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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郭飞:过程可靠论的“普遍性难题”及其解决方案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24 点击: 1930 次 我要收藏

当代西方认识论中针对外在主义提出的“普遍性难题”,是指引起某个认知者产生一个信念的相关的具体事件的序列是一个信念形成过程的标记(token),而可靠性主要是用作评估信念形成过程的类型(type)。由于同一个标记可能被划归到不同的类型之中,而不同的类型在产生的信念的可靠性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外在主义的可靠论必须给出一个普遍性的标准,以便帮助每个具体的信念形成过程的标记确定其相应的类型。以Conee和Feldman为代表的内在主义者认为,可靠论不能很好地回应“普遍性难题”,因而可靠论不能作为一个可行的辩护理论,他们的论证结构可以概括如下:
(1)可靠论者需要提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指导原则帮助认知者确定某一个认知过程标记的相关类型。
(2)某一个认知过程标记可能被划归到(可靠性)不同的类型之中。
所以:
(3)可靠论者无法确定与一个信念形成过程标记相关的可靠的认知过程类型。
Conee和Feldman认为,可靠性作为一种趋势[1],它刻画的是某种持续的认知机制或者可重复的过程类型。可靠论要说明具体是哪种过程类型使得某一标记的可靠性得到了辩护,因此,回答“普遍性难题”,一方面要对于何种过程类型是可靠的给予充分的说明,另一方面要确定一种过程类型的哪些运作条件影响到相应的过程标记的可靠性。Conee和Feldman提出了解决“普遍性难题”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解决方案必须是原则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知道是什么决定了相关的类型使得一个标记变得可靠,我们才获得了一个有实际内容(informative)的可靠论。它必须能够在存在与辩护相关的明确事实的情况下帮助我们确定相关的过程类型,尽管这并不要求人们给出具体的“相关性”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二,必须进行可辩护的认识论机制的分类。也就是说,确定的过程类型必须具有与所产生的信念的辩护之间相应的可靠性。第三,忠实于可靠论的宗旨。
笔者认为,对于“普遍性难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类可能的回应路径:(1)承认这个问题是可靠论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但是它不仅仅针对可靠论,而是所有辩护理论共同面临的方法论难题;(2)认同Conee和Feldman的论证中的某些观点,但是认为他们的论证存在缺陷,没有对于可靠论构成真正的挑战;(3)承认“普遍性难题”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但是认为可靠论有办法作出回应。
笔者将简要考察前面两类路径,并将重点集中在第三类路径,具体考察近年来关于回应这一问题提出的新方案,并指出自然主义认识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不错的方向。
一、“普遍性难题”并不只针对可靠论
笔者认为Conee和Feldman的论证中的条件(2),即“某一个认知过程标记可能被划归到(可靠性)不同的类型之中”,并没有先天地支持“过程类型的可靠性差异使得决定相关的类型变得不可能”这一结论。我希望指明的是,关于不同过程类型之间的可靠性是否存在差别,这是一个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回答的问题,而这一点并没有和可靠论的主旨发生任何冲突。可靠论者并非打算先天地确定哪种过程类型的可靠性与相关性,而Conee和Feldman的论证中却先天地预设了各种过程类型的可靠性肯定是有差别的。其次,我们可以对于条件(2)是否适用于可靠论者关于认识论的基本看法提出疑问。也就是说,可靠论者对于某种认知过程的可靠性的评估真的是从过程标记开始的吗?事实上,自然科学家考察认知者的认知模式的可靠性,大体都是先进行认知模式分类,从考察一组一组的人群、一个一个模式开始,因而他们对于认知过程的考察程序是一个类型接着一个类型(type by type),而非一个标记接着一个标记(token by token)。再次,即便我们承认在具体考察某个认知过程标记的时候会面临“如何将它划归到一个相关的类型”这样的问题,这一关于认知过程如何分类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的方法论问题,而不仅仅针对可靠论。
Michael Bishop认为,某种形式的“普遍性难题”是任何可行的辩护理论都要面对的,而不是仅仅针对过程可靠论。在他看来,任何可行的辩护理论都必须承认“反思辩护”的情况,即认知者S的信念p的辩护基础是S知道获取信念p是经过一个十分可靠的推理方式的结果。如果“普遍性难题”无解,则没有理论能够对“反思辩护”进行说明[2]286。Bishop认为,由于实际上存在得到辩护的假信念和未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某些信念得到辩护是依赖于生成它们的一个相关函数的可靠性,那么所有可行的辩护理论都将面临着某种形式的“普遍性难题”。
在Bishop看来,任何对于目标信念的辩护都要诉诸信念形成过程类型(BFPT)的可靠性,即使对于内在主义者,他们的二阶信念能够为目标信念提供辩护也除非是在BFPT的可靠性与目标信念的认识论地位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他认为,可靠论者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是未加限定的形式,即针对一切信念;而对于非可靠论者,则限定在需要靠二阶信念进行辩护的那类信念[2]291。而他本人认为这种限定性的“普遍性难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限定性的“普遍性难题”的特点在于推理者自身确定了某个BFPT作为相当可靠的、并且自己能够决定如何使用这一BFPT。但是由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限定性的“普遍性难题”难以解决:(1)一个信念是否得到辩护取决于认知者如何确定划分导致那一信念的过程标记所属类型,但是这一确定过程存在着任意性,有时可靠有时不可靠;(2)一个信念得到辩护是由于它是经过一个通常情况下会产生真信念的过程得到的,但是这一方案不是一个原则性的解答,它没法解释一个特定信念为何是得到辩护的;(3)在“反思辩护”中,关于二阶信念为何能够对于目标信念提供辩护语焉不详,并且为何认知者持有的一阶信念不能为信念内容辩护也没有得到说明;(4)存在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原则认为对基本信念(basic belief)的辩护可以独立于可靠性或者二阶信念。
Bishop认为“普遍性难题”可以分为两个子问题,其一是提供一个原则性的办法确定相关的BFPT,这个办法要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而且不涉及符合我们直觉的特设性的类型选择;其二是确定BFPT的性质J,J对于由BFPT引起的信念的认识论地位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如果内在主义者能够对限定性的“普遍性难题”的两个子问题提供答案的话,可靠论者也可以给出相应的回答,因为很显然,他们已经将第二个子问题中的J性质当成了可靠性。
二、对Conee和Feldman的论证的质疑
(一)对论证前提的质疑。
“普遍性难题”的论证结构在Conee和Feldman那里的表述可以概括为:
 过程可靠论除非能够提出一个针对“普遍性难题”的原则性的解决方案时才是可以接受的;
 不存在对于“普遍性难题”的满意解答;
C 过程可靠论是不可接受的。
Brokes认为,这个前提是过程可靠论者不会接受的,因为它依赖于进一步的内在主义假设,尽管他本人认为是对的,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法得到结论C。
Brokes认为,过程可靠论所面临的将相关过程类型个体化的困难使得对于信念标记的辩护看似是一个不足道的或是任意的行为[3]146。尽管多数人对“普遍性难题”的回答都旨在提出并辩护一条非任意的、一般性原则以确定相关的过程类型。但是Mark Heller却认为“可靠性”是依赖于情境并且可以用情境的一些特征来确定相关类型。换言之,人们可以在缺乏明确原则条件下对于每一目标信念的相关过程个体化。但是Conee和Feldman不同意这一做法,他们批评说,这一做法没能对于相关过程的细节进行说明,如果过程可靠论不能给出对于“普遍性难题”的原则性回答,那么过程可靠论就会沦为:信念在认知上可靠当且仅当它们是由一个可靠类型的一个信念形成过程标记所导致,而一个可靠信念形成类型即能够可靠地产生真信念的过程。这一论题不仅空洞无物,而且对于可靠性的说明也是循环的。但是Brokes认为,Conee和Feldman在此所谓的空洞与循环的判断乃是根据一个内在主义的、关于认知辩护的元理论标准;而外在主义者的辩护理论显然将我们直观上认为有根据的信念当做事实上有根据的,他们的任务只是提供可以有效说明这一事实的理论[3]148。笔者十分认同Brokes对于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在此处的差别的分析。过程可靠论的任务旨在表明其理论并非循环或空洞的,并且从其外在主义立场来看他们给出的说明也并非毫无用处。
Brokes通过保险政策设计的例子表明“普遍性难题”不是缺乏相关信息的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概念划分难题,特别是涉及概率可靠性、“直接推理”中的“参照类”问题(确定与一个特定推理过程相关的唯一参照类)的时候。Brokes认为,如果将可靠性理解为非限定性的统计概率的话,那么“参照类难题”和“普遍性难题”的实质是一样的,由于过程可靠论诉诸自然主义,它便更多地涉及物理概率而非认知概率。在“普遍性难题”中,重要的是我们关于自身的认知过程的可靠性的判断,而非过程自身的可靠性,对于可靠性的判断的确会涉及认知因素[3]151。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日常的很多场合下能够成功地使用“直接推理”,我们合理地使用着其中涉及的相关概念。所以Brokes的建议是,如果事实上我们没法确定相关的过程类型是作为我们使用一些概率概念更有力的根据而不是证明事实上的确不存在这些过程类型的话,那么缺乏确定这些过程类型的规则就不应该被看做对于我们的认知辩护理论有什么特别的害处。
(二)标记\类型概念的使用。
Alder和Levin认为,与一个信念相关的过程类型并不包含那些涉及不同因果变量的值起作用的标记[4]99,并且人们对于他们所要确定的相关过程类型也具有某些常识。Conee和Feldman批评Alder对于过程类型所涉及的变量的说明不够详细。比如识别枫树那个例子中,“树叶上的斑点数”这一特征并没有给出确定相关变量的一般性根据,尽管Alder用变量而非其数值作为输入排除了一些作为相关过程类型的备选项,但是这一做法不能确定每一个信念形成过程的相关类型[4]101。事实上,Alder认为,如果“普遍性难题”针对可靠论有效,那么类似的问题在所有科学理论那里都会产生。但是Conee和Feldman认为,即便特定变量的数值相同,在得到辩护的程度上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说清晰度的差异。但是这至多只能说明人们对于变量的规定不充分,而Alder恰恰认为相关的类型包含的过程涉及所有引起这一信念的心理因果因素的全部的数值[4]103。确定哪些因素相关及其数值都属于认知科学的工作。
Adler认为Conee和Feldman对于Alston的相关论证的反驳也存在问题,在识别枫树的例子中他们仅仅是对于相关函数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实际上,不存在仅仅由函数形成的信念过程的标记也是作为既包含叶片斑点数目也包含其他因素的信念形成过程的标记[5]90。换言之,<7,maple>并非<<7,brown>,maple>的例子,Conee和Feklman的反例忽视了标记和应用之间的区分。Levin认为Conee和Feldman对于Alston的“最大限度的具体化”的解读有点过头,甚至是某种形式的误解[5]95。因为他们将函数中的变元与变元的值混淆,才会引出所谓的“单例难题”和“无差别难题”。
三、对“普遍性难题”的直接回应
可靠论者认为一些信念可以被先天地判定为知识,这些信念得到辩护与其所产生的方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而对于这类信念而言,挑出其实际的形成过程并对其可靠性进行评估对信念本身的认识论地位并无直接影响,所以这类信念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性难题”。而为了确定我们的经验性的信念所涉及的过程类型,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办法来保证合适的普遍性。
(一)BIP(belief independent process)方案。
根据过程可靠论,一个真信念可以被当做知识当且仅当这一信念是由一个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类型在认知主体那里引起的。它需要提出一个原则性的办法对于这样的可靠过程类型进行适当的刻画[6]20。这个原则性的办法所涉及的标准既不能太宽泛也不能太狭窄。如果标准过窄的话,某一个过程类型可能只包含一个现实的过程标记,而一个过程类型的单个标记不足以作为此过程类型的可靠性的证据,这是所谓的“单例难题”(single case problem);反之,如果标准过宽的话,一个过程标记可能会被划分到可靠性不同的多个过程类型之中,这是所谓的“无差别难题”(no distinction problem)。因而对于“普遍性难题”的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到以上两个方面。
Mark McEvoy认为,可靠的、独立于信念的过程(BIP)可以被视为一个函数,其输入是关于初始事态的信念,而输出是通常为真的信念。一个过程是独立于信念的当且仅当这一过程没有将信念作为输入,比如视觉就是独立于信念的。直观上理解的独立于信念的过程(BIP)会面临“无差别难题”,比如视觉,在相同的观察条件下的许多不同的视觉信念得到辩护的程度会是千差万别的。避免“无差别难题”的出路之一是将BIP的使用限定在特定类型的信念。这一方案认识到使得某人的视觉信念变得可靠的部分原因在于此信念所涉及的对象的性质[6]31。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戈德曼的“知觉等价物”概念。在戈德曼的Trudy-Judy例子中,两个信念属于同一类型,当且仅当这些信念的内容所描述的情况是“知觉等价”的;而两种观察条件是“知觉等价”的,当且仅当在这些情况下通过知觉产生的信念所具有的性质无法被认知主体通过产生这些知觉经验的感觉手段所区分[6]25。BIP所起到的作用是将过程类型同观察条件与信念类型关联起来。
BIP对于“单例难题”的解决是诉诸可能世界的想法。BIP作为从知觉条件到信念的函数,非正常的过程运作会干扰甚至阻碍某个特定BIP类型的标记的产生,所以两个类似的过程标记如果处于以下情况则不会被视为属于同一类型:认知者的认知状态的某些特征在相邻的可能世界中会阻碍此过程的一部分的正常运作[6]29。
(二)消除认知运气。
很多情况下,认知者持有的一个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不能被视为知识在于此信念的形成过程中涉及认知运气。Duncan Pritchard认为,一个信念源自求真性的认知运气当且仅当认知者的信念p在现实世界中为真却在所有邻近的可能世界里按照现实世界中的形成模式下为假[7]354。Becker对此定义作了一定的弱化,只要求这样的信念在现实世界中为真而在某些邻近的可能世界中为假。而一个信念是源自反思性的认知运气,即此信念在现实世界中为真在邻近的可能世界中为假,这些可能世界与一个人可以通过反思可知的情况是一致的。对于可靠论的一种反驳就是允许反思性的认知运气同持有知识相兼容的情况出现。
Becker认为产生认知运气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在某些情况下碰巧产生真信念的不可靠的形成过程(process luck),另外一个是现实世界的某些特征使得认知者产生了一个可靠形成的、但却碰巧为真的信念(world luck)。他认为,我们消除过程运气与世界运气需要区分出一个人在特殊情况下形成一个信念的特别方式与一个人形成信念的一般性过程,也就是要找到适用于个体信念并可以消除过程运气的方法和适用于多个不同信念标记的消除世界运气的过程[7]357。
Becker的方案是先尽量窄地对普遍性的信念形成过程进行个体化,但是要避免导致“单例难题”,继而用模态化的趋真性条件来消除源自现实世界的特征引起的世界运气。他认为,戈德曼的“内容中立”要求可以使人避免以特设性的方式来对过程类型进行个体化,而狭窄的个体化使我们避免了“无差别难题”。“内容中立”满足了Conee和Feldman所设置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原则性的解决方案”;第二个条件是“可辩护的认知分类”,即具有不同认知能力的认知者有些获得了真知而另一些没有;第三个条件是“忠实于可靠论精神”,即一个过程是否可靠仅仅取决于最窄的因果性运作的、内容中立的特殊过程类型是否是趋真性的。这样的话,知识就是以不涉及认知运气的方式形成的真信念,消除认知运气也就为“普遍性难题”提供了一条解决方案。
(三)抛弃相关性标准。
笔者认为,“普遍性难题”的核心在于可靠论者无法给出一个合适的确定信念形成标记与信念形成类型的相关性标准,而有一些解决思路正是围绕相关性标准展开的。比如,Kappel承认,我们需要用“相关性标准”与“决策理论”来说明是什么使得一个过程类型而不是其他的类型能够说明一个信念标记是得到辩护的,但是他认为不存在确定相关类型的事实性条件,因为信念形成序列涉及特定的信念形成方法,即“一个信念形成序列的相关认知可靠性是相关方法相对于一定领域、条件之下的可靠性”[8]527。在Alston那里,对于任意信念形成序列而言,相关的方法M是由因果地支持这一序列的现实的心理机制的最大限度地具体化的函数性描述所决定的,相应的范围D和条件C是由M的典型使用方式所决定的。Kappel认为Alston面临的困难在于,这些方法的个体化是由在特殊信念形成过程中起到因果作用的某些现实世界中的特征所决定的,而我们确定相关的过程类型实际上就是要找到一些事实以确定相关的MDC三元组。针对以上问题,Alston做出修正,将函数性描述限定为自然类函数,但是这也面临“单个信念过程可能涉及多个可靠性不同的心理机制”这一问题;Kappel继续考察了对于认知者的认知意图、信念形成习惯、实际行为策略的描述等修改方式来限定MDC的做法,但是他认为这些都不能成功地回应“普遍性难题”,因此不存在非语言的自然限制可以划分出相关的MDC三元组,它们并非由语言事实所确定[8]547。因而,Kappel提出所谓的“非决定性论题”,即不存在非语言事实可以确定相关的MDC三元组,可靠论者面临的困难不在于他们无法提出可行的相关性标准,而在于他们无法说明某些标准比另外一些更为正确。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提出涉及相关性的正确标准,而辩护与可靠性之间的关联也因此受到质疑。
笔者认为,在Kappel那里,已经出现了对于相关性与情境因素之间关联的想法,而这一点在情境主义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
(四)情境主义的回答。
Marker Heller认为,Conee和Feldman针对相关类型的普遍性程度提出的要求并不合理,因为相关性标准依赖于情境因素(context)。“可靠性”对于评价者所处的情境相当敏感,Heller不仅认为“可靠性”的运用标准依赖于情境,并且我们实际理解的、运用到过程标记的“可靠性”是多种类型的实例。所以针对可靠论者提出的解决“普遍性难题”的三个要求中的“原则性要求”就是不合理的,因为恰当的普遍性程度会随着情境而改变。我认同他对于Conee和Feldman的这点批评,但是Heller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中确定与一个信念相关的过程类型的办法。他提出以对情境的考虑来回应“普遍性难题”,即将其分为两个子问题:一个是确定对于描述信念形成过程合适的普遍性层次,其二是确定对于描述信念形成的情境合适的普遍性层次[9]504。“如果一个产生真信念的过程是可靠的,它应该允许信念持有者将实际世界W与其他非W世界区分开来。”[10]而依靠情境确定哪一个非W世界是相关的则要依赖给定情境的有效标准,并且只有评价者的情境才能给出这个标准,而不是认知者自身,所以Heller持有论题C:
对于任何情境C,如果有人做出形如“S知道p”或者“S相信p是有根据的”的陈述,涉及信念形成过程的相关类型,因为术语“导致S相信p的过程”是相对于情境C而成为由情境决定的类型。
Conee和Feldman认为,对于论题C的一个根本性反驳在于情境因素并不能明确得出与一个“导致S相信p的过程”这一用语相关的确定的过程类型。一般而言,没有一类信念形成过程的类型会变得对于情境而言是显著的。当我们判断某人持有的真信念是知识的时候,没有发生对于备选过程类型的情境式的缩减。此外,即便知识的持有者在头脑中具备关于某种信念形成过程类型的想法,认知者的想法也没有以对可靠论者同样有效的方式确定相关的类型。Conee和Feldman认为,对于“普遍性难题”的解决要诉诸信念形成过程中实际涉及的事实,而不是诉诸关于认知者头脑之中关于那些过程可能错误的看法。所以论题C是不对的,因为在多数拥有明确真值的知识和判断性陈述的典型情境中不存在由情境确定的类型。
(五)自然主义认识论对于“普遍性难题”的回应。
正如Bishop所说,戈德曼在1979年就提出以“epistemics”取代聚焦于辩护问题的传统认识论,而转向对于我们认知活动所涉及的心理机制的评估与指导。Stich在1992年也提出“科学认识论”这一概念,将认识论看作关于人类推理策略的评价的理论。因而那些有自然主义认识论倾向的哲学家都越发重视认识论对于我们认知活动的指导意义,并希望将这一工作与心理学、神经科学的成果结合起来。
1、William Alston的心理学实在论。
Alston试图借助认知心理学帮助确定相关的信念形成过程,他将信念形成过程标记看作属于某个自然类。但Conee和Feldman认为,仅仅宣称信念形成过程是一个自然类对于说明相关性无济于事,因为每一信念形成过程标记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纳入到不同的科学法则之中。对此,Alston承认单个过程标记可以属于不同的自然类,但仅有一种是“心理学上现实的”。对于任一信念形成过程标记t而言,相关的类型是如下的自然类:它包括并且只包括那些与t具有相同的、从输入经验到输出信念过程的因果性影响特征的元素,这一自然类是心理学上现实的。
Conee和Feldman认为,只将分享全部内在因果性前提(predecessors)的信念归到一个相同的相关类型会导致“单例难题”。并且这样做也无法在碰巧根据显著特征所做的猜测而得到的信念和基于充分理解之后的分类所做出的专业性判断之间进行区分。Alston主张用“最大限度的具体化”标准来进一步刻画这一过程,即“任何函数的输入方面的差异都意味着一个不同的函数”;而Baergen认为存在程度不同的范畴化分类,粗略的范畴化发生在较低的层次,而越精细的范畴化处在越高的层次,相关的类型是由形成信念的最佳心理学理论所确定的类型。即对于任一信念形成过程标记t而言,相关的类型是一种心理学自然类,它属于对于t产生的信念最佳心理学说明的一部分。而Conee对于是否存在这样的最佳心理学说明以及这样的说明能够胜任确定相关过程类型这一任务持悲观态度。
这样的话,“普遍性难题”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以及它是否有解,就依赖于一个人的认识论预设。换言之,我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接受可靠论。Newman认为,对于“普遍性难题”的外在主义回答需要承认某种特殊形式的关于心理学或认知科学的局部实在论。比如Conee和Feldman批评Alston对于感觉输入和信念输出之间的函数关系的理解忽视了存在多个函数关系描述同一过程的可能性。而作为回应,Alston认为作为外在主义者必须假定某种强版本的心理学实在论,即对于每一个信念形成标记只存在唯一的自然类函数。Newman认为,可靠论在认识论层面预设了心理学实在论,并且在形而上学层面预设了事实上存在唯一可靠的相关的自然类函数,它被某一信念形成过程的标记所例示[11]119。
对于外在主义者而言,即便我们没有明确意识到我们的信念,只要它们实际上是通过可以由心理学或认知科学所刻画的可靠的信念形成机制产生的,那么相关信念就是得到辩护的。这一关于辩护的理解就是纯粹不考虑认知者自身的二阶信念,而只要求第三人称视角的关于可靠性的准确报告,而这样的准确报告由认知心理学来完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对于判断窍门的研究。
正是在自然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近年来科学家对于人类的认知活动进行了许多细致而富有成效的研究。Gerd Gigerenzer对于人类的信念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判断窍门(judgment heuristics)提出了不少洞见。他认为人的心灵类似于计算器,为了能够对其运作机制进行充分的描述与说明,对于判断窍门(judgment heuristics)的刻画方式应该说明它们是如何通过信息格式与函数关系产生关联[12]1211。Lee认为Gerd关于判断窍门的表述所设置的这个严格标准对于自然主义认识论具有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排除了一些刻画不当、不适合用作对信念进行评价的过程;其二是为“普遍性难题”的解答提供启示。Lee认为自然主义认识论,特别是过程可靠论将关注重点置于信念的形成过程,并且希望借助函数关系、因果性的功能说明来解释单个信念的认识论地位与其所涉及的过程类型的可靠性之间的关系。
Gerd旨在寻求一种“生态学合理性窍门”。在他看来,“普遍性难题”之所以成为可靠论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在于确定单个信念的相关类型与其认识论地位紧密相关。换言之,一个用作刻画产生某个信念的过程类型的“普遍性”决定了相关信念的认识论地位。而Conee和Feldman认为可靠论者难以在一种合适的普遍性层次上对于相关过程类型进行刻画。“如果我们可以因为一个认知过程没能满足一个重要的描述与说明的充分性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藉此作为确定一个信念标记的认知地位时的排除方法。”[12]1212
Gerd认为,在他之前由Kahneman进行的对于判断窍门的研究在细节之处显得过于模糊,特别是关于输入的类型和窍门所要求的信念格式方面,因而Kahneman没能给出一个关于判断窍门的合适的心理学方面的说明。而Gerd要求对于判断窍门的心理学说明必须满足一定的具体性和说明力,也就是心理学说明必须涉及的认知过程模式确定了相关过程是如何对信息的表征产生了函数关系,既不能说得太多,也不能说得太笼统。Gerd极力推荐的频率算法的规范性并未嵌入到算法本身,而是通过它与使用环境或者情境的符合关系部分地决定的。对于频率算法和实验任务之间的契合的规范适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一契合关系关乎任务使用情境中贝叶斯规则的统计学有效性;这一契合关系是一种生态学合理的,即在现实环境下能够可靠地产生真信念。Gerd认为,自然主义认识论与认知心理学家对于“普遍性难题”的解决应该着眼于“为了寻求心理学说明,人类认知过程该如何刻画”这一方法论问题。笔者认为,随着对于判断窍门以及人类认知活动机制的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特定认知目标合宜的相关信念形成过程类型,将会获得恰当的心理学说明。
3、策略可靠论取代传统认识论。
Bishop认为,之所以会产生所谓的“普遍性难题”,是因为存在对于一个产生特殊信念的信念形成机制的多种刻画方式[13]178。戈德曼希望确定的是引起信念的最窄的、起因果作用的过程类型,而这一过程必须是心理学上可实现的。因而Bishop认为,如果我们将可靠论看作关于认知卓越性(epistemic excellence)而非认知辩护(epistemic justification)的话,那么“普遍性难题”就可以避免[13]180。在他看来,由于策略性的可靠论旨在对推理过程而非信念标记进行评价,而不同的推理策略之间具有不同的认知性质,因而没有必要要求关于认知卓越性的可靠论对于引起一个信念标记的过程进行唯一的刻画。策略性的可靠论从关注一个信念是否得到辩护转到这个信念的形成是否体现了认知上的卓越性。认知卓越性就是为了达到特定的认知目标而在一个时间过程中体现出的性质。根据他的理解,策略可靠论并没有对于一个推理事件作出唯一的、意义明确的简单评价,其原因在于:首先,关于认知活动的相关复杂细节需要精细的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说明作为支持;其二,认识论是一项着眼于长远的事业,对于过去进行的信念评价不是认识论的主要任务,它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关于认知卓越性的清晰可行的标准以便对于相互竞争的推理策略的相对性质作出判断[13]181。策略性的可靠论关心的是提出自主的推理策略,使得认知者能够选择是否用作指导自身的认知推理活动。
由此可见,从Alston到戈德曼、Kitcher,再到Bishop,对于认知过程的可靠性的说明越来越注重吸收认知心理学关于人类认知活动的经验研究成果,从某种角度上说,可靠性的重要作用不再停留在为信念是否得到辩护提供根据,而是转移到揭示我们的认知活动为何能够对于外部世界形成准确的表征,认知者如何利用这些经验研究所揭示出来的规律对于我们的认知行为进行指导和修正,以便更好地达到我们的认知目标。策略性的可靠论者的认识论目标是改善性的(ameliorative),他们会根据自然科学关于人类认知活动的研究而不断对其认知建议作出必要的修改,因而提出一个僵化不变的所谓“普遍性”指导原则并非可靠论的初衷,确定对于特定认知目标合宜的认知手段与策略是需要通过自然主义认识论对于认知活动的机制与细节的研究才能完成,而这并不像传统认识论理解的那样主要依靠反思性的方法。

【参考文献】
[1]Louis P. Pojma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M].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2003:344.
[2]Michael A. Bishop. Why the Generality Problem is Everybody's Problem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0(151).
[3]Aucire Jean Brokes. What does the Generality Problem show [J].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1 (82).
[4]Richard Feldman, Earl Conee. Typing Problems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2 (65).
[5]Jonathan Adler, Michael Levin. Is the Generality Problem to General[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2 (65).
[6]Mark Mcevoy. Belief, Independent Processes and the Generality Problem for Reliabilism [J]. Dialectica, 2005 (59).
[7]Kelly Becker. Epistemic Luck and the Generality Problem[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8 (139).
[8]Klemens Kappel. A Diagnosis and Resolution to the Generality Problem [J].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6 (127).
[9]Mark Heller. The Simple Solution the Generality Problem[J]. Nous, 1995 (29): 504.
[10]方环非,郑祥福.可靠主义的普遍性难题与出路[J].哲学动态,2010(11):86.
[11]Mark Newman. The No-miracles Argument, Reliabilism and a Methodological Version of the Generality Problem[J]. Synthese, 2010(177): 119.
[12]Carole J. Lee. The Presentation of Judgments Heuristics and the Generality Problem [M]. D. S. McNamara, J. G. Trafton. Proceedings of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TX: Austin, 2007.
[13]Michael Bishop, J. D. Trout. Epistem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Judgmen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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