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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峰:技术哲学中的信息主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6 点击: 1003 次 我要收藏

如果将信息主义界定为对当代信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一种深刻把握,那么它正在超出原来的含义,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范式,即以信息为基点来阐释社会与人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思想或学术倾向[1],它存在于众多的学术领域,同样也存在于技术哲学之中。
技术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表现为对技术现象若干侧面的信息主义解释,抑或用一种信息主义的思维去分析和看待技术哲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技术的定义、技术的特征、技术的功能和社会形成过程等等。
一、技术的知识化和意志化:技术的信息主义定义
技术是一个复杂系统,是一种多面现象,在“定义”技术时,不同的视界往往强调的是技术的不同方面,如物质主义可能强调的是技术作为人造物和器具的方面,工具主义强调的是技术作为达到人的目的的方法和手段方面,人类学视角强调的可能是技术作为人的活动过程方面,实践哲学视角强调的则是技术所具有的改造世界的功能方面……。除了这些视角外,信息主义不能不说也是一种重要的视角,这种视角对技术的定义所强调的可以说是技术的知识(信息)方面。
信息主义的技术观主张摒弃“技术是一堆机械实物”的流行观点,例如M.邦格明确指出:技术“显然不是从技术的产物——汽车、药品、被治愈的病人或技术战争的牺牲者当中去探索”,“由于有些人把技术与它的运用甚至与它的物质产品等同起来,技术的概念方面就被轻视甚至被抹杀”[2]。技术虽然与它的物质载体有联系,但两者并不能归结为一回事。有信息主义倾向的技术论者虽然并不明确认为自己就是信息主义者,但其所持的立场无疑与此有“家族上的相似”。这种技术观从强调技术的知识特性到干脆主张技术就是知识,作为一种信息状态的知识成为揭示技术最本质的东西:“技术的本质特征就是知识性,属于精神范畴,不是什么物质实体”[3]。而物质论技术观所主张的作为技术存在的人工制品,如生产设备、科学仪器、劳动工具等等,在信息主义者看来不过是技术(知识)的物化、凝聚或体现而已,所以“技术本身”决不是这些物质性的东西,而只能是内在于人的某种知识,亦即某种人工的信息。即使像工具论者那样认为技术是以自然力抵抗自然力,那也是人依赖理性知识所实现的。当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只是蕴涵于硬件设备中的知识时,实际上就走向了技术观上的信息主义。这样的信息主义技术观由于所强调的就是知识,因此也可以具体称为知识主义的技术观。
由于科学也是一种知识,那么主张技术是知识是否会导致它和科学无法区分呢?信息主义技术观通常会在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作出区分,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描述自然界和社会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是“理论性知识体系”;而技术知识则是关于在实践中如何做的知识,是操作性知识,是“实践性的知识体系”,“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各种人工事物与人工过程的知识、方法与技能的体系”[4]。
对技术的这种信息主义定义反映了学术界在技术观上的这样一种变迁或转型:从强调技术实体到强调技术方法,从强调技术硬件到强调技术软件,从强调技术器具到强调技术知识。这种转型也反映了技术发展到当代形态后的技术的新特点:软件居于核心的地位,非实体因素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信息、知识的因素越来越重要,成为物质性活动方式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形成所谓“虚物主导实物”的格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认为技术实在就是一种信息实在,尤其是高技术更是一种信息实在(而传统的技术多是物质性的实体实在),如计算机软件、转基因作物等,都与信息的人工集成或对天然信息的人工改造有关;技术活动本质上也成为一种信息操作活动——从生产领域(自动控制)到设计领域(计算机辅助设计),从生物技术(遗传信息的操作)到材料技术(物质的结构和功能信息的重组)。这样的信息技术也是突显信息内容的技术,所导致的是“内容产业”的兴盛,也就是涉及信息的各行各业的发达,从而也更导致信息主义所描绘的一幅社会图景。
技术作为知识也涵盖了技术作为一种意志的现象,米切姆在关于技术的定义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不仅可以作为客体、过程和知识来看待,而且也可以作为意志来看待,“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和意向等要素”[5]。海德格尔的技术现象学更是从人的意志的展现上去揭示技术的本质,他认为在技术中,意志以贯彻的方式存在——预先把一切强行带入它的领域,人周围的事物为了贯彻这种意志而被构造出来,自然和世界则作为千篇一律的材料和功能的对象由观察着的、谋算着的和统治着的意志充分利用[6]。技术意志使“事物”成为物质化、对象化、齐一化、效用化之后的一种存在。从技术体现人的意志到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志,成为人对自然的强制和对象的“座架”,反映了一种人造信息对物质世界的统治,意志信息的泛滥对“物自身”的干扰,是(人工的)信息世界和(自然的)物质世界的一种深刻的矛盾和背离。从意志上看技术的实质,实际上也是将技术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从而构成一种信息主义视角中的技术观。
二、技术的“透明化”:技术性认识的信息主义特征
认识世界是人的一项重要的活动,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要借助于技术,技术为我们拓展了一个日益宽广和深化的世界,使我们能够接受外部世界更丰富更复杂的信息,因此,技术在今天已成为我们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是连接人和对象之间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一部分技术早就是专门行使信息摄取功能的,这样的技术被认识工具化,具有信息“过滤”的功能:一种纯粹的面对信息世界的功能,一种加工信息的工具,一种广义的“媒介”,这样的技术显然是与人的信息活动相关的。
不仅如此,作为人和世界的信息联系的中介的技术,还不断地走向“透明化”。例如,当信息摄取技术(观察仪器和数据采集系统等)成为主体或客体的一部分时,就被主体或客体所同化。此时的信息摄取技术即使仍被称为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中介,也是主体化了的或对象化了的中介,借用现象学技术哲学家伊德的表述,此时“人—技术—世界”就变成“(人—技术)—世界”或“人—(技术—世界)”。这尤其表现在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观察时,作为观察工具的信息技术向主体和对象的双重融入。信息技术作为观察的工具,将对象变成技术性对象,将主体变成技术性主体,将认识变成技术性认识。技术在这里成为一种强大的解释装置,使得先前人对对象的直接解释变成人通过技术对对象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又被人理解为是自己对对象的直接解释,技术作为解释装置的存在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正如我们透过自己已经习惯的眼镜看事物时,并不认为是通过眼镜看到的世界,而是当做我们直接看到的世界一样,“眼镜”在我们的意识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此时我们透过技术看世界但并不意识到技术的存在,这被技术现象学家称为“透明”,它表明即使在有技术工具作为中介介入的过程中,人的注意力也主要是投向对象本身,而且当人们熟练使用工具时,那些经常被使用的媒介往往被人所忽视并消失在使用者的视野中,即从我们的视野中“退场”,这时候,媒介就成为透明的了。也可以认为,技术装置此时被我们的观察系统所内化,成为我们摄取信息的一个内在的或“有机”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生成”信息的一个要素,技术由此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生成信息的功能,使得技术的信息特征得到加强。
技术作为媒介所面对的现象世界,就是信息世界,技术媒介作为过滤信息的功能,就是对信息加以处理的功能;技术的这种功能一定意义上是围绕信息展开的,是和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关于信息的能生装置。在这个意义上,“透明化的”技术实际上是我们创生信息的“共谋”;世界是一幅什么图景,对我们呈现什么现象,是我们和技术共同的“建构”。
技术的这种透明化从而成为我们“共建”外部信息世界的一个内在要素,不仅表现为技术现象学家们所分析的技术作为观察工具的事实中,而且表现在技术不断被物质性地内置于人体的过程中,尤其是表现在信息技术将在其高级阶段更深刻地内化于人的过程之中。当某种信息技术植入于人,并且完全融入于人之后,如基因工程对人的治疗和改造,或生物芯片的植入人脑,就会使得这些技术作为物理存在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了,使得“外来的技术因素”被人彻底整合后,就成为人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再像是外在的中介性的东西了。它们所携带的“技术性信息”同样加入到人自身所进行的各种信息活动之中,包括对对象的感觉和分析,以及形成行动的目的和意向性,还有作出决策等等信息加工与处理的活动之中。如果这样的植入技术达到了比较完善的水平,“外来的”技术性信息和我们“内部的”心智信息之间实现了有机的融合,技术性的处理信息的程序和我们心智处理信息的过程实现了“无缝”的衔接,那么我们的被技术“武装”起来的头脑所作出的认知分析和判断决策,就将分不清哪些是我们“真正的”自由意志所使然,哪些是技术因素所使然;技术此时也成为一种透明的存在,在人的信息世界的形成中发挥至关重要却又默默无闻的作用。目前,信息技术如计算机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所谓人机和谐、机器围绕人转、芯片植入人脑和人体,即所谓“人—机—体”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由此将全面渗入人的物质和精神存在,与人自身融为一体,而看不出作为外在中介的形象。一旦这些信息技术所携带的信息内置于人,将发挥更强大的信息功能,人将在信息状态上得到更大的改善,此时人作为一种“信息存在”的技术化特征将更突出,这也是麦克卢汉所说的“被技术修正的人的身体”:“从生理上讲,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身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地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7]。同时也显示了技术的信息功能的更趋强大,这也是信息主义所预示的人和技术发展的前景。
技术的上述的两种“透明化”的状态,为我们揭示了人对世界感知和认识的一种实质,那就是技术或信息技术的日益深刻的介入,用伊德的说法就是,置身于技术物包围之中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不受技术干预的“天真”的感知;而用钱德勒(Chandler)的说法,任何媒介都促进、强调、加强、放大或扩展了人类的某些经验和用途,同时也抑止、削弱了另一些经验和用途,实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定义和建构出来。总之,特定技术无不在放大、缩小、凸现或遮蔽人所经验到的现象,技术在透明化过程中所行使的这种信息建构功能,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信息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在观察和认知过程中的本质特征。
三、技术的信息化:人的技术活动的信息化转型
信息主义的原初含义就是信息技术无处不在的社会影响,如这一概念的最初提出者信息社会学家卡斯特就用它来描述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范式,认为它已经对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全部社会生活以及相应的制度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因此被视为“整个世界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8]。“在信息主义之下,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信息主义的浮现,并成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9]。从技术哲学的视野去看,这一现象表明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一种当代的主导性的技术类型,或者说当代技术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技术,技术的信息化成为技术存在的一种普遍方式,正是因为技术从根本上成为了信息技术,所以技术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影响最主要或最根本的就归结为信息技术的社会功能。
技术的信息化或信息技术成为主导的技术类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信息技术是信息的处理、接受、传输和应用的技术;是应用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信息的产生、获取、交换、传输、存储、处理和利用的工程技术。人类经过几次“信息革命”以后,终于在当代发展出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其强大的信息摄取、处理和传播功能,使得人类一方面可以十分便捷地获取、交流和建构出信息;另一方面信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则越来越大,成为须臾不可离的东西,所以说它使人类进入了一种“信息时代”。
二是由于信息技术本身的强大功能,即使那些传统领域中用于处理物质对象的非信息技术,如生产技术,也被纳入了“信息化”的“技术提升”过程,这就是在生产性的机器技术系统再加上了信息控制的部分,使物质生产技术得到了信息化改造,成为一种信息化的生产技术,于是生产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为一体。这时,即使是使用生产技术,人也是在进行一种信息活动——控制机旁的信息控制活动。
两个侧面导致信息技术成为主导技术,或者说一切技术在当代的意义上应该是信息技术;尤其是技术与人的直接接口或界面,是通过信息技术的装置实现的,所以即使是非信息技术,也是通过信息技术与人直接相连的,于是对于人的直接操作和认知活动来说,技术都是一种信息技术。如果信息技术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导型技术或一切技术都出现信息化特征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技术“转型”:从物质型技术到信息型技术的转型,或称之为“以处理物质能量为主的技术”到“以处理信息为主的技术”的转型。当技术的主导类型是信息技术之后,技术的功能也随之信息化,技术不仅是用来改造环境的,指向物质世界的重新塑造,更是用来“生成和传播知识”的,“指向知识的思想的扩张”,亦即“用于追求知识的技术”,即行使信息的摄取和处理的功能,技术由此从功能特征上呈现出一幅信息主义所描绘的图景。
这样,技术哲学视野中技术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技术;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主体所从事的技术活动,就是处理信息的活动,即使在生产技术活动中也是如此,技术主体不再是和物质性的被改造对象打交道,而是和控制机上的信息显示打交道,他所进行的“改造物质对象”的技术操作活动,从直接性上也成为了一种信息处理活动;他所造成的对象的变化,在直接性上也成为人工信息的某种经过处理后的变化,只是通过机器系统的传送,最后才在人并非亲临的终端物质性地改变了对象。从普遍性上看,人使用技术的直接活动都成为了一种信息活动,其中实践活动是通过控制机所进行的信息控制活动,认识活动则是通过技术所进行的信息摄取和处理活动。甚至两种活动之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于是,人所从事的技术活动普遍地带上了信息化的色彩,人类的实践类型也从过去的物质型实践为主转变为信息型实践为主,人的活动、人的技术手段、人所造成的对象的直接变化、人的生存方式等等,都必须从信息的视角上去加以把握,这就是信息主义从技术的信息化转型的角度为我们所揭示的社会图景。
信息技术甚至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第四世界”:人类借助电脑网络、电子通信、虚拟技术和丰富的想象力将光、电、色、能、数字与信息集于一体,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模拟缩合,构建起的一个新天地。或者说在信息技术主导的世界中,社会的面貌是一幅信息主义的图景;不仅社会的发展,而且社会中人的发展也打上信息(技术)主义的痕迹;信息技术性成为时代的特征,也成为人的特征,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走向“信息人”[10]。
当人的技术活动日益成为一种信息活动时,当技术层面的信息化普遍发生时,还使得许多传统的僵硬的二元对立得到解构,如实践与认识,从而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认识论乃至本体论界限趋于模糊,于是从哲学上对技术的类型也产生出新的启示。一些学者认为从古代开始技术就应该分为“认识技术”与“实践技术”或者“生产技术”与“非生产技术”的不同类型,像保罗.莱文森那样将技术分为两个序列(meta-technology or second-order technology):第一序列的技术“即人的一般技术,是在改造外在的物质的世界”;第二序列的技术“即认知的技术,是在改造我们内在的心灵世界,……属于认知的技术重新塑造了认知者:我们人类自己”[11]。于是,他们可能说凡认识类技术或非生产性技术都具有(广义)信息技术的特点,从而使得(广义的)信息技术活动只是一种认识活动,于是人们所从事的当代的信息技术活动无非多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当然,即使有这样的分界,我们认为这种界限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也日渐趋于模糊。例如,当代信息技术使得实践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信息型实践”时,尤其是“虚拟实践”的出现使得认识与实践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故以“活动”统称之,而无须严格地将其分为是认识还是实践。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所以有“技术性科学”(technoscience)这一新词来反映两者之间的彼此渗透与难于区分,所以也有“信息科技”这样的表述来淡化它的所指究竟是科学还是技术。这或许也会使得“造物”与“造信息”之间的界限也将趋于模糊,进而或许将用“改变对象”统称之,这也是信息技术所造就的技术信息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新视界。
四、技术的社会建构化:技术形成的信息主义解释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技术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技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技术哲学家都在这个维度提出自己的主要思想,而长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是“技术决定论”的看法。
近年来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上逐渐兴起了“社会建构论”或“社会形成论”,并且日益成为主导思潮。可以说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也包含信息主义,或者对某种技术之所以会形成进行了一种信息主义的解释。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主张,技术的人工制品和实践最好被看做是隶属于社会群体的个人或集体建构起来的,人工制品的意义是由相关社会群体或操作者赋予的。由于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和资源,因此他们倾向于对人工制造物的合适结构持不同的观点。在其看来,技术可以以不止一种方式来设计,在各种不同技术可能性中存在着选择;这就是技术人工制造物的“解释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不仅是人们如何构想和解释人工制造物,而且是对它如何进行设计。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反对技术决定论将某一特定的技术看做是唯一的必然的历史现象。他们认为社会环境造成了人工制品的特征,而技术本身并没有赋予人工制品什么客观性,是社会群体赋予技术以意义,因此技术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也就取决于相关社会群体的解释框架。由于社会群体定义技术发展的问题,因此事物在设计的方式上存在着灵活性,而不是只有一种最好的方式。
在某种技术的形成或定型的过程中,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技术和技术实践是在协商中被建构起来的,这同时也是一个由各种参与者的社会利益驱动的过程。他们还通过案例的分析表明,仅从人工制品的内在性质说明技术事件的过程和设计是不可能的,必须看到用户的协商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特殊的群体和力量极力将技术塑造为适合自己的目的,同时也必须尽可能将各种技术的和社会的结果的可能性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加以考量。所以,在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看来,是社会群体将意义赋予技术,是社会环境塑造人工制品的技术特征。由此也提出“相关社会群体”及“核心需求”的概念,“核心需求”就是一定的相关社会群体的所有成员共同赋予某一特殊人工制造物的同样的意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商谈的,技术的发展和变化只有依据对大量的技术争论才能得到最佳解释,技术的后果也就是来自社会的协商和解释,而不是来自技术自身的逻辑。最后,在技术的一个发展周期中,结束机制发生于共识到达,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当牵涉到设计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群体确定该问题解决之后,技术的争论就结束,他们就使技术稳定化。因此,稳定是在关于某一人工制造物的形式的争论被有效地解决之后达到的。
总之,技术的内容成为“可协商的”,不是技术物自身的内在逻辑和“铁的必然性”所决定,而是在协商的“信息场”中被不断重构,是一种“语境相关”的产物,作为一种信息环境的语境不同,将会导致不同的技术构想和技术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迄今并未构成技术哲学中的一个独立流派,只是在对技术的哲学认识中表现出来的某种“家族相似”的倾向,甚至这种倾向也不是明确以“信息主义”的称号来表达的,而是从其思想内容中折射出来的。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技术哲学,既是我们认识技术哲学之角度的多样性,也是技术哲学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参考文献】
[1] 肖峰.论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7(2):68-77.
[2] 邦格M.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1):56.
[3] 陈文化,李立生.试析马克思的技术观[J].马列主义研究,2001(6):11.
[4] 张华夏,张志林.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2):31-36.
[5] 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3-54.
[6] 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1.
[7] 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52.
[8] 曼纽卡.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2.
[9] 曼纽卡.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03.
[10] 肖峰.人的数字化发展与人学新课题[J].江西社会科学,2004(2):13-18.
[11] 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9-120.
(原载《东北大学学报》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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