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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混合型认识论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评基切尔的最小化社会认识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04 点击: 1690 次 我要收藏

麦克道威(John McDowell)曾批评过一种介于内在主义认识论和外在主义认识论之间的“混合型认识论”(Hybrid Epistemology)。这种混合型认识论一方面承认外在因素无疑影响着知识的可靠性条件(reliability condition for knowledge),但与正统的外在主义认识论不同,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在认知过程中加入内在的理性控制条件(condition requiring internal rationality),以便使知识的辩护过程被包括在理性空间之内。[1]皮考克(Christopher Peacocke)的知识理论就是一例。[2]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一个典型的混合型认识论的例子是基切尔(Philip Kitcher)的最小化社会认识论及在其名著《科学的进程》中的运用。[3]本文首先简介基切尔的理论,然后检查到目前为止对其主要的批评。这些批评讨论了基切尔采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否恰当。最后,本文指出基切尔的知识理论的基本问题,在于他对合理性问题的两个假设上,并论证这两个假设是不成立的,而这两个假设正是迫使基切尔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混合型外在主义认识论的原因。
一、最小化社会认识论
个人主义认识论认为知识辩护是一个个人的认知心理过程,与外在因素无关。个人主义认识论并不否认知识对外在因素的依赖,如他人的证言,群体的认知分工活动等,都是知识的外在来源。个人主义认识论所坚持的是这样一个命题,既辩护的理性或规范性过程建立在个人的认知基础之上。这个个人的认知基础是由一个信息集合和一个联结这些信息的推理结构组成,与外在因素无关。例如,某甲接受证人乙的证言p的可靠性,建立在以下两个考虑之上:第一,证人乙是否一贯做可靠的证言;第二,该证言p是否与某甲的其它信念相一致。在这里,某甲的个人认知基础包括:对证人乙所讲述过的真命题的判断,归纳推理,信念的一致性等因素。基切尔认为个人主义认识论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个人认知基础十分薄弱,不足以产生出丰富多彩的人类知识。其次,知识辩护过程不可避免地被外在因素影响和干预,而这些外在因素超出个人认知基础所包涵的范围。外在主义认识论,尤其是新近发展的可靠主义认识论,对此提供了不少经验证据。
20世纪70年代末在认识论和科学元勘领域里发展起来的社会认识论是对个人主义认识论的一种反动。其基本观点是:个人认知基础不能成为知识辩护的充分条件。然而,不同的社会认识论理论对于外在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在认知过程中如何起作用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最为激进的理论认为科学实践是社会和文化活动,它的方方面面,包括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也应该用社会动机和社会规范来解释。而较为温和的社会认识论者不愿接受激进一方的彻底相对主义后果,而坚持认知规范不应该完全还原到社会规范中。这就是说,在一个适当的社会认识论中,承认社会和其它外在因素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并不应该否定传统认知规范的作用。对于温和派理论,一个适当的社会认识论要同时避免狭隘的个人主义认识论和激进的社会认识论所带来的彻底相对主义。
基切尔试图建立的是一种在温和派中最为温和,最接近个人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并称之为最小化社会认识论(minimal social epistemology, MSE)。其基本观点是:知识辩护过程不可避免地被外在因素影响,但认知个人仍然是认识论研究的出发点。该理论由以下三个条件组成:
1)认知个人是认识论的基本研究单位。团体或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和理性可以理解为该团体或该社会各位成员所拥有的知识和理性的总和。
2)一个认知个人S知道p当且仅当a)S拥有信念p,b)p为真,c)S的信念p是通过一个可靠的过程产生的。
3)信念p产生过程的可靠性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依赖于不同于S的其他认知主体所拥有的某些性质。[4]
这三个条件分别描述了“最小化”“认识论”和“社会的”三层意思。条件3)暗示着基切尔的知识理论的社会性因素:信念形成的可靠性不仅依赖于认知主体的内在认知能力,也部分地由外在因素所决定。这一点是所有社会认识论理论,包括激进派理论都必须坚持的。条件2)部分地采用了传统认识论对知识分析的表达形式,只不过把辩护条件改为可靠性条件,从而成为了一种外在主义认识论。而条件1)要求将认知个人作为研究基本单位,则保持了内在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因素,使得这个社会认识论中的社会性降低到最小,也使得这个知识理论成为一个麦克道威所说的混合型认识论。基切尔将认识论最小化的一个后果是不可避免地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即群体知识及建立该知识的理性将由群体中各个成员的知识和理性的总和来描述。
基切尔采用条件1)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原因是为了避免激进社会认识论的彻底相对主义。他之所以有这个考虑,是因为在条件2)和3)中,认知过程中规范性的建立似乎并不必然地与内在的认知因素相联系。2a)和2b)分别是对认知个人心理状态及其与外在世界关系的描述,尽管介入了内在因素,但只是在描述层面上。规范层面由2c),即传统认识论中的辩护条件来界定。在传统认识论中,理性扮演着规范性角色,它使得真信念成为知识。而在基切尔的社会认识论中,2c)规定真信念转变为知识的过程是由信念产生的可靠性而不是由传统的理由来决定的。当基切尔同时介入3)时,信念产生的可靠性可以由外在的社会因素来决定。这时,一个温和的社会认识论者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出现了:外在主义认识论认为认知主体并不总能对辩护条件拥有明晰的控制力,而当认知主体不能对辩护过程中的外在社会因素拥有内在的认知控制时,把真信念转变为知识的规范性过程就可能成为一个为彻底的外在社会过程,其中的认知规范也将被社会规范来解释,这样,激进的社会认识论则不可避免。[5]介入1)正是为了避免这个局面,因为一旦将认知个人当作认识论的研究基本单位,把真信念转变为知识的过程将在认知个人的内在心理中进行,从而避免了认知个人对规范层面的失控状态。就是说,尽管信念产生的可靠性可以由外在因素所决定,但是,这些因素可以被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所控制,尤其在认知主体对其反思时。就像基切尔自己说的:“一个基本的教训是,认识论必须是心理主义的。一个人是否理性地接受一个信念,不仅在于她是否坚持这个信念或这个信念与她所接受的其他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还在于这个信念如何在心理层面上与其他信念相互联系。”[6]只有这样,认知规范才能不被轻易地还原为社会规范,并在认知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基切尔的这个考虑可以用下面的论据来表达〔个人主义方法论论据(argument for individualist methodology),AIM〕:
1)适当的社会认识论要求认知规范在认知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2)要使认知规范在认知过程中起到规范性作用,必须使认知主体对其拥有心理控制。
3)由于在MSE中条件2)和3)没有对认识规范的心理控制做出任何要求,因而介入条件1)就成为必要。
4)MSE中的条件1)意味着个人主义方法论。
结论:适当的社会认识论要求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
采用个人主义方法论来建立科学实践理论的一个优点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本身就提供了如何联系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方法。我们已经看到,基切尔一面批评个人主义认识论的狭隘,并承认社会因素对认知过程影响重大,而另一面又坚持认知主体对认知规范必须拥有心理控制。这要求基切尔必须找到一种统一个人理性和群体理性的方法。这就是说,必须以某种方式证明科学家以私人或某种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做出的合理性决策,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一定与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不相容。只有这样,群体理性和群体知识才能建立在个人理性和个人知识上。
基切尔的做法是在概念层次上运用进化理论,在技术层次上运用经济模型来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7][8][9]在概念层次上,进化理论起到的是一个隐喻模型的作用。科学实践的进步可以被看作是科学家和科学机构的智力竞争活动的演进过程。竞争中的胜者是那些由科学机构认可的对科学知识的追求有所贡献的人。在这个智力竞争的游戏中,一个理性的科学家会尽量与同事合作以便使自己更具有竞争力,因为群体的认知能力要远大于个人的认知能力。所以,在科学实践中的智力分工也就是很自然的结果。这个隐喻模型的一个后果是,科学家的私人利益并不与科学群体的认知目标相冲突。一个科学家可以以金钱和名利作为私人追求的目标。在上述智力竞争规则支配下的科学实践中,这位科学家达成私人目标的最合理的手段,是成功地追求科学真知。只有成功地达成科学群体的认知目标,他才能最有效地达成对名利和金钱的私人追求。在这里,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统一起来。在技术层次上,基切尔借用经典微观经济理论模型将这个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实践理论明晰地表达出来。经典微观经济理论以个人决策理论为基础来解释经济活动这个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具体应用的样板。[10]
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问题
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怀疑经济模型是否能够有效地说明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二类试图论证认知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的社会特征无法还原到个人因素中去,因此,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狭隘。
我们先看第一类批评。经济模型在认识论中的运用是为了解释群体知识和群体理性是如何建立在个人知识和个人理性的迭加上的。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察觉到即使在经济学范围内,社会现象未必能够看作是个人现象的迭加。[11][12][13]因此,迭加的概念就成为批评的焦点。例如,许多研究表明,可以存在迭加个人理性决策的不同方法,而不同的方法可以得出相互矛盾的群体决策结果。接受哪一种群体决策结果要依靠具体的背景条件来决定。因而,群体理性远远比个人理性的迭加要复杂。[14][15]基切尔可以把这个问题当作纯技术问题来对待。他可以说不同的迭加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并未发现不同的迭加造成相互矛盾的结果这种现象。因此,这个问题可以留到日后当具体案例出现后再来解决。[16]
迭加概念的另一个疑点是,没有一种计算机制来统一群体决策的收益值和个人决策的收益值。这在基切尔的认知工作分工理论中就可以看出。

在基切尔的认知工作分工理论中,一个科学机构当其科学家的分配是社会性最优化的时,是合理的。但是,很难说这个社会性的合理性分配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首先,概率值p(t)未必以客观方式来确定,它同样可以代表某个科学家对理论t的主观置信度,而不同的科学家可以拥有不同的置信度。其次,科学家们也可以对p(n)的值持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理论的建立并不总与科学家的人数成正比。有时,新的科学家加入对某个理论的研究并不总是有利于其发展。所以,不同科学家对p(n)值的看法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在上述两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个人理性的迭加的结果可能会同社会理性完全不同。[17]对于这个疑点,基切尔同样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技术问题,并期待以后发展出某种技术手段来处理它,使认知工作分工理论更加精密。
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第二类批评,强调认识过程和科学实践中某些重要的社会性因素是无法还原到个人因素的。比如,道内斯(Stephen Downes)认为科学知识的产生、建立和传播的过程是社会性的,无法完全还原到个人认知过程。[18]又如,胡尔(David Hull)认为科学实践的社会结构是对科学家个人声望的社会评价机制。这个机制决定着科学家个人的理性决策,而本身并不能还原到个人理性决策过程。[19]另一个例子是所罗门(Miriam Solomon)的社会经验主义。这个社会认识论认为某些社会特征无法还原到个人特征中去,因为一些从个人理性角度来看是不合理的推理策略,如果放在群体的视野中则变为合理的。[20][21]基切尔对这一类批评的回答很简单:没有任何社会因素是不能够还原到个人层次上的。[22]他对自己的还原主义观点并未作具体的辩护,而是直接接受社会理论中还原主义的基本论据。
美国社会学家特纳(Stephen Turner)对这些论据曾做过系统的分析。[23][24]特纳首先为各类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如文化,世界观,实践,范式,隐含知识,意识形态,传统等给出一个统一定义,即这些概念共有以下特征:它们是隐含的、共有的和因果性的概念。“隐含的”是说这些概念起作用时常常不被察觉,而是非明晰地,隐含地决定着个人行为。“共有的”即是社会性的,即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共有的某些特征。“因果性”是指这些概念的两方面作用。第一,作为起因这些概念具有引起某些行为的作用和力量;第二,这些概念可对人类行为做出因果说明。[25]在特纳看来,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存在着四类问题。第一类,因为它们是隐含的概念,我们对它们的存在只能建立在外展性推理(abduction)上。就是说,我们推测这些概念是存在的,因为它们可以说明群体中的成员们所共有的一些行为模式。但是,这个推理并没有对这些行为模式做出最佳说明,因为社会理论学者完全可以用个人习惯和相互模仿来解释这些行为模式。比如,某些个人习惯被群体其他成员成功地模仿下来,因为形成了某种行为模式。这样,社会群体拥有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就不必解释为群体成员共有某种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的结果。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的第二类问题是很难解释这些共有的概念是如何从一个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个人身上,从而保证被群体成员所共有。如果传播是一个隐含的过程,我们则无法判断每个个人是否学到同样的东西,因为同样的行为模式完全可以建立在对这个模式的不同理解之上。如果传播过程建立在某些明晰的规范性表达,如书写在书本上的规则和法则上,我们则很难解释这些规范性条文是如何引起具体行为并给予其因果说明的。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的第三类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些概念的变化。由于这些概念是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人们似乎很难超越于其上来考察它们的变化过程。这也引起了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的第四类问题,即当这些概念决定着群体中各个成员的行为,而成员们又无法超越这些概念并对其进行客观反思,则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中间似乎没有任何理性交流的余地,因此相对主义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
特纳对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的分析并非完全没有问题。罗斯(Joseph Rouse)就指出其分析是建立在因果规律上的,这是一种被广泛接受但又十分狭隘的对规范性的理解。当规范性被以更加广泛的方式来理解时,某些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如实践,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26]另外,马丁内斯(Sergio Martinez)也指出社会性概念的共有性并不一定要被理解为在社会成员间传播的结果,而完全可以被看做为某种建构的结果。[27]这些讨论涉及了许多深层的本体论问题,因而十分具有争议性。不过,任何对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概念的辩护都不可避免地要对特纳所提出的问题予以某种答复,这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也是基切尔毫不犹豫地接受还原主义而不做过多辩护的原因。
三、个人方法论论据的两个假设
我对基切尔的最小化社会认识论的反思,并不采用多数学者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直接责难的方法。我的研究出发点是探讨他采用混合型认识论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从他建立个人主义方法论论据AIM的两个前提上看出。AIM的前提1)要求社会认识论必须是适当的,即同时兼顾社会和认知因素。这当然是正确的要求。问题出在前提2)和前提3)上。这两个前提认为当社会认识论认为可靠性标准的建立牵扯到外在社会因素时,将可能把理性控制排除在知识辩护过程之外,从而把认知因素排除在认识论之外。这个顾虑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上面的:第一,可以对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做出清晰的两分;第二,合理性过程是内在(个人)过程,社会因素是外在因素,因而无法被包括在理性空间之内。正是这两个假设让基切尔把社会因素在认识论中的介入看作是外在因素的介入,而任何外在因素均被排除在理性空间之外,因为理性在他看来是个内在的和个人的过程。对于任何把知识的建立过程看作是理性过程的学者来说,一旦承认了这两个假设,那么,任何温和派外在主义认识论包括社会认知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混合型认识论。这就是说,一旦承认外在因素如社会因素在知识的规范性建立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就一定要在认识理论中加入内在理性控制条件。
这两个假设在四十年前的西方哲学领域曾被广泛地接受,但时至今日就很值得怀疑了。对第一个假设的疑问来自于心灵哲学中的外在论学说。心灵外在论认为心理状态不仅要用主体的内在性质,也必须用外在环境中的外在性质来解释。[28]心灵外在论起源于语言哲学中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博格(Tyler Burge)对意向性内容的外在性辩护,即概念的语义内容并不完全被主体内在性质所决定,也部分地为外在环境所决定。如果概念的语义内容完全被主体内在性质所决定,那么,两个物理结构完全一样的主体将拥有同样的概念。但是,著名的“孪子地球”的抽象试验说明当外在环境变化时,两个物理结构完全一样的主体可以拥有不同的概念。[29][30][31]由于概念是一种具有语义内容的心理状态,在心灵哲学中,普特南和博格的结论也意味着人类的部分心理状态被外在环境所决定。
普特南和博格的语义内容外在理论在发表后受到了很多置疑,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批评能成功地推翻他们的结论。最直接的批评来自于以下的疑问:孪子地球的抽象试验并不能完全确定概念的内容是“宽泛”的(即部分地被外在环境所决定),而不是完全“狭隘”的(即完全被内在性质所决定)。[32][33]然而,外在论观点并不只建立在个别的抽象试验上。心智科学的新近发展为心灵外在论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从而使这种置疑的杀伤力大大降低。另外一种置疑是语义的外在论似乎与第一人称的权威性(authority of first person)论点不相容。这个论点认为主体个人对自身的知识是先验的,不依赖于外在环境和经验。如果语义内容的外在论是正确的,那么,主体对自身的知识就不得不建立在宽泛的语义概念上。但是,语义内容外在论是否与第一人称权威性论点不相容还未有定论。[34][35]而且即使两者不相容,也可能是因为第一人称权威性本身是个错误的论点。[36]另外一种对语言内容外在论的批评采用以下策略:尽管承认部分概念是宽泛的,但坚持另一些概念是狭隘的,而且,狭隘的概念是第一性的。狭隘内容的第一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狭隘内容是联系宽泛内容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必要条件;其次,狭隘内容是科学的心理说明的出发点,因为只有狭隘内容能够因果性地引起人的行为和思维。对于这个批评,威尔森(Robert Wilson)给予了系统的反驳。[37][38]首先,目前我们对狭隘内容的本质还不很了解。其次,科学的心理说明和其他学科的说明一样也可以是宽泛的,即依赖于外在环境的。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说明可以建立在某种生物进化理论上,因而这个说明是历史性的,并与生物体外在环境相联系。同样,对一个罪犯的犯罪动机的心理说明也同样建立在某些法律概念上,它是与该罪犯外在环境相联系的说明。
当然,语义内容外在论并不只依靠普特南和博格的论据。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据意味着相似的结论。拉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森(Mark Johnson)对语言和心理的研究对外在论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39]心灵外在论在最近十几年中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语义内容外在论的范围。它宣称不仅是对具有语义内容的心理状态的理解要考虑到主体的外在环境,对其他种类的心理状态也是如此。对我们的讨论最有帮助的是外展性心灵(extended mind)理论,它强调外在环境因素不仅以一种遥远的历史经验的方式影响心理状态,而且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采用现时性的活跃的方式。[40][41][42][43]例如,一个患有遗忘症的病人把得到的信息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当他需要一位朋友家的地址时,就在笔记本上寻找该信息。一个正常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在需要时从记忆里将这条信息找出。这位正常人和上述的病人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记忆而后者使用笔记本。外展性心灵论强调,在这个例子中,病人的笔记本和正常人的记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在传统本体论分类上前者是内在的而后者是外在的。而且,人类的实践活动可以主动地把传统的外在因素通过技术转变为内在因素。比如,关于赛博人的讨论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家们能够把许多电脑操作和计算程序做成某种生物芯片通过手术放入人类大脑,以便增强人类思维能力。芯片一旦被放入人类大脑并被使用,就不是传统分类中的外在物质而成为内在资源了。[44]这些例子说明,基切尔个人主义方法论论据AIM的第一个假设,即存在着内在(个人)和外在的清晰的两分,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假设。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我们对内在和外在的两分可以是模糊的。
个人主义方法论论据AIM的第二个假设认为合理性过程是内在过程。对这个假设一般并没有争议,因为合理性是建立在人类对理由的使用上的。理由常常是以论据为媒介的,即理由被看作是某一论据中的前提,而被理由支持的命题则是该论据中的结论。麦克道威指出这种对合理性的理解过于狭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理由都是以论据为媒介的,而是存在着本质上是外在的并不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45]一个例子是在感觉、记忆和证言等认知过程中常被用到的前置理由(default reason)。为某信念p辩护的前置理由是这样一个规则: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认知主体没有理由怀疑p,则该认知主体有责任接受p。比如,某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感觉到面前走来一条狗,如果他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感觉,他便有责任接受“前面有一条狗”的信念。又如,某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回忆起某件事,如果他没有理由怀疑这个记忆,他便有责任接受这个记忆。再如,某证人提供证言p,当我们对此证人的诚信及该证言的真伪没有理由怀疑时,我们则有责任接受该证言。
在这些例子里,前置理由并非以论据为媒介。用来为信念p辩护的并不是命题“感觉到p所以p”,“回忆起p所以p”和“证人T提供证言p所以p”,而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状态。这个状态并不是建立在其他证据之上的,因为,不论你提供多少证据,都无法确证现在已经处于没有理由去怀疑的状态中。比如,为了用证据来确证我没有理由怀疑我看到面前来了一条狗,我必须彻底检查那些可以影响我感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数量可以超出我的计算能力,因而,用证据来确证我没有理由去怀疑的状态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是靠什么来建立起没有理由去怀疑的状态呢?麦克道威指出是我们对外在世界的合理的稳定性的敏感能力。我到超市去购物,在超市中,我没有理由去怀疑我家的房子仍然存在于十分钟前我离开的地方,尽管在逻辑上和在物理上都不能排除某种微小的可能性使我的房子在这十分钟期间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而消失。我没有理由去怀疑我家房子的存在状态,部分地由外在世界尽管在变化,却仍然具有合理的稳定性所决定,同时,也部分地由我们对这个稳定性的敏感能力所决定。在这里,建立没有理由去怀疑的状态的并不只是认知主体的内在性质,而是认知主体与其外在环境的关系。
因而,前置理由并不是一个内在理由,因为它无法以论据为媒介;它是一个外在理由,因为它部分地被认知主体的外在环境性质所决定。外在理由的存在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合理过程都是内在的,外在因素同样可以成为理由并应该被纳入到理性空间中。这就是说,基切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论据的第二个假设同样是有问题的。
四、小结
如果个人主义方法论论据的两个假设都不成立,个人主义方法论本身也就有问题,因为外在理由的存在使我们无法推出知识辩护过程中,对理性的控制一定要求认知主体必须拥有内在理由。因此,尽管我们仍然坚持认知规范在认识论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即条件AIM1),但最小化条件MSE1)的介入就不一定是必然的。与第二节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批评不同,第三节对两个假设的反思并不要求一定要以社会性的概念作为认识论理论的研究基本单位,而是强调认知主体对理性控制的复杂性。道内斯在其新作中已不再试图论证基切尔科学实践理论中社会因素的不可还原性,而是指出该理论的弱点,在于它把认知主体的合理性理想化和简单化为对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能力。[46]即使在经济学理论中,这种对认知主体和理性的理想化和简单化也是不可取的。首先,人的认知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对所有选择的效用值都做出快速和正确的计算。其次,人们的合理性判断常常建立在启发式(heuristic)的推理规则而非逻辑和数学规则之上。启发式的推理规则运用一般是简单快速的,它们可在某些领域里有效而在其他的领域里无效。对使用哪种推理规则的判断同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及其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选择个人主义方法论还是非个人主义方法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人类的认知活动依赖于一系列内外在的因素。选择认知主体个人作为认识论和科学实践理论的研究基本单位并不一定是不可取的,不可取的是像基切尔那样只使用个人和内在因素来理解这个研究基本单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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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外在认识论的这个危险点,请参看布兰顿的精彩分析(Brandom, Robert B. (1998) "Insights and Blindspots of Reliabilism" in Monist, vol. 81, no. 3, pp.37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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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认识论领域里另一位应用个人主义方法论和经典经济理论来联系个人和群体关系的是戈德曼(Alvin Goldman)的理论。戈德曼的出发点与基切尔十分相似,也是为了避免可靠论的外在主义认识论可能引起的彻底相对主义,所以,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混合型认识论。一点不同是戈德曼并不试图用信念的可靠性来代替传统的辩护概念。参见Goldman, Alvin. (1992) Liaisons: Philosophy Meets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oldman, Alvin y Moshe Shaked. (1991) "An Economic Model of Scientific Activity and Truth Acquisi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63, pp. 31-55; Sent, Esther-Mirjam. (1997) "An Economist's Glance at Goldman's Economics"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64, (Proceedings), pp. S139-S148。
[14] List, Christian and Philip Pettit. (2002) "Aggregating Sets of Judgements: An Impossibility Result"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18, pp. 89-110.
[15] Goldman, Alvin. (2004) "Group Knowledge versus Group Rationality: Two approaches to Social Epistemology", Episteme, pp. 1-22.
[16] 戈德曼对此疑问则采取了更加悲观的态度。他认为李斯特(Christian List)和贝梯(Philip Pettit)的论据足以说明群体理性不能建立在对个人理性的迭加上。但是,混合型认识论仍然成立,因为我们仍然能够坚持群体的知识是群体中各个成员的个人知识的总和。但是,基切尔不能同戈德曼一样在理性问题上让步,因为他的认知工作分工理论完全建立在对个人理性的迭加上。
[17] Contessa, Gabriele. (2003) "Is Dissent a Challenge to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Kitcher on 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ur" Centre for Philosophy of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Max Steuer (comp.) LSE.
[18] Downes, Stephen. (1993) "Socializing Naturaliz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60, No. 3, pp. 452-468.
[29] Hull, David. (1997) "What's Wrong with Invisible-Hand Explanati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64, (Proceedings), pp. S117-S126.
[20] Solomon, Miriam (1992)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Human Reasoning"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59, no.3, pp. 43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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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urner, Stephen. (2002) Brains, Practices, Relativism: Social Theory after Cognitive Science,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 Rouse, Joseph. (2002) 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 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1-138.
[27] Martinez, Sergio F. (2003) Geografia de las Practicas Cientificas, Mexico: UNAM, 16-21.
[28] 这里采用的对心灵外在论的表述过于笼统,而各种具体的外在理论均各自采用不同的更加精密的表述。比如,对于“解释”一词,有的理论将之具体为随附关系(supervene),即心理状态部分地随附于外在环境;而另一些理论将之具体为个体化关系(individuate),即心理状态部分被外在环境个体化。同样,“内在”一词是个空间方位的概念,有些外在论者更愿意使用“固有”(intrinsic)一词,尽管在许多场合两者是可互换的。
[29] Putnam, Hilary. (1975) "The Meaning of 'Meaning'" Language, Mind and Knowledge: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7; K. Gunderson (ed.).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0] Burge, Tyler. (1979) "Individualism and the Mental"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4, P. French, T. Uehling & H. Wettstein (eds.), Mi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p. 73-121.
[31] Burge, Tyler. (1982) "Two Thought Experiments Reviewed" Notre Dame Journal of Formal Logic, vol. 22. pp. 28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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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1期。转载自哲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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