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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家胤:系统科学和唯物辩证法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24 点击: 1264 次 我要收藏

唯物辩证法面临现代化的严重挑战
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这是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方针。为此必须首先实现观念现代化,要破除陈腐的、过时的、僵化的观念,树立适应科学新发展,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新观念。观念现代化方面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正面临现代化的严重挑战。
辩证法是一种古老的论辩方法、世界观和思维方法。是康德把它重新招回,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因为他发现,在理性的王国里我们总是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黑格尔则向前推进一步,指出在两级对立中思维没有真理,只有在扬弃了这种对立的第三个范畴或命题中才有真理,在第三个范畴中对立面统一起来了。第一个范畴是正题,第二个范畴是反题,第三个范畴是合题。反题是对正题的否定,合题是对反题的否定之否定。正题、反题、合题形成了上升的三角形,而这种三角形的超循环(循环包容循环)就构成了所有哲学范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图像;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正反映了它们在哲学史上演进的历史过程。
要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是说,要读懂他的逻辑学,必先读他的《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这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正像列宁所说的,黑格尔只不过是在研究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哲学范畴的发展过程时,天才地猜到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猜测到了,再没有别的”。[1]
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放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把它用于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进程。他一直计划要写一部唯物辩证法著作,可惜未能实现。我们现在讲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是由恩格斯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概括出来的,他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2],而仅限于用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例子来证明这三个规律是外部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哲学笔记》中。从《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和著名的“辩证法十六要素”这则札记来看,他心目中的唯物辩证法是非常丰富的,决不是三、四条。他曾提出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叙述辩证法的四种设想,[3]但他仍然没有完成这样一项工作。他曾引用过马克思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并不是辩证法”,并继续写道:“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事实,那么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4]可惜到30年代,由斯大林领导的一批哲学家在批判德波林之后制定的唯物辩证法体系恰恰是几条规律+几对范畴+若干例证这样一个机械罗列的简单模式,并且被沿袭采用了半个世纪。这是一种不幸的不正常的情况。辩证法本身的叙述方式不是辩证法的,而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辩证法这门专讲发展的哲学理论自己却在一百多年里不发展。这样一来,它怎么可能不落后于科学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进程呢?
我们都知道,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唯物辩证法赖以成立的自然科学基础是上一世纪中期的三大发现:能量转化理论、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可是,仅在这三方面,一百多年来就有许多更伟大的发现。理应使唯物辩证法更加丰富。
本世纪初,物理学经历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诞生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按照新的物理学观点,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是变化的。质量和能量之间没有重要区别,——能量可以转化为质量,质量也可以转化为能量。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两个定律成了一个定律,即质量—能量守恒定律。过去我们只知道一种实在:实物,而现在我们知道有两种实在:实物和场。爱因斯坦甚至认为,只有一种实在,就是场。光被证明既是一种物质,又是一种运动形式;既是间断的微粒(光量子),又是连续的波。量子理论的建立第一次把不连续性引入了物理学,这无疑是有革命意义的。量子力学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只有统计规律而没有决定性规律的世界。我们只能通过整体的统计规律预言个体出现某种行为特征的概率。随机过程、概率、偶然性在物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5]。从现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自然界,我们便会感到,同牛顿时代相比,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上了。
除此之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的时代,物理学只知道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但是,在那以后才发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对于唯物辩证法所研究的发展过程有更直接的、更重要的意义。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实际发生的过程,总是使整个系统的熵的数值增大,这就是说,封闭系统只能走向混乱、衰败和瓦解;只有开放系统才能朝减少熵的数值、增加系统的有序性和组织性的方向发展。这个定律已逐渐被证明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各个领域有普遍意义。因而,现在再来写任何关于发展的一般理论,若不从开放系统的这一本质属性讲起,就简直是无稽之谈,更何况最近30年来热力学又有了许多重大的推进。在平衡态热力学之外又诞生了非平衡态热力学。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它精确地论证和描述了开放系统从混沌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的过程,这是用数学来描述发展过程的良好开端。
一百多年来,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对哲学的意义甚至超过了物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由于找不到“精细的渐变的有机链条”,在关键处地下的化石总是短缺的,因而原来描绘的生物进化之树成了断开的虚线。以致专家们纷纷发出疑问:“达尔文是不是搞错了?”[6]幸好在此期间生物学取得了另外一系列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那就是遗传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对生物的研究从细胞这个层次推进到分子这个层次,以及最重要的事件——通过发现DNA(脱氧糖核酸)大分子双曲螺旋结构,解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使我们掌握了发生在地球上的进化过程(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DNA是我们地球上惟一具有自我复制和自我保存能力的大分子,生物进化的成果都以遗传信息编码结构的形式保存在DNA分子中。通过遗传信息的转录、翻译、传输,生物体生命的间断过程变成了连续过程。生物进化过程必须的变异首先发生在遗传信息编码结构中,进而决定生物体的结构和性状发生突变。大量的随机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材料。信息在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贯穿作用被揭示出来了。它迫使我们重新去认识社会发展的机制,重新考虑意识,特别是科学和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场、物质、能量、信息和意识的多元世界,并且努力去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
科学发展对唯物辩证法构成的挑战还远不只这几大发现。我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已经从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推进到研究上百种基本粒子的相互关系。用微观物理学的成就去研究和解释宇宙观物理现象,我们已初步证实了大爆炸宇宙学,相当可靠地描述出了宇宙的发展进程。超出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天文学家们已经建立了关于恒星演变过程的相当严密的理论。我们对太阳系的形成、地球演化、生命起源、认识发生、原始思维、语言史、科学史、儿童智力发展史等等的研究都大大向前推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科学已经把发生在我们这个宇宙和地球上的几十种最重要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搞清楚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关于这几十种发展过程的科学理论中重新概括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偏偏要拘泥于将近200年前黑格尔从理性的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几条规律呢?事实证明,黑格尔辩证法的那几条规律远远不是发展过程的完美描述,更谈不到穷尽了真理。
此外,我们大家都知道,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因此,唯物辩证法不但是一种世界观,而且要发挥方法论的职能。它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和指导社会发展的工具。辩证法把否定、批判、斗争放在第一位,作为一种“革命的代数学”,它是非常犀利的武器。在革命时期,社会复杂大系统处在危机当中,极化成两个对立面,敌对关系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明显关系,用辩证法来处理问题是充分有效的。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经济的复杂大系统建立之后,把辩证法的个别规律(譬如对立统一规律)加之于一个非极化的多层次、多关系、多功能、多目标的社会大系统,就会出简单化、一刀切的毛病;甚至制造矛盾,乱斗一气。自己乱自己,自己破坏自己。尽管认识到这个大系统中有“十大关系”,甚至更多的关系,但辩证法却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来协调众多关系。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这是唯物辩证法理论创造性的推进,但由于区分两类矛盾的两项主要标准是那样的不确定,以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轻易地、错误地扣到了几十万人的头上。在一定条件下,在处理某些具体工作时,抓主要矛盾以带动全局是有效的,但假若把它当成统领一个国家大系统的主要方法,就不那么有效了。我们看到,无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还是“抓革命,促生产”等做法,都造成了某种破坏性的后果。至于“一分为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斗争哲学”这些简单化、庸俗化了的辩证法口号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就更不堪言状了。
若以科学的态度究其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辩证法本来是一种特定的哲学方法,是在高度抽象的理性王国中处理哲学范畴的方法,若把它直接用来处理实际问题,总包含着简单化的危险。正像黑格尔自己早就说过的那样,若把一个抽象的哲学原理生硬地应用于现实,那就会破坏现实。当前,我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工作遇到的都是大系统当中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世界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两极分化走向多极和多元化,并正在朝形成全球系统的方向发展。唯物辩证法要继续作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方法论,便不能不发展,不能不改变形态。
我们说唯物辩证法面临现代化的严重挑战,就是说它现在遇到了哲学和科学向前发展时总要碰到的某种危机。它不能充分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它必得吸收现代科学的重大成果,必得按照恩格斯所讲的随着科学领域的许多划时代的发现而改变形态,成为一种新型的方法论,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系统科学兴起的伟大意义
在上世纪末恩格斯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够指出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7]从本世纪初起,科学的发展果然出现了整体化趋势,即各门科学一面继续向纵深发展,一面进行横向沟通。同时,人类在工程技术、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各个领域都面临研究有机组织化复杂事物的任务,“系统”概念逐渐在科技文献中占据中心地位。从本世纪中期起,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兴起一个金字塔形的系统科学体系。其底部是实际应用的系统技术、系统分析和系统方法,向上第二个层次是解决复杂大系统课题的系统工程,第三个层次是系统理论的分论,如控制论、信息论、大系统理论等,第四个层次是一般系统论,顶端第五个层次是系统哲学。
系统科学兴起的第一个特点是这五个层次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科学和新观念先后很快出现,几乎是齐头并进。第二个特点是跨学科研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合作。第三个特点是美苏先后出现“系统运动”或“系统热”。在短短二十年内各自都在系统科学方面出版了上千种出版物,并且它们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一些有效的合作。第四个特点是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应用引人注目。从一直缺少有效的科学方法、难以应用数学的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管理学,到史学和文学等方面,都出现了运用系统科学取得出色成绩的著作。
若从整个科学史的长河来看,系统科学的全面兴起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恰如两句唐诗所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类科学的整体图景改观了,甚至有的外国学者惊呼系统科学的兴起可能会导致传统科学的解体。[8]这种情形在人类科学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和理解这样一场科学革命的伟大意义。
古代科学是整体论的,但又是直观的、经验性的。近代科学是由伽里略和牛顿开创的。从那时以来,在科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机械论,所采用的方法是研究线性因果关系的方法。同培根归纳法相反,笛卡尔发展了一种从具有“自明性”的原理出发进行演绎的方法,以及把研究课题分得越来越细的分析的方法。这以后,随着原子—分子论的兴起,又出现了原子论—还原论的方法。经典的、传统的科学方法大致就是这样几种方法。
这些方法引导 科学向纵深发展,学科越来越多,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形成了许多沟壑和人为的屏障。科学家们把严谨精细的知识、能够运用传统的数学方法表述的知识看得高于一切。结果我们得到的外部世界的画面是支离破碎的,细部异常清晰,而整体却是模糊的。
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三论为基础理论的系统科学的兴起,说明科学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由分析为主转向以综合为主;由原子论一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由研究线性因果关系转向研究非线性关系和关系总和;由划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由研究具体的客体和过程转向研究过程的结构和组织性的不变性。系统科学包含的那些横向跨界学科的兴起,恰如在传统科学的经线之间加进了纬线,于是形成了由传统科学和系统科学交织的布,从而提供给我们一幅既是完整的,又是清晰的现实世界图景。所以我们说,系统科学兴起的首要意义是它代表一种新型的科学方法论诞生了,并且将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对所有社会科学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和人,它们都是复杂大系统,一直缺少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大部分还没有充分应用数学工具,就是说,还不能进行定量的描述。可是系统方法却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诞生了十几个新的数学分支。像区隔论、集合论、图论、网络理论、控制论、信息论、博弈论、排队论、系统动力学、突变理论等,都是可用以解决复杂大系统问题的新的数学方法。在国外先进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它们已经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其具体的做法是首先建立复杂大系统的系统模型,搞清楚各个层次、各个下层系统和各个系统元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建立简化的数学模型,进行定量描述的计算,必要时上计算机进行运算,最后得出比较精确的定量的结论。因此,各门社会科学的系统学化是它们走向数学化和计算机化的必由之路。还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系统科学是一个由五个层次构成的等级结构,因此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什么层次,就可以运用相应层次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这样就无须把某个抽象原理,譬如系统哲学的某个原理,直接用来解决现实具体问题,这样就能避免简单化、一刀切的毛病。跟以往的任何科学方法相比(包括辩证法这种哲学方法),这是系统科学方法的一大优点,说明它是最先进的现代科学方法。
系统科学兴起的伟大意义决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方法论方面和应用方面,它对改变我们的观念和推动哲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来看,到20世纪中期,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研究和解决复杂大系统和复杂过程的问题,各种传统科学方法受到挑战,暴露了不足和弊病,出现了危机,因而引发了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产生了系统科学体系并诞生了以“系统”概念为中心的新范式。在这场科学革命以后,我们被迫需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框架结构,要以新的系统论的眼光和观点来看自然、社会和人,从而导致我们眼前的世界图景整个发生了改变。因此,系统观念是现代科学提供的最新观念,人们普遍需要树立这种观念,这是我们实现观念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人类的科学史和哲学史来看,每一场科学革命总伴随一场哲学革命。例如:伽里略和牛顿代表的一场物理学(力学)革命导致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兴盛。达尔文进化论导致赫胥黎、海克尔和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哲学的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是在上一世纪中期三项伟大的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诞生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确信,发生在本世纪中期的系统科学兴起的这场科学革命一定会在哲学上也开出美丽的花朵和结出丰硕的果实。
事实上系统论的创始人L.冯.贝塔朗菲建立的一般系统论就接近于是一种哲学,我们也常常把它当成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派别。在国际上一般认为他的一般系统论是以研究开放系统为中心的类比型一般系统论。贝塔朗菲从事理论生物学研究,得出了整体不同于总和,整体分化成各个特殊化的部分;有机体的某些功能逐渐机械化、中心化并形成支配系统行为的主导部分,形成等级秩序;开放系统随时间推移而趋向稳态,初始条件不同的开放系统趋向相同的终极状态这样一些一般规律。然后他又概括了当时各门系统科学取得的成就。最后,他把人、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心理系统同生物体开放系统类比,并把上述规律作了普遍性外推。他还认为,一般系统论始终同一些永恒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书里确实有许多哲学成分。
L.冯.贝塔朗菲在晚年已制订了建立系统哲学的规划。他认为系统论的出现“宣告一种有强大推动力的新世界观的来临”。他还写下了未来系统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纲领。但这项工作他未能完成。到70年代,在西方诞生了几种有影响的系统哲学。最早出现的是E.拉兹洛的系统哲学。这种系统哲学同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一脉相承,仍然以开放系统为研究的中心。他的著作已显示,把“系统”作为一个基本哲学范畴来研究传统哲学问题大有好处。像他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进化的目的、人、意识、价值、人道主义等具有永恒意义的哲学问题,都得出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新颖的观点,即使最初对系统哲学持否定态度的苏联哲学家也承认这一点。我认为系统哲学建立在当代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代表西方现代哲学中向科学复归的一种新趋势,是有发展前途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最后需要指出,由于系统无处不在,系统性已被证明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基本属性,系统科学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系统研究已深入自然、社会、思维的各个领域,系统方法能运用数学工具来处理复杂大系统的问题,出现了接近于哲学的一般系统论,还出现了试图在建立新的世界观方面发挥作用的系统哲学,所以,系统科学的兴起确实对唯物辩证法提出了挑战,并且是一种直接的、强有力的挑战,推动唯物辩证法不得不改变形态,向前发展。
系统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
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随着它对唯物辩证法构成了越来越强有力的直接挑战,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系统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在苏联哲学界曾有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在我国也有不少同志写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但至今并没形成一个趋向一致的意见。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原因是,不管是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还是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关系都被认为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不变化的。一种静态的关系就意味着僵化,而假如这种静态的关系又是人为地加以规定的,那就意味着设置框框。可是,系统科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僵化的关系和人为地设置框框都不利于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更何况系统科学方兴未艾,前景不可限量,谁能未卜先知它未来的发展?谁能用某种绳索把它拴住?所以,我们可以探讨系统科学同唯物辩证法变化发展着的关系,应当允许多种看法长期存在,对一种动态的关系只能采取走着瞧的态度。
有些同志总担心系统科学(或一般系统论)会取代唯物辩证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不必要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承认任何绝对真理,当然也不承认自己是绝对真理。它只承认绝对真理存在于无数相对真理前进的运动之中。因此,假如某人认为A理论已经穷尽了真理,具有完全的真理性,那么B、C、D、E……理论都不可能取代它,因此就不必担心;反之,假如有B理论最终取代了A理论,则B理论一定比A理论更完美、更高级,这是科学或哲学的进步,因此也不必担心,而应当欢迎。其次,科学和哲学都有客观发展规律,人的意志顶多能够加速或延迟其进程,而不可能改变和阻挡。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担心徒然显露出担心者理论上的虚弱感,还是收起来为好。
最后,我们要声言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坚决反对在系统科学和唯物辩证法之间制造对立。因为它们本是人类认识史上同一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们是亲密的兄弟,而不是狭路相逢的冤家。我们都知道,恩格斯曾把人类认识史分成了几个阶段。他指出:“在上一世纪末以前,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在本质上已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过程、研究这些事物发生和发展、研究那把自然界这些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了。”[9]因而在哲学领域内响起了形而上学的丧钟,诞生了唯物辩证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样一个人类认识史的新阶段在恩格斯的时代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哲学革命往往是科学革命的前导。人类认识史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继续向前推进,从探寻纵向联系到沟通横向联系,终于又诞生了系统科学。因此,二者出现一种合作、渗透、相互输送和吸收信息、相互促进发展的良好关系是很自然的。
究竟具体怎样处理系统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我想介绍苏联哲学界的三种观点和三种做法,并加以评论。
第一种,在撰写各自的新唯物辩证法体系时,把系统科学使用最广泛的那些概念大量吸收进来,很多被上升为新的哲学范畴从而大大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内容。我们知道,苏联有几派哲学家分别在编写和出版各自的多卷本唯物辩证法新著。从我们接触到的材料看,他们都这样做了。例如:M.米丁主编的《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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