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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晓明、王华平:协作的自然主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04 点击: 1273 次 我要收藏

不同的哲学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论热点。虽然哲学基本问题其实从未有过真正的改变,但其激发因素和提出方式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成果与科学方法对激发哲学新概念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出现了一股要求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事哲学的思潮———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是一种哲学态度,它或者认为只存在一个由科学展示的自然的世界,或者主张用后验的科学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前者是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后者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然而,“自然主义对许多不同的人来说意味大不相同”是一个哲学常识,以至于简单的分类不足以反映“自然主义”正在沦为一个没有希望的混成词这一事实,〔1〕但全面的疏理却又不是一篇文章能胜任的系统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提出自然主义在所感兴趣领域的一种合理形式。这好比我们面对一堆骚乱的人群,在难以恢复秩序的情况下从中挤出一条道路得以通过。本文所关注的是知识论中的自然主义,所提出的一种合理形式是协作的自然主义———一种温和的介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中间道路”。

当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试图对信念和知识做出区分时,他实际上创立了后来被称为“知识论”的这么一门学说。自那以后,知识论逐步发展成一个运用概念分析等先验方法来考察人类知识的本性、范围、来源和界限的专门领域。然而,这个古老的传统如今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来自自然主义的指责是,传统知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是不合法的,原因很简单,它为知识寻找确定基础的努力无可挽救地失败了。科学哲学家已经证明,观察陈述是理论负载的,经验总是以概念或概念原型为中介的,依靠于更普遍的、无疑是可错的理论。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将外部世界解释为感性质料31的逻辑构造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如果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没有明显的界限,那么知识论就无法拥有它所宣称的独特的先验方法而不得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使用经验方法;如果全部科学是一个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的紧密联系的整体,那么知识论便与经验科学连续从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因此,自然化知识论的倡导者奎因说:“我把哲学不是看作科学的先天基础,而是看作科学的连续??并没有任何外在的优越的立足点,并没有第一哲学。”〔2〕
奎因所反对的“第一哲学”是什么呢? 第一哲学最初被亚里斯多德用来指代其哲学中现在称为“形而上学”的那部分。不过,奎因在这里把矛头对准的是笛卡尔。笛卡尔在《第一哲学的沉思》里表达了一种体系式哲学的理想,他试图一劳永逸地为知识确立一个超科学的、确定无疑的基础,从而彻底摆脱怀疑主义的困扰。奎因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用感觉内容对理论词汇进行逻辑重建,是典型的笛卡尔式的第一哲学的想望。它的失败就是第一哲学的失败。一些哲学家,例如罗蒂,从这种失败中看到的是知识论的崩溃。但奎因不同意知识论虚无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知识论仍然要继续前进”,不过方向应该转变为对人们如何从感觉“输入”产生理论“输出”的心理学研究。从而,自然主义对传统知识论提出了第二个挑战:对认知过程的描述是一个比寻求辩护的基础和原则更中心的知识论问题。
这就出现了科德(Lorraine Code) 所说的转换论立场,即将传统的合理化辩护方案转换为对能产生可靠知识的生理机制和那类情境的考察。这种自然主义认为辩护关系是事实的因果关系,这与传统上所理解的意向关系形成鲜明对比。转换论可以很容易地将可靠条件那类东西扩展到社会领域,从而摇身变为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力图对产生确定信念的那类社会的和文化的条件给出因果上的说明,这类情形好比我们直接观看眼前的棍子,它是直的;相反的情形就像观看水中的棍子,它被歪曲成弯的。这种库恩传统的自然主义主张,对知识的解释应该应用社会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分析,而不是理论和证据间的逻辑分析。这等于把社会科学应用到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中。同样受启发的还有基切尔(Philip Kitcher) 和戈德曼(Alvin Goldman) 等人提倡的“社会知识论”。该理论主张,有关科学行为的心理事实不只是面向证据的理论建构,还包含了社会环境;科学理论的选择不仅依赖于科学家所收集到的证据,还受他们在追求知识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组织等因素影响。因此,要理解科学的发生就要理解那些社会结构。基切和戈德曼强调,社会结构可以用可靠主义的术语来描述,因为对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我们可以查明它是如何促进真理论这一目标的而不是相反。按照这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知识论也是自然化方案的一部分,因为它认为无产阶级处于资本主义机制的中心位置,没有受到权力的扭曲,故而能更可靠地产生关于资本劳动的好知识。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女权主义知识论,因为它认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比在社会中操弄权力的男性处于就制造知识而言更可靠的位置。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从传统知识论到自然主义知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转变。传统知识论,正如凯尔泰斯(Andras Kertesz) 所说,其特征可用以下三个命题表示:〔3〕
它属于哲学学科。
它思考“科学”探究的方式以若干先验假设为前提,这些先验假设涉及合理性标准的性质。
它被认为是解决科学知识的基础问题的唯一途径(即“第一哲学”) 。
与之对应,自然主义知识论的主旨是:
知识论可以不是一门哲学学科,但它应该使用“科学的”方法。
因此,传统知识论应该以后验的方式继续前进。
知识论不是一项规范的事业,其任务不是评价科学探究的结果,而应设法描述和/ 或解释它们。

注意以上命题中的引号,它表明“科学”一词是有歧义的。前面提到,奎因传统的自然主义者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解决知识论问题,而库恩传统似乎更强调社会科学的作用。这样“, 科学”一词就有奎因所说的自然科学和苏珊.哈克(Susan Haack) 所说的“大写的科学”之分。奎因所说的自然科学主要指物理学,也包括数学、逻辑、生物学和心理学;“大写的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涉及我们一般的经验信念,从而包括常识、历史等[人文和社会科学]”。〔4〕哈克将前者称为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把后者叫做后验主义的自然主义。此外,围绕传统知识论是否应该被完全取代这一问题,自然主义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分歧。奎因宣称知识论是“心理学的一章,从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表明他主张完全的替代。我们把这种自然主义叫做强的自然主义。以哈克为首的另外一些人则承认传统知识论的合法性,并不主张完全的替代,从而提倡一种弱的版本。以这两点为指标,我们就可以将自然主义大致划分为以下四大类:

自然主义的版本 参数1 :完全取代传统知识论参数2 :自然科学作为自然主义 知识论的唯一来源
强的科学主义 + +
强的后验主义 + -
弱的科学主义 - +
弱的后验主义 - -

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深受本体论自然主义的影响。后者认为,只存在一个由科学展示的自然世界,我们所知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中先于我们的周围条件给出的。这必然会导致科学主义,因为既然所有的认知事实都是自然事实,那么知识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实际上,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还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响,这大概也是它在美国突出地流行的原因。持实用主义思想的人搬来了“现代科学的极大成功论据”。他们争论说,现代自然科学在预言、控制和解释自然现象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说明了它们所给出的自然概念最有可能是真的,至少也是我们唯一最应该相信的概念。
科学主义必然导致的一个推论是,所有东西,包括一切人类现象,都可以也应该自然化。这是一个强得令很多自然主义者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命题。这种强还原,正如普里斯(Huw Price) 所说,会导致“安置问题”(The Placement Issue) ,即“我们怎样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安置’道德事实、数学事实、意义事实,如此等等?”〔5〕对此,我们面临的两难选择是,要么将上述事实强行塞进那些并不能很好地包含它们的范畴,要么将它们看作是二等的———一个不是事实或知识的真实领域。在两者都不可取的情况下,人们不禁对强还原的可能性产生怀疑。马菲(James Maffie)就明确指出“, 仍然存在一组前科学和超科学的问题激励着我们从事知识论。”〔6〕这类问题包括“人类能否获得关于自己及其环境的知识?”以及“科学产生知识吗?”退一步讲,即使自然主义者自然化了以上事实,他们能自然化自然主义本身吗? 能自然化那个研究、思考和论证自然主义观点的自己吗? 看来,科学主义者似乎仅仅把自己当成本质上是非属人(non - human) 的存在,而不知道自己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忙于发现关于世界的可能视角的人,从而忘掉了自己。
“现代科学的极大成功论据”蕴含的推论是,由于自然科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因此它有特别的知识论地位。但正如哈克所说,尽管自然科学凭借其成功在大众眼里已经获得了某种知识论上的权威,但还是没有理由去认为它掌握了一种特别的探究方法。虽然科学很好地满足了我们借以判断经验信念的辩护标准,但这些标准并非内在于科学,因为科学本身并不能不循环地给出自我评价的标准,它似乎缺乏能力来提出指导科学方法的规范原则。因此,科学主义者面临一个自我理解的问题:他们真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遵从科学”了吗? 还是仅仅提出了一种非科学的哲学观点? 从实用主义角度得出科学主义结论,正如马菲所说,会导致教条主义和一维主义(one dimensionalism) ,并且不恰当地提倡科学对知识论的垄断。〔7〕事实上,科学主义代表的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它的过度扩张必然会引起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对立。
再看强的自然主义,它实际上就是科恩布利斯(Hilary Kornblith) 所说的替代论。替代论的理由主要来自本体论、方法论和进化论三个方面。本体论上的理由同科学主义如出一辙。方法论的理由最强,形式也最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正反两方面。反面上,替代论者宣称,基础主义方案是失败的,传统知识论并没有独特的先验方法来保证其第一哲学的理论优位。但这似乎并不能成为主张替代的理由。即使承认知识论不得不使用后验方法,这也不妨碍它有独立的主题,因为它至少可以像心理学、生命学与物理学那样各自区分。并且,方法论的统一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必然带来“科学的统一”,因为它还需要对象的统一。相反,替代论者宣称不需要任何超出经验观察和假设—演绎法的辩护,实质上是用一种方法的专制反对另一种方法的专制。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成了伽达默尔严厉批评的秉承启蒙运动遗风的“方法论崇拜者”。对科学方法的崇拜预设了超科学的用以判断科学方法好坏的合理性标准,这实际上是在提倡另一种“第一哲学”。并且,基础主义的失败也不足以成为用心理学取代知识论的理由。即使基础主义完全失败,也还有融贯论、无限主义(infinitism) 等其它选择。正面上的理由也同样是问题多多。我们在这里只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后验的科学方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方法把我们引向研究知识生产过程的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并且这一领域事实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知道自己的信念怎样产生与判定它们是否得到辩护从而是否值得接受是两码事。事实上,多数哲学家认为完全的描述无法解决知识论的规范性问题。
来自进化论的理由有时也会被提到。奎因宣称,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事实,相信真有生存价值。因此,自然选择保证了我们有相信真的倾向,从而我们事实上按照本该如此的方式产生了信念。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发现我们事实上获取信念的过程。但即使是坚定不移的进化论者也承认,自然赋予了我们相信真的倾向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即使自然选择对我们的心理机制产生了正面的影响,那也更像是让我们容易接受经验常识,而不是理论。退一步,假使真如奎因所说,那么整个心理学就会失去认知价值,替代也就无从谈起。因为既然我们以本该如此的方式获得了信念,那么研究这个过程就对我们求真的目标产生不了影响。看来,进化论并不能给替代论有力的支持。
替代论的实质是将理由提供关系还原为因果关系,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法成立的。心灵哲学家认为,理由提供关系的模式不可能与任何因果联系的模式在心象描述上相同。一些知识论者则质疑,依据我与世界事态的因果联系对我所处情境的描述,是否真能刻画出所有那些我有很好理由地相信这些事态存在的情形?自然主义者所倡导的研究数据和信念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性质,是与知识论中考察它们之间的认知支撑关系不同的问题,因而“谈论它如何替代传统知识论,实际上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最多也只是‘误导’”。〔8〕总之,替代论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个激进的革命宣言,而不是一个有充分理由的论断。

如果自然主义中科学主义的和强的形式都不可取,剩下的就只有弱的后验主义的了。这是一种温和的自然主义,它不主张激进的科学主义或替代论,只是提倡“在评价性的问题有待研究时,从心理学上得到的涉及我们如何考虑和推理的经验结果,对于研究评价性问题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或有帮助的。”〔9〕或者,按照哈克的更有代表性的表述,温和的自然主义主张“来自各门认知科学的结果,可能与传统的知识论问题相关,也可以合法地用于解决这些问题。”(〔4〕,p1118) 这种自然主义,我们遵循费尔德曼(Richard Feldman) 的说法,称之为协作的自然主义。正如费尔德曼所说,虽然激进的自然主义支持者相对甚少,但这种温和的观点却相当流行。前面提到的知识社会学、社会知识论、马克思主义知识论以及女权主义知识论,它们主张更多地用社会科学而不仅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知识,其温和形式并不蕴含排除主义,因而都是协作的自然主义。
协作的自然主义允许我们承认有些知识论问题单靠自然主义是解决不了的,但它同时要求我们利用经验成果来解决大部分知识论问题。这种观点也许比很多人所想象的还要温和,以至于与传统知识论并不冲突。正如基切尔指出,传统知识论并不总是反心理学的,二十世纪的反心理学潮流事实上有违哲学的标准做法。“我们心理的和生物的能力与限制怎么会与研究人类知识无关呢?”〔10〕基切尔认为,在对待经验信息在知识论中的地位问题上,很多哲学家其实是空想知识论者(armchair epistemologists) ,他们乐意利用可以靠空想和先天信息得到的常识性经验知识。因此,如果协作的自然主义者说经验信息对解决知识论问题起重要作用,他们是能够接受的。总之,协作的自然主义强调哲学与经验探究的连续性、科学结果与哲学的相关性,哲学与科学合作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协作的自然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先天知识的存在。但不管是先天知识还是先验方法,都应该与必然性区分开来,它们只是类似于库恩的范式或伽达默尔的传统,其本身是可修正的或进化着的让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同样,协作的自然主义也不否认超科学问题的存在和规范化研究的必要性。比如,在我们考察生产好知识的因果上最可靠的过程之前,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好知识,需要一个有关因果影响因子的理论。在知识社会学中,同样存在说明社会权力究竟会不会以及怎样扭曲知识生产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自然主义知识论的范围。但协作的自然主义者反对把知识论看作完全是先验哲学的事业,在他们看来,那种企图通过整理出若干知识的必要条件、再分析知识如何达到这些必要条件而不理睬经验输入的做法已经过时。哲学和哲学论证并不能完全免于经验的检验是我们的共识。“仅仅宣称[某些规则]阐明了我们的合理性概念是切不中关键点的。”(〔10〕,p163) 只有当规则事实上让我们达到了认知目标,它们才算是好的。弄清这一点当然需要经验的探究。至此,我们可以说,自然主义与传统知识论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认可我们所偏爱的规则,而前者却乐于让所有规则接受经验的检验;而它们的联系,坎贝尔(Donald Campbell) 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于知识论仍然可以集中处理传统的辩护问题,而自然主义对知识给出的发生学或心理学的说明不失为有益的补充。这正是协作的自然主义的主旨所在。
事实上“, 协作的”这一定语词除了表达自然主义与知识论的关系外,还暗含了自然主义愿意与其它哲学理论协作的建设性态度。协作的理念来自于这样的事实:知识是复杂的人类现象,它不是任何单一视角的探究所能涵盖的。海德格尔说过,唯有人本身的在对他来说是个问题。人类知识作为由人的在引起的复杂问题,仅仅如激进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将其视为人属动物(human animal) 产生的现象加以研究很难说是充分的。要知道,任何科学的、自然化的程序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成就,是一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不独立于探究实践的一种探究形式。因此,自然主义就其本身而言,需要我们从多维外部视角来理解。
那么,哪些外部视角适合于我们用来考察自然主义呢? 有一个答案就是解释学! 目光敏锐的哲学家看到知识论在大张旗鼓地自然化的同时,一定也注意到了另一场悄悄进行的解释转向(interpretive turn) 。解释转向的理由在于,既然人类知识是遍及人和世界一切关系的理解现象中的一种,我们当然就可以利用解释学来反思它的本性和界限。尽管解释学对经验辩护的解释与自然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自然主义转向就是应该与解释转向相互背离,并通常处于对立之中,这种说法令人迷惑不解。”〔11〕自然主义知识论本身就属于一门“解释人类的学科”,因此解释学所说的应该也适用于它,这已成为诸多自然主义者的共识。赫斯(Mary Hesse)等人就说过“, 认知科学本质上是反思性的,也就是说,它必须让自己的方法论接受自己的批判。在这样做时,认知科学已然与纯粹的经验论和实证主义者的‘科学方法’概念决裂。例如,我们会考虑皮亚杰和弗洛伊德对理解认知的贡献,也会在认知科学中寻找类似的解释理论,或解释学。”〔12〕
不过,自然主义需要与解释学协作的最大秘密还在于经验。我们知道,在经验主义那里,经验是个受到主体玷污的有问题的概念。然而,在解释学中,正是那些有问题的特征让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解释学看来,经验的内容总是与使之恰当的那类反应相联的。用海德格尔那个著名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们把某物当成锤子仅当在我们看来锤打是与它恰当地相联的。因此,经验具有内在的评价性。这意味着经验的内容通常已经是规范的和用来辩护的,经验总是已经在理由域(the space of reasons) 之中,而不只是自然主义所说的因果域。这就说明了,尽管经验不是那种能保证我们的知识独立于判断的原初给予物(这是自然主义者也同意的) ,因而它不能成为我们评价来自不同视角的不同描述的手段(这是自然主义的问题) ,但它仍然是知识论辩护的基础。
虽然自然主义者承认“, 在弄清楚事物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依靠的一切就是我们的经验和我们设计出来说明经验的解释性理论。”(〔4〕,p1216) 但他们对这一事实的说明通常仅停留于方法论层面,只是把它当成假设- 演绎法的操练。解释学却将它上升到本体论层面。伽达默尔告诉我们,所有的经验和判断都包含了偏见,偏见是我们遭遇世界的基础,尽管通常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麦克道尔在其名作《心与世界》中阐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作为结果的思想和行为习惯是第二自然。”〔13〕这里,“第二自然”意指经验的中介作用对于作为经验主体的我们来说是无意识的。我们看起来像是完全以事物所是的方式在经验,这种经验的方式使某些反应合理。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将历史变成习性”来判断什么才算是合理的。辩护的嵌入性使得经验无法充当不同描述的评价标准,所以自然主义才不能无视“胸有成竹”的解释学。在解释学看来,理解他人的视界需要从另外的解释位置遭遇我们共同拥有的世界。这种遭遇起到了让偏见显现出来的作用,开启了用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可能性。判断就在遭遇的过程中产生,但判断不是先验方法和规范的应用,它们是对那些有意义的看的方式的评价。这种可选择的看的方式,只有在遭遇差异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视界融合正是战胜差异的结果。
如果我们接受解释学对经验的解释,自然主义知识论就得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一些修正。例如,知识社会学认为边缘的社会地位可产生知识论优位的批评,但在解释学看来,更重要的是来自边缘地位的遭遇,它让我们可能理智地考虑那些对主流观点形成冲击的东西,从而形成更合理的判断。同样,关注无产阶级或女性的经验也不是由于它们在因果上更可靠,而是来自他们的不同视界为我们提供了遭遇差异和重新评价的基础。对于这些修正,协作的自然主义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它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所承诺的。

有人担心,盛行于分析哲学的自然化思潮会让我们再次面临二十世纪初那个“根本性的哲学两难问题”。〔14〕当年,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和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推向顶峰,哲学家不得不在精确的、科学的判断和不精确的、非还原的体验之间做出两难选择。如今,激进的自然主义要求我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自然化一切人类现象,主张用精确的概念代替不精确的概念,其实是在走卡尔纳普等科学经验主义者的老路。好在协作的自然主义放弃了非此即彼的选择要求,为我们在两山对峙的峡谷中开辟了一条通幽的曲径。至于这条小径究竟能延伸多远,那是个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才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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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4期。转载自:哲学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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