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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钢:科学背景转移与信息哲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24 点击: 1312 次 我要收藏

纵观上个世纪下半叶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在解释、改变和控制世界过程中,必然会设计和创造新的实在。技术倾向于激发原创性思想,形成新的概念而且还会导致不可预见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本文结合科学技术的背景转移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探讨信息哲学作为科技哲学新范式的理据。
  一 新的科技图式映现新的哲学观
回顾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两条线索。一条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如上半个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及后来的超弦和混沌理论等。物理学在20世纪是科学的典范,波普尔、卡尔纳普、库恩、查尔默斯等均以物理学为样本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实际上,可以说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就是自然科学的典型,康德以牛顿的物理学建立起他的批判哲学,形成主导西方哲学数百年的大传统。
而另一条则是以“意向性科学”(intentional sciences)为代表的。[1]所谓意向性科学指的是处理符号、意义、指称、解释、真值之类的学问。譬如,人们对逻辑的研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但却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被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来看待,而未能使自己成为科学(尤其是经验科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自19世纪以来,一系列的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使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如巴贝奇的计算机、布尔的代数以及弗雷格和皮尔斯具有突破意义的哲学工作等。所有这些均在20世纪结出丰硕的果实,在现代逻辑、元数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生命科学、生物信息学和遗传工程以及整个的信息革命等方面尤为突出。
20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物理学将人类理解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境界。与此同时,物理学研究以及人类自身仍遗留下了大量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需要进行“回采”,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种种问题。在新的世纪中,科学研究的背景将逐渐转换到这个新的层面进行作业,也就是说,以“意向性科学”为线索的探究路线将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进路。
意向性科学的中心话题或核心概念可以说就是“信息”。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量子信息科学更是将“信息”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到量子的范围之内。1993年IBM公司的科学家本奈特(C.H.Bennet)等6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提出了利用经典与量子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量子隐形传态(quantum teleportation)的方案:将某个粒子的未知量子态(未知量子比特的量子信息)传送到另一处,把另一个粒子制备到这个量子态上,而原来的粒子仍留在原处。其基本思想是:将原物的信息分成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两部分,它们分别经由经典通道和量子通道传送给接收者。经典信息是发送者对原物进行某种测量而获得的,量子信息是发送者在测量中未提取的其余信息。接收者在获得这两种信息之后,就可制造出原物量子态的完全复制品。这个过程中传送的仅仅是原物量子比特的量子信息,而不是原物本身。[2]1997年,奥地利小组的潘建伟与荷兰学者波密斯特等人合作,首次实现了未知量子态的远程传输。这是首次在实验中成功地将一个量子态从甲地的光子传送到乙地的光子。实验中传输的只是表达量子信息的“状态”,作为信息载体的光子本身并不被传输。量子隐形传态的成功对人类认识与揭示自然界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入,一个崭新的信息世界逐渐浮出水面。科学观的变革必然导致哲学观变革。具体说来,以物理科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将转向以意向性科学为背景的信息哲学,这将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当代信息哲学的问世提出“信息转向”的初衷就是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3]在最近即将出版的《思维与机器》信息哲学专刊中,美国特拉华大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系的亚当斯(Frederick Adams)教授甚至认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的信息论引起的哲学问题,哲学已经开始了信息转向。瑞典马拉达伦大学的斯诺克科维奇(Gordana Dodig-Crnkovic)也提出科学哲学的范式将向信息哲学转移。[4]
纵观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出其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现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则使信息哲学的地位凸显出来,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将对基本的哲学观念产生很大影响。
  二 哲学大传统背景下的信息哲学
在哲学上,任何一个哲学流派,都要在哲学传统上找到自己的思想脉络,如果没有传统,则难免没有收摄而“行之不远”。那么信息哲学在哲学传统上的思想脉络究竟是什么?以信息哲学为基本框架的转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换的映现。而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信息哲学,则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大传统的转换,那么这个大的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
哲学史可以是教科书的编年讲法,也可以是按哲学传统的讲法。牟宗三曾重新将西方哲学做了疏理。他特别强调西方哲学有三大传统:柏拉图传统,康德传统以及莱布尼茨-罗素传统。实际上,这三大传统大致可以概括为古典传统、现代传统和形式传统三种。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形式传统,“由莱布尼茨开出一个骨干,往下贯至罗素。这种讲法是大家不十分熟悉的”。因为人们大都“以大陆理性主义来赅括笛卡儿、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英国方面则由洛克、贝克莱、休谟而形成经验主义”。这是“顺哲学史的讲法”。而牟宗三则“以叙述骨干来看西方学问的精彩”,即以形式传统为主线将欧陆与英美哲学传统整合起来,以此为核心“把莱布尼茨提出来由其讲逻辑、数学而发展到罗素,这便形成一个大传统”。[5]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把莱布尼茨的工作看得很高,他说,“假如我必须为控制论从科学史上挑选出一位守护神,那就挑选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哲学集中表现在两个密切联系着的概念上——普遍符号论和推理演算的概念。”[6]不难看出,科学家认为莱布尼茨的贡献主要在于“普遍语言”和“符号逻辑”。实际上,莱布尼茨只是提出一个构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工作是罗素完成的。因而要把莱布尼茨和罗素串起来,即由莱布尼茨的逻辑代数而至罗素的数学原理。这一大传统的成就集中在罗素,即他的数学原理集大成。罗素实际上也把莱布尼茨认做数理逻辑的先驱,在《西方哲学史》中对莱布尼茨的哲学他有这样的评价:“他又是数理逻辑的一个先驱,在谁也没认识到数理逻辑的重要性的时候,他看到了它的重要。”[7]
从维纳和罗素对莱布尼茨的评价来看,他们之所以认为莱布尼茨的工作重要仅仅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即他关于普遍语言和推理演算的构想。然而,莱布尼茨的哲学理论,却受到了忽视。罗素甚至认为,莱布尼茨那些形而上学仅仅是些妄想。然而,从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来看,普遍语言和推理演算只不过是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传统逻辑的形式化工作花费了很长时间,莱布尼茨在他那个时代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的四种命题以代数的方式表示出来,这在当时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使原本不够严格的表示方法精致起来。传统三段论中的推理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便可以一目了然,同时也使原本没有接触到的问题显现出来。经过莱布尼茨的形式化工作,亚里士多德的本来已经有点形式化的逻辑体系便更加确定。但是,这一阶段的形式化工作还是在传统逻辑方面,依然有局限性。由莱布尼茨的代数逻辑到罗素数学原理建构的那个体系,便形成了实质蕴涵系统。这个系统也不是十全十美,有些逻辑真值还是不能表示出来。到了20世纪初,美国逻辑学家C.I.刘易斯就提出另外一套系统,称为严格蕴涵系统。
之所以强调莱布尼茨-罗素传统是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用符号把逻辑表示为一个系统,只是第一阶段。到莱布尼茨的逻辑代数表示成一个系统,由此一转便成罗素的系统,固莱布尼茨和罗素可以合在一起。如果将莱布尼茨的逻辑代数当作一个过渡,而以罗素为代表,就是实质蕴涵系统,因此无论从头还是从尾说,莱布尼茨与罗素构成第二阶段。到刘易斯再提出严格蕴涵系统,属于第三阶段。这个漫长的过程显现出西方的成就,这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学术界似乎依然要强调补上形式传统这一课。
由于刘易斯对罗素系统的中心概念“实质蕴涵”不满意,认为对于蕴涵这个概念做这样的理解与直觉相去甚远、过弱,应该予以加强。后来他终于提出“严格蕴涵”系统,其中用到“必然”与“可能”两个模态词,并以此构造出“严格蕴涵”演算体系,开创了“现代模态逻辑”,使莱布尼茨关于可能世界的理论得到复兴。此后,美国逻辑学家克里普克所创建的关于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可能世界学说”被国际逻辑学界广为采用,开创了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现代模态逻辑为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开辟了广泛的应用前景。
我们认为,莱布尼茨可能世界的理论及其当代的发展,对信息哲学的发展也会有所促进。在讨论可能世界的实质时,已经有了D.刘易斯提出模态柏拉图主义,克里普克提出模态实在论,张家龙则主张模态结构论。[8]实际上,我们似乎还可以将可能世界视为信息中的世界,即世界在信息中,这就是一种模态信息论,或模态信息主义的解释。因而似乎可以把可能世界直接理解为信息世界。随着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我们对信息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经典逻辑”与“现代逻辑”一样,信息同样具有“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对于这两种信息的处理方法是否也与逻辑采取同样的方法,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由于科学对信息的探讨刚刚开始,所以对信息的哲学的探讨尤为重要。
信息哲学的兴起无疑凸显了形式传统。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语源学的考证,information(信息)一词的“根”可以追溯到form(形式)。所以信息哲学本身无疑具有形式传统的“基因”。实际上,与“形式”相关的一系列哲学理论均可收摄于形式传统,如皮尔斯的指号学、胡塞尔形式本体论、现代的虚拟实在、人工生命、网络结构以及基因工程中的计算机建模等问题,这是传统哲学所未能涉及的领域,因而可以说信息哲学将哲学探究的疆域拓展了,为人类理解做出了新贡献。
  三 结束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埃文思便提出信息是比知识更为基本的思想。他认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9]后来,埃文思这一观点得到达米特的赞同,他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我认为这个观念值得探讨”。[10]
达米特的意见值得重视,他抓住了西方哲学走向的大脉络。分析哲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兴衰后,基本上已经淡出。信息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哲学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计算机不仅改变了哲学家的职业活动,如研究、合作以及教学等,更为重要的是,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从哲学创新的角度看,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哲学家对哲学基本概念的观念,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11]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主张的研究纲领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寻求统一的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UTI)。[12]在处处遭遇解构的“后现代”,在哲学上重新提出理论的统一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参考文献】
[1] B.C.Smith,On The Origin of Objects,The MIT Press,1996,p.12.
[2] C.H.Bennett,et.al."Teleporting an Unknown Quantum State via Dual Classical and EPR Channels",Phys.Rev.Lett.Vol.70,1993,pp 1895~1899.
[3][12] 弗罗里迪著、刘钢译:《什么是信息哲学?》,《世界哲学》2002年第4期,第73~80页。
[4] F.Adams,"The Informational Turn in Philosophy",Minds andMachines、Special Issue o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13(4),2003,pp.471~501.
G.Dodig-Crnkovic,"Shifting the Paradigm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a New Renaissance",Minds and Machines,Special Issue o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13(4),2003,pp.521~536.
[5]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7页。
[6] 维纳著,郝季仁译:《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85,第12页。
[7]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82,第122页。
[8] 张家龙著:《模态逻辑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2003,第28页。
[9] G.Evans,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M],Oxford,OUP,1982,p.292.
[10] M.Dummett.The origin of Analytic Philosophy, London, Duckworth, 1993, p.136.
[11] D.C. Dennett and J. Haugeland, "Intentionality",in R.L.Gregory(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Mind, Oxford:OUP,1987。

(原载《哲学动态》200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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