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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科学家的品德和秉性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6 点击: 1191 次 我要收藏

科学不仅是智力的努力,而且也是道德的努力——科学被视为由规范规定的建制[1]。因此,科学家的品德是科学的社会建制和活动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科学家的品德和秉性不仅与人类共有的基本价值密切相关[2],而且也直接来自科学的本性和科学家的角色特点(与此多有重叠)。而且,品德和秉性二者也是无法绝对分开和完全剥离的。不过,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在思想上把它们脱钩,分别单列论述。
科学家是有德行的。彭加勒认为,科学家是勤奋的、热情的、谦逊的、温和的、富有青春活力的、恬淡无欲的人[3]。波兰尼指出,开拓型的科学理论家和研究者天性中的固有品质是:冒险时的信念、鉴赏力、勇气、自信和大胆。这是他们鲜明的特性,而不是巧合的、偶然的或可有可无的东西[4]。布罗诺乌斯基一锤定音:
在明显的意义上,存在德行的力量。按照世间的公共生活标准,所有工作中的学者不用说是特有德行的。他们不做轻率的主张,他们不欺骗,他们不试图不惜代价地说服别人,他们既不诉诸偏见、也不诉诸权威,他们对自己的无知往往是坦率的,他们的争论相当有礼貌,他们没有把正在辩论的事情与种族、政治、性别或年龄混为一谈,他们耐心地倾听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话。这些是学者的普遍美德,它们尤其是科学家的美德。[5]
我们很难列出包罗万象的一览表,把科学家的优秀品德尽收其中。但是,就其群体和整体而言,科学家在品德上要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准,起码诸多美德在科学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拉帕波特(A. Rapaport)提出,基于在科学实践中体现的价值——例如宽容、对真理的热爱、协作等价值——科学共同体可以被看做是道德共同体的模范[6]。戈兰虽然认为科学家毕竟也是人,凡是人具有的弱点和罪过他都具有,但是他还是坦率地承认,他们在智力、好奇心、忍耐力、创造力和客观性方面比一般人稍强一些。特别是,科学家为取得认识上的进步而合作,这已被其他专业引为典范。[7]罗蒂在提出“科学性作为道德美德”的命题时,发表了有代表性的看法:
自然科学家频频是某些道德美德的鲜明范例。科学家理所当然地因为固守劝说而非强力,因为(相对地)不易被腐蚀,因为耐心和有理性而有名。在17世纪的牛津和索邦,皇家学会和自由博学者圈子汇集了在道德上更高尚的阶层的人。即使在今天,诚实的、可靠的、公正的人被选入皇家学会的比例也大于被选入下院的比例。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显著地比众议院较少腐败。[8]
经济学家海尔布龙纳(R. Heilbroner)在他的《探究人的前景》中有点悲观地询问:“人有希望吗?”可是他最终还是相信,具有独立的理智分析传统的科学家将处在头一批被唤醒的人之中,也许他们将创造把所有人的意识结晶起来的有效核心。[9]
科学家群体为什么具有较高的德行呢?不用说,科学家没有权力或鲜有权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不是有“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地腐败”的说法吗?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被罗蒂一语言中:“科学家中的这样的美德的盛行与他们的科目或程序的本性有某种关系”。[10]尤其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11]——其中实证和理性的方法和精神最为根本——的长期熏陶,潜移默化地在科学家身上打上难以磨灭的印记。萨力凡尽管认为科学精神并非科学家所特有,亦非科学家所必有和尽有,作为人的科学家也有人所必有的劣根性,然而他还是明确承认,科学的客观标准与证明标准的确高于一切别界的标准,科学要求的结果是共同的和实验可以证明的。这种精神习惯或科学精神自然地倾向于形成一种道德修养,其价值的鲜明和采用的广泛,比在人类的任何别种活动中都大得多。[12]布罗诺乌斯基正确地指出,从个人角度看,科学家无疑具有人的弱点。但是,在国家和教条似乎总是或威胁、或欺骗的世界上,科学家的本体被训练得回避、或被组织得拒绝除事实之外的其他说服形式。破坏这个准则的科学家像李森科那样被唾弃,在实验室破坏该准则的科学家发现这是在扼杀自己。没有必要把这些美德追溯到科学家的个人之善,并非其气质使科学家成为如此坚定不移的强有力的社会。这一切是由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的本性和传统决定的。[13]莱维特也对科学界较纯洁、科学家少欺诈的原因有所明察:
就事实来说,科学中的欺诈行为是很少的。与大多数专业相比,这一领域是相当纯洁的。这并不等于宣布科学家个人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地位。……这仅仅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开明的自我利益通常会取消研究者任何公然欺骗的企图。如果一个发现重要到可以为它的发现者赢得崇高的声望,迟早会以某种形式得到重复,如果检查到有任何欺骗,那么接着就会受到报应。[14]
莫尔讲得特别有趣和实际:“有些人在他们的私生活中,有极端的偏见,是不可靠的,甚至是不诚实的。但是,一当他们接近做科学工作的工作台或写字台,就会改变他们的态度。完全的诚实在科学工作中是绝对必要的。……从长远看,绝对诚实对科学家来说是不会吃亏的,这不仅是不做假的陈述,而且让那些反对他的观点充分表达。道德马虎,在科学中比在商业和政治领域要遭到更严厉的惩罚。”[15]
比如,谦虚或谦逊是科学家普遍具有的美德,这显然与科学的本性和规范结构有关。诚如萨顿所说:那些精通科学的人是不喜欢说得太多和太响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一般总是保持谦虚的态度。这并不是说没有一点虚荣的地方,因为他们也是人,而且是有缺点的。开尔文勋爵在一生中完成了一个人所能希望做出的全部发现,他在晚年这样说:“有一个词可以刻画我在过去50年间为了推动科学事业的前进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最艰辛的努力,这个词就是失败。”[16]科学家之所以如此,这直接受到他们的研究对象、结果、历史和与境的影响。面对大自然的宏伟、浩瀚、精微和奥妙,科学家能不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和谦卑之情[17]?面对浩淼无垠的知识海洋和有知远远小于未知、无知、非知[18]的现状,科学家能不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和力不从心[19]?面对前人的开拓和贡献、今人的激励和协作,科学家能无受惠之感和感恩之心?面对社会的大力支持和纳税人的慷慨资助,科学家能对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20]?面对这一切,科学家若不谦恭、不谦顺,那才是咄咄怪事,那才叫泯灭了科学良心(scientific conscience)。
布罗诺乌斯基把涉及到科学家的道德良心的两个问题—— 一是humanity(人性、博爱),一是integrity(诚实、正直)——径直与科学的本性联系起来。“博爱问题涉及人应该在每个国家制胜其他国家的永恒斗争中,尤其是在战争的情况下采取的立场。虽然科学家(像技术专家一样)比他们的公民同胞更多地被拖入这种斗争,但他们的道德两难选择恰恰与其公民同胞相同:他必须针对普遍的博爱感权衡他们的爱国主义。如果就科学而言存在特殊的东西的话,那只能是,他们比其他人更多地意识到,他们属于国际共同体。诚实问题出自科学强加给追求它的人的工作条件。科学是对真理的无尽探索,献身于科学的人必须接受严格的纪律。例如,他们不是出于无论什么目的的隐瞒真理的党派。对于他们而言,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科学不承认真理以外的其他目的,因此它拒绝一切权术计谋,而追逐权力的人为他们使用坏手段达到他们所谓的好目的辩解。”[21]R.科恩(R. Cohen)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他提出: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是“合作共和国的民主的伦理”,科学的传统达到“感恩和造反的独一无二的融合”,还有竞争和合作的融合。科学倾向于促进观念的民主论坛,因为科学具有使其研究的结果公开化、不压制相反意见的义务和责任。当然,这样的理想并非总能遇到。但是,在传统价值得到承认之处,科学最为繁荣兴旺——科学也许有助于承认自由、宽容、独立、坚忍、独创性、真理性和国际友爱。
奥本海默乐观地争辩说:“在所有理智活动中,惟有科学原来在时代要求的人中具有一种类型的普遍性。”“科学在这里被认为有文明化和人文化的效果,用特别实际的、现世的关注代替非实在的、宗教的价值。”[22]
毋庸讳言,科学家不是完人,不是安琪儿。像任何个人和群体并非十全十美一样,科学家在品德上亦有诸多不足和缺点,甚至还有品质恶劣的科学家[23]。“有证据表明,科学家与其他人一样具有相同的道德行为:迷信、机会主义、痴心妄想、赶浪头、追时髦、对新事物和外来事物怀有偏见。只要稍加留神,这一切都会在研究科学家的行为时发现。”[24]梅多沃列举了科学家的一些无行行为。有些人使出浑身解数以提高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声望,而用非科学的手段败坏他人的名誉。有些科学家剽窃别人的思想,还要卑鄙地辩解说他和别人是各自独立地来源于某一更早的思想。有些人采用肮脏手段,不引用自己获益的作者的新近论文,反而大量引用自己年代久远的研究工作。有些人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故意略去某些技术细节,使别人无法弥补和借鉴。有些人挑剔成癖,或者抓住别人的弱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者暗示自己早已有同样的观点。有些人稍有一点想法,就自吹自擂,自以为是亘古未有,谁要对他说半个不字,就会招来敌意的怨恨。[25]戈兰点出有劣迹的科学家的名字:牛顿在争夺优先权时操纵调查委员会,并伪造日期。数学家J.伯努利曾被说成是一个“粗暴、陋习成性、嫉妒、在必要时还不诚实的人”。地理学家伍德沃德(J. Woodward)以其“怪癖、浮夸、神经质、举止粗鲁”而著称。乌利瓦(A. Uliva)沦为罪犯。拉姆福德伯爵(Count Rumford)是间谍、谄媚者、受贿者。[26]萨顿也洞察到:
科学家有时表现出一种过于骄傲和过于肯定的可鄙倾向,并且作为一个阶层显得过于自以为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愚蠢地攻击一切非科学的活动,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反对他们的对立面。还有一些人的举止就像是喝醉了酒的孩子,放肆地毁坏在他看来是错误的或非理性的事物,这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些轻率地反对偶像的人,比那些迷信偶像的制造者更为愚蠢、更不可饶恕。……科学家并不一定是明智的;他的思想可能很敏锐,但是也可能很狭隘;他也许能看穿蒙蔽所有其他人的奥秘,在某一方面他也许具有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的智力,但是在其他方面也许是迟钝而愚蠢的。最后,还必须承认,许多科学家显得缺乏教养,这必然会激怒那些被他们看不起的人,而这些人可能比他们更为文明。[27]
乍看起来,刚才罗列的科学家的一些乖僻之举,似乎与“科学家是有德行的”判断薰莸不同器,实则不然。要知道,科学家的品德缺憾是个体的,在整个群体中毕竟是背离规范的个例。科学共同体一直采取各种措施,遏制和清除这些不端行为。况且,科学家的一些不良行径不少发生在科学活动和建制之外——当然,任其滋生、污染,也会腐蚀科学共同体。莫尔注意到这个问题:科学家在公共讲坛上的行为威胁科学界的道德标准。温伯格对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做了充分分析:“当科学家在公共讲坛上就科学问题发表意见时,他们不服从关于在通常科学交流渠道中表达意见的规定。由于这些传统的规定不起作用,这种超越科学的辩论常常会导致在科学上的不负责任:在公众辩论中提出的证明水准低于专业辩论中提出的证明水准,而且科学家往往只对公众讲一半真实的话。……如果科学家允许自己有权在公共讲坛上信口开河,我想这种习惯可能会逐渐蔓延到科学讲坛。”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将很快破坏科学的可靠性和在公众当中的威信。如果我们不划清科学辩论和超科学辩论的界线,我们将会毁掉我们的基础。[28]
像一般人一样,科学家的秉性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梅多沃注意到,“科学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以迥然相异的方式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科学家中有收藏家、分类家和强迫性整理家;许多人具有侦探的气质,许多人是探险家;有些人是艺术家,另一些则是工匠。也有诗人兼科学家或哲学家兼科学家,甚或还有少数神秘主义者。……甚至还有少数骗子。”[29]威尔逊发现:
在性格上,科学家像其他人群一样地多种多样。你随便找出一千个科学家,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人:既有慷慨的,也有贪婪的;既有心态平和的,也有情绪多变的;既有庄重的,也有轻佻的;既有好交往的,也有爱独处的。有些科学家冷漠得就像四月份收税的会计;如果进行检查的话,就会发现极少数科学家有狂躁型抑郁症。[30]
也许是由于科学家在品德和秉性上的两面性或双重性,使得世人对科学家既神化,又误解。有各种各样关于科学家的神话:安贫乐道而视金钱如粪土,高瞻远瞩而明察秋毫,一心一意追求真理而别无旁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这样的科学家;即使有,想必人数也不会太多;大多数科学家与普通人在品德和秉性上的确没有过大差别。戈兰举出许多科学家积累财富的例子,以批驳科学家清贫度日的神话:牛顿起初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去世时已是富人。开尔文勋爵通过他的专利积累了大量财产。狄塞尔在40岁前已是百万富翁。J.J.汤姆孙的房地产规模使同代人惊愕不已。类似的富人科学家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还用事例戳穿科学家英明的神话。沃森甚至称一些科学家为“笨蛋”。如果科学家是英明的,按理说他们对理解新理论就不会有困难。可是,卢瑟福半开玩笑地宣称,盎格鲁撒克逊的心智无法理解相对论。在狭义相对论诞生多年之后,美国物理学会主席马吉(W. F. Magie)对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概念一头雾水。他在1911年的主席演说中还宣称:“我在相对性原理中看不到宇宙问题的终极解答。实际有用的解答必然是每一个人——普通人以及训练有素的学者——可理解的。以前的物理学理论就是这样可理解的。”如果科学家是英明的,错误就不大会频繁出现。可是,任何科学理论都能够被诠释为对先前错误的矫正,在科学家个人的成就中也显现出许多错误。[31]针对科学家被描绘为献身真理的追求者,他们全神贯注地理解难以驾驭的自然,轻蔑他们工作的功利主义应用,十足的利他主义,仅接受内心充分满足这一丰厚报酬,轻看金钱、名声或任何种类的外部报偿,西博格申明:
这是不准确的描述。一般而言,科学家是十分普通的人。在他们的专业内部,他们天生的理智才能是人的平均数,他们训练后的能力肯定较强。但是作为人,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受相同的短处、需要、欲望和倾向的支配。[32]
世人对科学家也有诸多误会。其中,最典型的有两点:一是误以为科学家是狭隘的专门家,属于同一呆板模式;二是误以为科学家冷若冰霜,没有感情和人性。第一点明显是错误的:科学家理所当然地是专门家,要不怎么能在某一学科取得成就呢。但是,博学的、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也大有人在,其中有够格的诗人、音乐家、画家等等。哈密顿、戴维、伏打、阿姆斯特朗、罗蒙诺索夫、E.达尔文、麦克斯韦、开尔文勋爵、西尔维斯特(J. J. Sylvester)擅长写诗,亥姆霍兹、鲍罗丁(A. Borodin)、瑞利勋爵、爱因斯坦具有音乐天才,巴斯德、海克尔、奥斯特瓦尔德、迪昂是有名的业余画家。就更不必提及伟大的科学家多半是伟大的哲学家了。难怪马斯洛说: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且自然不是狭隘的工匠。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丰富多彩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他还表示:
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线不像当今这样不可逾越,这将显然有利于科学。方法中心论仅仅将他们归于不同的领域,问题中心论将他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情况更接近真实。许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不亚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里获得的营养。[33]
其实,只要我们明白,科学本质上是艺术的事业,科学是理智的诗歌,科学与哲学在起源和现实中是并蒂莲或孪生体,就不难理解科学家一般并非狭隘的专门家了,特别是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是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艺术家。萨顿还从另外的角度揭橥:“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认为科学家好像都属于同一模式。暂且不说他们的知识范围极端不同,就是他们的风格也是多样的。”[34]关于科学家的科学风格的多样性,我们将另文论述。
关于第二点误会,是由于人们仅仅看到表面现象。诚然,科学家是尊重事实,讲究理性,坚持客观性的,要尽可能排除主观的和情感的东西涉入科学理论。但是,这并不说明科学家在科学中没有掺和一点主观因素,也不说明他们没有感情和人性,尤其是在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中。沃尔珀特表明:“在对科学的许多误解中,说科学家以不动感情的方式追求真理,他们惟一的报偿和目的是对世界的更好理解,或者他们完全是竞争的和自私自利的。虽然二者具有某种真理成分,但这些是误导的形象。”科学家在情感上卷入他们的工作,此外享受发现的乐趣;科学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在建立科学家的目标中扮演根本性的角色。科学家之间存在竞争,但是也有诸多合作。科学家想要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念,但是新观念的接受比证实或证伪的判断更复杂。科学家在没有健全理由的情况下,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念或接受其他人的观念。[35]马奥尼指出,科学家不仅在职业角色的履行中是主观的——往往明显不过地易动感情。科学家也许以比几乎任何其它从业者更多的热情卷入他的使命中去,他们完全可能对他的生涯的非金钱方面有更强烈的私人投入。[36]
至于说科学家没有人性,更是无稽之谈。尽管科学家从事客观性很强的研究工作,但是科学家毕竟也是人[37],怎么会没有人性呢?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是有人性的[38],这无疑是创造科学的科学家之人性在科学中的显现——“科学被视为科学家的人类本性的产物”[39]。反过来,科学的人性又说明科学家是有人性的。休谟早就提出“人性本身是科学的首都或心脏”的命题。他说:
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40]
波普尔从科学的可错性和科学家会犯错误这个角度,说明科学和科学家具有人性:“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41]瓦托夫斯基看问题的视野更为宽广:“我们需要重新提出问题,以使科学工作本身能够被看做本质上是人类的工作,并且在高度完美的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人道的事业。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考虑在普通种类的人类活动中什么是科学活动的基础,并且我们必须确立存在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实际连续性。我们还必须考虑科学的特点是什么,但不是从科学超越于人类活动的意义上,而是从科学本身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在各种决定性的方式上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的人类活动这种意义上去考虑。如果以这种方式探讨问题,那么将可以看到,科学代表着人性的一项最高成就,而不是某种置身于人性之外的事物。”[42]
我们曾经讨论过科学异化问题[43],科学家异化的危险性同样也是存在的——这在当下并不是什么稀罕之事。
要知道,在不良的社会大环境和失范的共同体的小生境的熏染下,科学家若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严格自律,也会被颓风裹挟、被浊浪席卷:或被极权政治异化为政治官僚或政治痞子,或被市场经济异化为经济机器或经济动物,或被泡沫学术异化为学术掮客或科学骗子,或被时尚文化异化为科学玩偶或文化小丑,干出种种违背科学规范和泯灭科学良心的事情,从而贻害于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并进而毒化社会。
萨顿对科学家异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科学异化忧形于色[44]。英国前技术部长本(A. W. Benn)指出,科学家有堕落为“新型工头”的危险[45]。科学家异化应该引起科学家自身和科学共同体的深思和警惕!对此,科学家除了加强社会责任感和自律意识之外,科学共同体也要设法抑制和消弭科学的社会结构中的异化源泉[46]。科学家职业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声望很高的、十分受社会尊重的职业[47],科学家要有自知之明,要以身作则,要对得起“科学家”这个光荣的称谓和公众的称许,决不能随波逐流、自暴自弃,沦为人人唾弃的异化人。
科学家要防止和避免自身被异化,务必坚持科学态度,永葆科学良心——这是抵御异化的不二法门。巴姆把科学态度归结为至少六个特征:好奇、好推测、愿意坚持客观性、愿意保持虚心、愿意暂不做出判断和愿意坚持尝试性。科学的好奇是有所关注的好奇,它发展为对探索、研究、冒险和实验的关注,其目的在理解。初始假设往往是推测性的,并且每一个假设都包含某种程度的推测性。显然,好推测意在形成和尝试做出假设。坚持客观性对科学来说是基本的,这包括好奇、经验、理性等诸多方面。虚心意指愿意听取和容忍别人的建议,即便与自己的结论相矛盾。在有足够的证据之前不下结论,而不管这种持续悬而不决的状态需要多大耐心。不仅未经证明的假设(包括工作假设)应该以尝试性的态度加以对待,而且应该把整个科学事业看做是尝试性的,因为它仍然有不确定性,对方法也应该持非教条的态度。[48]任鸿隽特别指出:“科学家的态度当信其所已知,而求其所未知,不务为虚渺推测武断之谈。”[49]
在科学态度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批判态度和客观态度。按照马赫的观点,科学态度首先是批判态度:经验资料总是具有最后的发言权,没有教条、神圣理论和先验陈述的地位。这些原则明确地定义了科学事业的限度。科学只能给出实际事态的描述(和预言),规范和价值不能借助科学来发现,在它的范围之外。而且,我们从来也不能担保,我们今天接受的东西明天还将是可接受的:科学理论是假设性的,不能被证明,很可能在未来被拒斥。[50]布罗德指明:
科学态度的精髓是客观性。科学家在分析事实和检验假设时,理应严格排除自己对结果的期待。在公众的心目中,客观性是科学的突出特点,因为它使科学家看问题不因教条的歪曲而受影响,使他能够如实地看待真实世界。要做到客观是不容易的,研究人员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达到。[51]
我曾经在多年前讨论过科学良心问题[52]。所谓“良心”,是个人对自己与行义为善的义务相关的行为、意向和品性的道德上的善恶感和荣辱感。良心对社会生活有重大意义,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判断、指导和监督作用[53]。所谓科学良心指的是,在科学建制之内工作的科学家,经过代代相传和自我实践,经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熏陶,逐渐形成了一套合乎道德的外在行为准则,这些准则的内化就是科学家的科学良心,即科学家内心对科学研究中各种涉及到伦理道德方面的是非、善恶和应负的责任的正确认识——他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
波兰尼对科学良心做过细致的考察和精湛的研究。他说,人们无法依据任何已经确立的规则去解决直觉洞察的问题,最终做出何种决定纯粹是科学家自己的事情,他得凭自己的个人判断去抉择;现在,我们发现这种判断还有一个道德层面——高层次的利益总是与低层次的利益相冲突。可见,科学家的判断还是良心的事情,个人判断中已经嵌入对理想的信念和忠诚问题。当然,在科学界,即使只进行最简单的操作,对科学理想——细致与诚挚的自我批评理想——的忠诚也是不可缺的。这种忠诚亦是初踏科学门槛的学生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遗憾的是,在学习此种科学良心时,许多人只学会卖弄学问和疑神疑鬼——这种卖弄和怀疑可能瓦解一切科学研究的进展。执行任何一条科学规则都不能满足科学良心,因为每条科学规则都只服从它自己的诠释。举例而言,如果我们去验证某件当前提及的事物,就不涉及我们此处讨论的特殊良心,而只牵涉到平常的责任心而已。可是,如果要我们判断他者的数据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此时我们就得同时避免太过谨慎和太过大意的危险,那科学良心就至关重要了。在一切科学决策过程中,如某项科学研究之探询、研究成果之公布、接受公众质疑并为之辩护,难度将更大,它们都涉及科学家的良心。对科学家来说,其中的每个过程都在检验他们对科学理想的诚意与奉献精神。科学家必须想尽一切法子,与他所预测的潜在实在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一经确立,即自始至终得到科学家本人科学良心的赞成。因此,科学家得接受一项任务——他们必须对证据的效力表态,虽然这些证据永远无法完成;他们还得相信,这种听从于科学良心的命令而进行的冒险行动是他们能够胜任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为科学做出贡献的恰当机会。他进而表明:
在科学发现的任何阶段,我们均能清楚地辨认出两个不同的个人因素,它们参与科学判断,使科学判断能够成为科学家自己的事情。某些证据在科学家身上不断激起直觉性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又与证据另一部分互相抵触。科学家的一半思想不停地提出新的主张,另一半则不停地反对它们,两部分都是盲目的,任哪一部分自行其是都会将科学家引向无限的歧途。不加约束的直觉性思考将导致放纵的任性结果;但是,对批判性规则的严格履行又可能使发现系统彻底瘫痪。惟有由这二者之上的第三方来做出公证的裁决,方能解决这个冲突。在科学家的脑海里,科学良心的角色就是这超越其创造性冲动和批判性谨慎的第三方。当科学家宣布最终结论的时候,必定要奏出个人责任的调子,我们可以从中听到科学良心敲出的音符。由此可见,科学的基础里隐藏道德的因素。
在把科学良心看做是调解直觉性冲动和批判性程序的规范法则和师徒间关系的最终仲裁者之后,波兰尼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在培育共同科学理想的过程中,是如何组织它的成员的科学良心的。[54]
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和科学良心不光在科学建制和科学活动中不可或缺——否则会直接导致科学异化和科学家异化,而且在参与科学与社会相关的事务(咨询、做证、兼职、雇佣、决策等)乃至直面某些社会问题时,也能秉持批判的姿态和公正而客观的立场。波兰尼认为:“对于相互对立的论战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科学家必须本着科学良心做出自己的判断。”[55]这种做法不仅适用于科学内部,也适用于科学外部。
李醒民,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 100049)
【参考文献】
[1]本-戴维认为:“科学家关于他们自己的研究行为的规范多样性表明,这种行为可以由价值承诺和群体卷入决定,而不是由探究的逻辑或科学实施的规范来决定。……科学中的社会控制在分析上和经验上不同于研究的功能。社会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它的独特性可能是主要条件之一,该条件使个体研究者自由地使用他的想象和直觉成为可能。因为他最终将受到相当严格的和重要的规范的判决,所以他能够实际上被容许享有像他希望的那么多的自由。”参见J. Ben-David, Scientific Growth, Essay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thos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341~342.
[2]马斯洛道出了这种关系:“科学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人类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以及审美的需要,给了科学以起因和目标。任何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这些情况还没有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科学家,我们分享着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不得不永远如此。这类价值包括诚实、博爱、尊重个人、社会服务、平等对待个人做出决定的权利(即使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也不例外)、维持生命与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讲究信用、讲体育道德、公正等等。”参见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7页。
[3]ポアンヵレ(H. Po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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