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验中有这样的说法:脑袋像一个圆球那样,可是脑袋并不是一个真的圆球。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在起作用,那就是我们必须先有“圆球”的概念,我们才能说“脑袋像球”以及“脑袋不太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圆球。我们能够找到的都是像脑袋这样有点圆但又不绝对圆的东西。如果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的话,那“圆球”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柏拉图明确宣布,圆球的知识属于一个超验的领域,我们是通过概念的内在演绎获得圆球的知识的。何谓“圆”?“圆”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被定义出来的:“圆是这样一条曲线,它上面的每一个点都与一个叫做圆心的点保持相同的距离”。我们在做这个定义的时候,根本不用实际上用圆规画一个圆来。事实上,圆规画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绝对的“圆”。相反,圆规画出来的东西之所以被叫做“圆”,乃是因为“圆”这个概念事先已经被规定出来了。
不仅“圆”如此,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东西无不如此。因此,要恰当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需要进行先验追溯。在先验追溯之中,我们发展我们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科学。
作为先验追溯的演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之所以显得是“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向对于我们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没有觉察。这些知识深藏在我们的灵魂内部,是一向属于我们“自己”的。正是因为一向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正因为一向属于我们,学习这样的知识,也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在追求自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74页)当人们意识到现代科学出现在现代西方,是因为它们继承了希腊演绎科学的基因之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创造了演绎科学”?我想,没有把“自由”作为理想人性进行不懈追求的民族,很难对演绎科学情有独钟、孜孜以求。我们的祖先没有充分重视演绎科学,不关乎智力水平、不关乎文字形态、不关乎统治者的好恶,而关乎人性理想的设置。我们的“仁爱”精神,使我们走上了不同的人文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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