的理解却在退化。于是,整体与局部背道而驰,或者整体和全面沉沦于某一局部领域中,从而丧失了整体自身。这一弊病的出现是源于传统教育太过分地偏重于理智性的概念性的知识分析以求得公式化的理解,没有对现实事态中产生价值的直接状态作具体的、直观的领悟,即缺少对某一机体在其环境中所实现的各种生动的宗教价值的领会。譬如,即使你完全懂得了彩虹在大气中形成的一系列物理原因,然而你却可能恰恰忘记了彩虹在现实中出现时所呈现的夺目的美。对这种价值的直接感受绝不是理智化的、概念化的和分析化的扼杀人的想象力的传统教育所能替代的。
三、在过程哲学中融合科学与宗教
综上所述,科学危机来源于心物分离以及所导致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而后者根源于西方文化中所特有的数学抽象,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科学的“错误就在于引出了关于缺乏‘生命和运动’的形式的理论。”[7]因此,为了解决科学危机,他在过程哲学中转向宗教,其目的是想把价值因素引入宇宙。他认为对人类具有最强大影响的两股力量,一个是宗教体验,另一个则是精确观察和逻辑推理。他竭力反对两者的冲突,也反对“一真一假”的简单化的判断。在对科学与宗教的综合中,怀特海导入了价值论:“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兴趣仅仅是宗教兴趣的一种不同的形式。即是说,二者是价值态的两种形式,一者求真,一者求善,最后在审美的经验中得到综合。”[8]
怀特海紧迫地想调和宗教与科学,使两者共处于一个更为庞大宽宏的形而上学纲领中。在寻求动、静平衡体系的过程中,用价值论来综合科学与宗教这两极,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宗教的形成》一书的结论中,怀特海指出,上帝“是生命中的那种因素,借助他,评价超越了实存的事实而直达实存的价值。”在这里,通过上帝,事实与价值就完全的联系起来了,而上帝,就成为制造价值的最高存在。因此,在怀特海过程哲学中,宗教和科学的和谐关系只有通过价值论才能达到。他认为未来的历史完全要由他那一代人处理宗教与科学间关系的态度来决定。他尽其所能为宗教辩白道:“必须记住,宗教与科学所处理的事情性质各不相同,科学所从事的是观察某些控制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然而宗教却完全浸入了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想中。一方面拥有的是引力定律,另一方面拥有的则是神性的美的玄想。”[9]
事实上,怀特海把宗教纳入他的体系,目的是把宗教作为一种恒定的因素,作为一种“静态”的因素来同川流不息的“事件流”保持平衡的。他把宗教理解为一种终极的善即终极价值。宗教在他心目中,是对处于活生生流动的直接事物的外面、背后和中间的某种东西的直观;它是实在的,又有待于实现;它是缥缈的可能性,又是最伟大的当下事实;它赋予流动的万物以意义,又使人困惑,难于理解;它拥有终极的善,然而又不可企及;它是终极的理想,又是无望的探索。怀特海宗教观中的这一系列“二律背反”,反映了他在调和宗教与科学,而在达成“静”、“动”平衡以及价值与事实平衡的努力中,又感到了人类的认知的无能为力,于是,他越来越有意识地诉诸宗教体验。
在怀特海看来,宗教体验赋予了我们的自然观的必然的完备性。没有宗教体验,文明将堕落。在宇宙中存在着一种享受着价值的统一体,我们通过其无所不在来享受价值。怀特海称这种统一体为上帝,是一种超越实际事态的重要性,价值或理想,通过它持续着活生生的经验。他指出:“宗教洞察是把握这一真理:那就是世界的秩序,世界实在的深度,世界在其整体与部分中的价值,世界的美,生活的热情,生活的和平,对邪恶的控制,所有这些都被联系成一个整体——并非偶然的联结,而是借助于这一真理:宇宙展现出一种带有无限自由的创生性,一种带有无限可能性的形式领域;但这种创生性与这些形式只有借助于完善的理想化的和谐,也就是上帝才能达到,否则两者在一起也不可能获取实际性。”[11]这一引言强调自然秩序与伦理道德的“整体性”,强调宗教的和谐特征。怀特海还说:“宗教真理的特殊性质是它明确地处理价值。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关注的自然的伦理与善方面。”因此,价值不仅意味着“自我享受”,“主观目的的实现”,而且还是“从事物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意义的实现。”[11]
总而言之,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目的之一是他试图用静态来综合动态,把价值输入事实,用潜能来组合现实,用宗教来调和科学,从事件走向实有再到机体的基本思想趋势,所有这一切,目的在于消除由心物二分所导致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从而进一步消除科学危机。

【注释】
[1][2][3][4]伊.斯唐热、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页,第39页,第89页,第84页。
[5][7]怀特海:《思维方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 页,第83页。
[6]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的魅力的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8]A.N.Whic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1929,21.
[9]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7页。
[10][11] A.N.Whichea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1926,119f.124.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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