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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鲁:广义技术视野中的技术困境问题探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04 点击: 1162 次 我要收藏

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的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近代以来,由于与科学的合流及其间互动机理的形成,技术进入了自觉的全面快速发展时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大规模的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使人类陷入技术困境。技术的逻辑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1] 反思技术现象是现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特征。在不同技术观念的影响下,这些反思多是不一致、不深刻的。因此,追溯技术困境根源,探寻摆脱技术困境的出路,仍然是当代技术哲学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本文拟在广义技术视野下,就技术困境的含义、根源、前景等问题展开初步分析,以期推进技术哲学研究的深化。
一 广义技术观念
对技术困境问题的探究有赖于对技术本质的理解,不同技术流派眼中的技术困境含义不同。鉴于目前学术界在技术观念上的多重分歧,在探讨技术困境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技术观念。
技术是什么?是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个元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形成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也是划分技术哲学流派的重要依据。目前,虽然关于技术的不同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是这些界定之间却存在着相似性,大致可以简并、归约为狭义技术定义与广义技术定义两大类。[2][3] 正如米切姆所言,“在通常的流行语言中,技术一词有狭义、广义之分——它们取决于工程技术人员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这个词的不同方式。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两种用法之间的不同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之争,很容易由此造成分析上的混乱。”[4]
狭义技术论者把技术仅限于人与自然关系维度,因而只承认自然技术形态,排斥和否定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的技术形态。广义技术论者则认为,技术就是围绕“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人们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或方式。[5] 事实上,技术广泛存在于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各个领域,是一种具有“遗传”性与潜在性的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技术无处不在,它将一项活动经过充分设计,从而可以使人们从中区分出一个目的和为实现这一目的所必需的一些中介;也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技术。”[6] 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人类所有目的性活动都可以理解为技术活动,在技术理念框架下进行图解,进而还原或抽象出其内在技术结构。在广义技术视野中,所谓的自然技术只是技术的一种典型形态,而并不是技术的惟一形式。
人类目的性活动序列或方式在时间上展现为一个指向目的的运行过程,在空间上则表现为一个协调动作的人工构造体系。前者就是流程技术形态,它是以目的的实现过程为组织线索,把目的性活动过程的诸因素与环节联为一体,依次动作,主要表现为一种时间结构。工艺流程技术、农艺流程技术等都是它的典型形态。后者就是人工物技术形态,它是由多种技术单元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运行机制与功能的人工体系,主要展现为一种空间结构。工业产品、仪器设备等都是它的具体表现。流程技术形态与人工物技术形态是技术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两者互动转化,是构成技术世界的“细胞”。
一般地说,工程主义者多持狭义技术观念,认为人外在于技术,可以创造、操纵和控制技术,而不受技术运行之约束。他们着重从内部剖析技术结构,探究技术运行机理,展现的是技术自身的逻辑与科学精神。而人文主义者多倾向于广义技术观念,认为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本模式,人总是被纳入种种技术系统之中,是技术系统难以分离的构成要素,并受外在的技术运行模式或节奏的调制。他们侧重从外部审视和解析技术现象,评判技术价值,揭示技术对人性与文化的深层次影响,体现的是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人文精神。在技术困境问题上,工程主义者多注重自然技术对生态环境,进而对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而人文主义者更关注技术对人性与文化的广泛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二 技术困境的类型与含义
“困境”就是困难的处境,即进退两难,不能自拔的境地。它其实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矛盾状态,如“囚徒困境”、“逻辑悖论”、“道德困境”等。“技术困境”泛指人类在技术活动中所处的困难境地。持不同技术观念的人,对技术困境的理解各不相同。一般地说,广义技术论者对技术困境问题的分析比较全面、深入,涵盖了狭义技术视野中的技术困境。目前,人类所处的技术困境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五种:
1.技术开发困境。技术问题的出现、分析和解决,是贯穿技术开发过程的中心线索。从本质上说,技术问题构成复杂,不仅包含已知与未知的矛盾,而且还包含已行与未行(或已能与未能)的矛盾。技术开发活动中的已知,是关于技术系统及其建构过程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以及如何做等问题的已有知识。尽管“如何做”是技术问题的核心,但它又必须以前面诸认识问题的解决为逻辑基础。在众多技术问题中,有一些可以在已有技术基础上得到解决,这就是已行;有一些则要求进一步摸索和创造,这就是未行。在这里,如何去解决未行的问题,又是未知的,需要探索和尝试。由此便构成了已知与未知、已行与未行之间错综交织的矛盾状态。
处于技术开发活动中的人们,长期为未知与未行所困惑,苦于找不到解决技术问题的办法。例如,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曾尝试过上千种灯丝材料,经历过近万次失败的折磨,才研制成功了碳化竹丝灯泡。其间的困难与煎熬之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今天,人类正在为艾滋病、温室效应等难题所困扰,将来也会有新的问题不断涌现。一方面,人们必须通过技术开发途径解决问题、谋求发展;另一方面,在技术开发过程中又将面临多重困难。这就是技术开发困境。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技术风险的增大、人类欲望的膨胀,技术开发困境日趋明显。同时,技术开发困境又多为人们所忽视,原因就在于他们普遍认为,这一困境是技术问题的转化形态,它的发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2.技术负效应困境。在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系统的功能展现为对技术对象的实在作用,从而引发技术对象及其相关事物的一系列复杂变化,这就是技术效果。按照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技术效果可以划分为正效应与负效应,这就是技术的两重性。研究表明,技术负效应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难于根除。[7] 在现实技术活动中,尽管技术的正效应与负效应的时空显现和社会分担是不平衡的,但二者总是如影随形,同步发生,同时并存。那种企图将技术负效应剥离乃至根除,独享技术正效应的奢望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在享受技术积极效果的同时,必须忍受技术负效应的折磨。这就是技术负效应困境。
3.技术风险困境。技术风险就是技术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与技术负效应不同,技术风险是潜在的,是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危险,并未造成实际灾害;而技术负效应总是与技术的应用结伴而行,是正在发生的实际危害。技术风险源于技术运行的反常状态,而技术负效应却是技术正常运行的结果。研究表明,任何技术系统都潜伏着结构失稳与部件失灵的可能性,进而导致技术运行失控,诱发种种技术灾害。从理论上说,导致技术系统运行失控的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因素及其作用渠道、机会众多,技术风险难以避免。[8] 这就是说,只要人们从事技术活动,就必然笼罩在技术风险的阴影之中,就必须承担技术风险。这就是技术风险困境。一般地说,技术体系越复杂,功能越强大,技术灾害也就越严重。狭义技术论者与广义技术论者大都承认技术负效应困境与技术风险困境的存在,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对这两类技术困境的范围、层次与程度认识不一。
4.技术理性主义困境。技术理性主义的核心是以理性方式对目的性活动模式、效率或功利的追求,即理性在功利维度上的集中体现,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合理建构与选择。“这种有效的技术活动,由于它的内在合理性,就有可能变成目的本身。在极端情况下,目的不再决定手段,反而是现有技术手段决定所要实现的目的。”[9] 技术理性的优势是社会发展对人类理性定向选择的结果。源于分工与竞争的技术性思维正在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思维模式,排斥和吞噬着价值理性的发展与其他价值追求,从而使理性与社会处于畸形发展之中。一方面,技术理性正在迅速累积,提高了社会的运行效率,推进社会的合理化进程;另一方面,价值理性正在快速萎缩,人类精神家园失落,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逐步为单调的技术文化所取代。这就是技术理性主义困境。
5.技术奴役困境。无论是技术负效应、技术风险,还是技术理性主义,最终都将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套在人类身上的一副枷锁。技术奴役性就是对这一特征的揭示。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人类遭受到异己的技术力量的统治、塑造和折磨,沦为技术的奴隶,对技术的依赖加深,而且也使人的个性、自由意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感、本能要求等都受到全面冲击。因此,一方面,技术是人类冲破种种束缚,获得自由与解放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技术又是束缚人类发展,限制人类自由的桎梏。这就是技术奴役困境。不难理解,这里的技术奴役困境并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对技术负效应困境、技术风险困境与技术理性主义困境的综合或提升,是人类技术困境的集中体现。
在技术奴役性问题上,狭义技术论者与广义技术论者的观点是对立的。前者眼中只有自然技术形态,虽然承认技术负效应与技术风险的存在,但却认为它们只是局部的暂时现象。他们认为,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本身并不负载价值;他们确信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其有节制的理性使用,这些消极影响是可以控制和减轻的,不存在技术奴役困境,乐观主义色彩鲜明。后者则认为技术遍及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具有自主性,自身负载着价值,技术负效应与技术风险广泛存在、不可避免;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技术依赖程度的加深,技术的奴役性增强,人类处于技术奴役困境之中,悲观主义情绪明显。这两种技术观念之间的争论,已成为现代学术思潮的重要特征。
三 人与技术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既是技术困境形成的基础,也是理解技术困境性质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技术观念的人看法不一,分歧明显。
狭义技术论者认为人与技术分立并存。他们多采取孤立、静止的分析方法,把人工物技术形态从流程技术形态中分离出来,把人从技术系统中剔除,割裂了技术活动中人与物之间内在的历史联系。他们往往只关注自然技术形态或技术系统中物的因素,而看不到其他技术形态及其运行中人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技术是人类变革自然的工具,技术活动就是创造和使用物化技术体系的过程;人独立于技术及其进步过程而存在,并不是技术系统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因此,在他们看来,技术性不是人的本质属性,或者说人的技术性只是偶然的、外在的、附加的;技术困境与人类所处的其他现实困境一样,也是表面的、暂时的、外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是可以消除和摆脱的。
广义技术论者则认为人与技术密不可分。从历史的观点看,作为人类本能的补充和延伸,技术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出现。[10] 事实上,“制造和使用粗制石器”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技术形态,被视为人类诞生的技术标志。技术活动模式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不仅是人猿揖别的分水岭,而且也是作为物种的人类生存的根据,构成了人性的核心内容。可以说人一开始就是技术的人,社会一开始就是技术的社会,人类的进化发展就是不断技术化的过程。
从逻辑的观点看,作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技术与目的不可割裂,而目的与主体不可分离,因此,人类与技术不可分割。同时,技术是人类的创造物,人们参与技术系统的设计与建构,操纵技术系统的运转,是技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人类进化史表明,人类与技术互动共进,人因技术而成为人,因技术发明而进步,同时,技术也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产物,因人的创造和应用而得到迅猛发展。技术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的发展丰富着人的世界,规定和改变着人的生存状况。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是理解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可以说没有技术就没有人,没有技术的进步也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人不会也不可能走出技术。因此,与人类所经历的其他困境性质不同,技术困境是根本的、内在的、必然的,难于彻底摆脱。
四 技术困境的根源
追溯技术困境的根源,是揭示技术困境本质的重要途径。概而言之,在广义技术视野中,技术困境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是技术开发困境,二是技术奴役困境。
从表面上看,只要人们终止技术开发活动,技术开发困境就会自行消逝。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技术开发困境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人类谋求发展的本性与生存环境的变迁两个方面。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民族、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同一集团内部的竞争广泛存在,优胜劣汰的社会选择法则,早已转变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客观上要求人们未雨绸缪奋发向上,知难而进。同时,人们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总是变动不居的,这是物质运动本性的具体表现,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迫使人们必须应对生存环境变迁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主动迎接挑战。人是技术的动物,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驱动力都迫使人们必须在新的条件下,不断进行技术开发活动,通过新技术途径有效地战胜困难,实现发展目标。因此,人类的技术开发活动是不会终止的,技术开发困境难以摆脱。
技术的奴役性源于技术的异化趋势。简而言之,技术异化是指在技术活动过程中,技术会转化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反对的力量,反作用于人本身,使人性扭曲或畸形发展的倾向。这是技术运动的辩证本性。对技术异化现象的揭露与批判,是西方人文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从尼采开始,经由现象学、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思潮等流派的演进,始终贯穿着一条批判技术异化的主线。他们认为,技术异化广泛存在,技术是诱使文明堕落、道德沦丧的祸根,是导致工业社会中人的种种异化现象的重要根源。
从本源上说,引发技术异化的因素、途径众多,至少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
一是由于人们不同目的之间的差异性,外在的技术系统在实现某一目的的同时,往往会危及另一目的的实现,从而使技术转化为一种反对人的异己力量。例如,空调在实现调节室温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抗寒耐热的本能,甚至诱发多种疾病。至于在阶级社会中,处于经济竞争、政治斗争、武装冲突等激烈争夺之中的不同利益集团,其目的之间的对立明显,他们必然会以先进的技术形态与对手抗衡,使技术直接转化为一种反对人的力量。当今的核威胁、间谍卫星、监视技术、计算机病毒、人体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等,都或多或少地扮演着这一角色。
二是人以其躯体、本能、智能与技能参与技术形态的建构与运行,转化为现实技术系统的构成单元,被迫按外在的技术运行模式或节奏活动,受其他技术单元的牵连与技术系统的调制。由于先天生理、心理阈限的制约,人们往往难于适应技术系统的持续高速运转,不得不忍受异己、单调的技术力量的塑造与折磨。加之,随着个体寿命有限性与社会劳动扩张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现代专业化分工愈来愈细,人们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可能是行家内手,而进入其他领域就变成了“技术盲”。在纷繁复杂的技术世界,人们常常无所适从,被动而盲目地按照众多技术系统的运行模式行事。这是技术困境发生的人类学根源。
三是由于技术效果衍生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主体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等原因,人们对技术效果的全面认识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逻辑顺序看,总是先有技术负效应、技术灾害的发生,才有对它们的逐步认识;同时,技术消极后果的清除也是需要时间和付出代价的,即使弄清了技术消极影响的发生机理,减轻或消除它们的技术改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总存在着一定的时滞。从冰箱的发明到发现氟里昂气体对大气臭氧层的破坏作用,再到无氟电冰箱的诞生与推广使用,大致经历了80多年。受主客观多重因素的制约,技术认识与开发活动总是有局限性的。人们不可能预知所有负效应和风险,更不可能创造出只有正效应,而无负效应或风险的理想技术形态;而且旨在减轻或消除某一种技术负效应、技术风险的新技术形态,也会产生新的未知负效应或风险。因此,企求彻底消除技术负效应、技术风险的奢望缺乏理论依据。可见,技术活动的局限性是技术困境发生的历史根源。
四是技术单元或技术系统寿命的有限性表明,任何技术系统的运行都存在着失灵、失控的可能性,技术风险不可避免。促使技术风险转化为技术灾害的原因复杂多样,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类:1.技术系统内部因素运转失灵。操纵者的误操作或物化技术单元的老化、失效等,都是导致技术灾害的直接原因。由于人的生理与心理、体力与智力等方面的先天缺陷,难于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因而误操作难以避免;同样,物质形态的演化是不可逆的,最终都将走向解体与消亡,物化技术单元或技术系统也不例外。2.技术系统运行环境的波动及其诱发。任何技术系统总是在复杂多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环境因素的变化会通过向技术系统内部因素渗透、转化的方式,致使物化技术单元失效或操纵者失误,进而酿成技术灾害。例如,大雾、雨雪导致交通事故,太阳耀斑造成无线电通讯系统中断等。这是技术困境存在的自然根源。
五 技术困境演变的前景
既然人类难以走出技术困境,始终为技术所奴役,那么人类追求解放、谋求全面发展的梦想是否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涉及技术发展与人类未来的重大理论问题,困难之一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与可塑性,应当在广义技术视野下加以审视。
从本质上说,技术困境就是人类在技术活动中所处的矛盾状态。技术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既有收益,也有风险;既有解放性,也有奴役性等。只关注技术负效应与奴役性,或者技术正效应与解放性的观点,都是孤立、静止和片面的,是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具体表现。二者都未能客观、全面、动态地反映技术运动的内在矛盾,因而都是不足取的。我们应当把技术困境问题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辩证地看待技术困境及其演变过程。
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与积极作用,决定了它是促进社会发展、谋求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这是无可争辩的。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通过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途径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而且还通过向人类活动诸领域的渗透以及提高人类活动效率的途径,把人类全面地从自然、社会以及落后思想观念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类的每一次解放都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取得的。例如,电灯的发明把人类从黑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电话、无线电、互联网等技术发明把人们从信息隔绝中解放出来等。尽管由于这些新技术形态的历史局限性,也会带来新的束缚或奴役,但与此前人类所受的旧束缚或奴役相比,毕竟在程度上有所减轻或在范围上有所缩小,而带给人们的自由与幸福却有所增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
技术异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主体目的之间的对立性,而目的之间的对立又源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现实利益上的分歧。这就导致了现实中大量相互对立、彼此矛盾的技术形态的出现。如进攻技术形态与防御技术形态并存,杀人技术形态与抢救技术形态相伴,计算机病毒制作、传播技术与监测、封杀病毒技术同行等。这一层面技术困境的消除有赖于社会的进步与人性的完善。持进化论或技术替代论信念者认为,[11] 人类终将消除和走出这种技术异化状态,从异己的、非人性的技术奴役中解放出来,技术也将随之“善”化。
追求效果与效率的技术活动原则表明,现实的具体技术负效应、技术风险会自动转化为未来技术改进的目标,成为技术开发的重点。这就是说,在技术体系内部蕴涵着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例如,随着铁路运输技术的不断改进,早期的噪音、烟尘污染、出轨、相撞事故等逐步消除。从技术进步角度看,技术负效应将趋于减轻、技术风险会逐步降低,人类有望从此类技术奴役中部分解放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与技术的互动共进过程中,人的技术化将出现一些新趋势。以往人们只关注两点:一是新技术的应用,使人的肢体、感觉器官、思维器官等的功能得到延伸和放大。二是技术活动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使人的精神品质得到改造和提升。[12] 然而,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望推进人的新进化:一是人造器官、辅助器械植入人体,可望延长人类寿命,提高生命质量;二是基因重组与治疗技术可望重塑人种,改善人体生理活动;三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实现人脑与智能元件的生理联结,提高人的智力。《黑客帝国》等科幻影片都艺术地展现了这一场景。正如现代人不同于原始人一样,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将不断塑造自己的面貌,“如何定义人类将是21世纪基本的政治与哲学问题。”[13] 技术困境将会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困扰未来人类。
人是技术的动物,技术是人的根本属性,人类解放只有在技术进步中才能逐步实现,这就注定人类要在技术困境的“泥泞”中艰难前行。这是人类解放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辩证法所昭示的真理。因此,人类解放的目标不是要放弃或摆脱技术,而是要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求得人类的自由、幸福、尊严与发展。反科学主义者所倡导的放弃现代技术发展,回归原始质朴生活状态的设想,是因噎废食的幼稚之举,是极端浪漫主义的体现。这是以社会的巨大倒退为代价来换取部分现代技术奴役性的消除。就放弃现代科技而言,必然会使人类退回到刀耕火种、衣不蔽体的野蛮时代,重新忍受自然、社会、思想观念等层面更为严酷的束缚与奴役。这是注定行不通的。我们坚信,经过在漫长“泥泞”技术道路上的艰难跋涉,技术对人类的奴役程度会逐步减轻,人类向善的目的发展指向必将使技术为人类造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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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78—280.
[12] 王伯鲁.广义技术视野中人的技术化问题剖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6).
[13] (美)雷.库兹韦尔.灵魂机器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
(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1期。转载自哲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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