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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仿徨——介入“超科学”的著名科学家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6-22 点击: 6700 次 我要收藏

七、约瑟夫森

  约瑟夫森(Brian D. Josephson)1940年1月4日生于英国威尔士的加的夫。中学毕业后在剑桥三一学院学数学和物理。还是大学生时就从事科学研究,于1960年发表了利用相对论研究穆斯堡尔效应的论文。1961年起成为超导物理学家皮帕德(A.B.Pippard)的研究生。在皮帕德的指导下他做实验和理论研究,从理论上预言了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约瑟夫森超导隧道效应。十多年后的1973年他因此项工作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9年约瑟夫森是剑桥大学的初级研究员,1965-1966年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任研究助理教授。1972年成为高级讲师,1974年成为物理教授。目前他仍然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物理系)的凝聚态研究组工作,负责“心物统一项目”的研究工作,即从事一些不被主流科学界认可的“特异功能”研究,特别是对“遥视”的研究。

  约瑟夫森以创新著称,他在1962年研究超导隧道效应时写的论文初稿,他导师看不大懂,请正在剑桥访问的安德森教授看,勉强读懂,他们三人还讨论过。在安德森的帮助下,他有了信心,决定继续研究并发表结果。于是1962年在欧洲的《物理通讯》上他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在超导隧道中可能的新效应》。此时他只有22岁。第二年多人的实验证实了约瑟夫森的预言。(刘兵,160页)

  60年代末,他离开了主流科学领域,从事实智能、意识、超心理学的研究。他个人兴趣广泛,爱好登山、滑冰、摄影和天文学。

  在漫长的超心理学研究中,他可没有象在超导研究中那么幸运,至今他仍然被科学界视为异端。 1994年8月12日约瑟夫森在《泰晤士报高教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著文为科学上的异端作了辩护, 特别提到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反引力和意念致动问题。他的观点很明确,总是为“弱者”辩护,并极力抱怨他们受到了科学界不公正的待遇。他举例说普林斯顿大学的火箭专家杰恩(Robert Jahn)被迫辞去工程专家主任职务。杰恩对意念致动感兴趣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本科生问他是否可以选择一个项目,以考察心灵对电路的可能效应。杰恩认为不可能有什么效应,但觉得做实验瞧瞧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练习,于是同意了。令其大吃一惊的是,结果竟然是正面的。从此杰恩与其助手对此做了深入研究。杰恩的工作受到许多批评。其中有来自同一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发表在《今日物理学》上的攻击文章。另一诺贝奖得主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也不相信意念致动,他的观点是,如果真的存在此类现象,我们就必须抛弃我们在科学中所学的一切,一切都得从头来。安德森也用了类似的论证。这回约瑟夫森给出了反驳:“在科学中已经发生过多起重大的革命,于是意念致动的存在这一事实将导致一场科学革命,并不是反对其存在性的一个好的论证。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大革命一般来说对以前的科学并没有伤筋动骨,所以不需要温伯格所说的卷土重来。用杰恩的话说,要做的不是抛弃科学,而是扩展科学,把意识考虑进去。杰恩以及其他一些人以这种方式有意扩展科学目前的边界,他们相信在新科学中,信息(特别是意义信息)和过程(子系统分享信息以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将起关键作用。”

  约瑟夫森同样为莱斯维特(Laithwaite)的反引力装置进行了辩护。但他也指出莱斯维特对牛顿力学本身的理解太有限,用正常的物理理论可以解释被称作反引力的升空装置。他还为鲍林晚年的失误及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新开展的水之记忆性研究说好话。本维尼斯特的结果在《自然》上发表后,引起反响,许多人要求进一步核查。随后一个委员会前来本维尼斯特的实验室调查,其中包括《自然》总编、魔术师兰迪和一个抨击超自然研究的作家。约瑟城夫逊说:“当我从《自然》上读到,他们已经发现本维尼斯特的实验有误的报告时,我并不吃惊。如果我是这篇关于本维尼斯特工作的报告的审稿人(我相信此报告并没有审稿),我就会指出需要澄清的许多缺陷。《自然》的主编似乎误解了(似乎仍然在误解)拒斥‘不成功’样本背后的逻辑。本维尼斯特评论道,那个委员会似乎并不具有驾驭困难的生物学实验所要求的技术资格。”

  随后约瑟夫森还有一番大道理:“我的观点是,科学并不仅仅涉及事实与理论,还包括一系列旨在维护科学之‘纯粹性’的‘辩护机制’(defence mechanisms)。如果适当的标准没有坚持,科学之优点就会受到威胁。到此为止一切都好,但是当科学家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专家,比其他人更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之时,问题就来了。专家不需要进入细节;他们就‘知道’一个领域是错误的,并成为权威,别人只有求助于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理。在细节层次上,如果论证遇到问题,人们总是呼叫普适的教条‘惊人的主张要求惊人的证据’,以使人们不必进一步讨论,或者不需要思考。”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同样可以用于攻击约瑟夫森,后半部分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1992年在《今日物理学》上,约瑟夫森嘲讽了安德森的观点:“安德森说,‘就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能力而言,现在的物理学实践,特别是其精确测量,与杰恩的主张(声称存在意念致动)不相容。’无疑,他的意思是,如果心灵能够影响物质,这将干扰实验室实验的结果。等价的论证可用于化学,于是可得出如下结论:‘化学实践基于原子不变的原理,于是与元素可以嬗变的观点不相容。’ 我怀疑后一个结论安德森将不会象引用的论断那样急于在《今日物理学》专栏里发表。”

  约瑟夫森又说:“对于安德森以及其他一些怀疑论者,相信超自然事物是非理性的。但是怀疑论者通常在尝试说服他人相信他们的观点时,自己却陷入了不适当的论证。”这一条也许有道理,因为怀疑论者并非总有耐心说服无数痴迷者,特别是在已经给出了合理的说明之后。接下去,约瑟夫森关于理性与非理性进行了一番辩解。中心意思是,超心理研究也是理性的,轻易否定特异功能反而是非理性的。这时他提到在重要物理学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此文能够代表他自己在“特异功能”研究方面的贡献。

  此文章的题目是《量子非定域性的生物利用》,作者是约瑟夫森和帕里卡里-维拉斯(F.Pallikari-Viras),1991年发表在《物理学基础》上。 文章分8部分,浮光掠影地论证了他们的特异功能理论。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在量子物理学中长期存在着EPR争论和贝尔实验检验。贝尔等人的研究似乎表明微观上可能存在非定域的空间关联,但随后的研究表明,从统计的观点看,所谓的关联都会平滑掉,量子尺度上的非定域关联并不能用于实际的物理通讯。约瑟夫森也承认这一点。但他笔锋一转,恰好建议在宏观的生命系统层次上,可能存在真正的可以物理上实现的非定域关联。这论证过程中,约瑟夫森倾向于玻姆对量子力学的因果性解释,还提出关于实在的多重描述理论。

  在第5部分中, 约瑟夫森奇怪地将“科学”与“生命”作了对照,意在说明统计平均只对“科学”有效,而与“生命”无关。他进一步暗示生命是意义世界,科学是无意义世界,统计平均就是将有意义转化为无意义。对于意义世界,不可能有原来那种可重复性的实验结果。 在第6部分,作者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意义世界中与“随机”相对照的“聚焦”过程。一个线圈与不远处的安培计用导线连在一起。在线圈附近移动一块磁铁,可以引起表针偏转,一个不熟悉电磁学的人一开始可能随机地移动磁铁,也会看到表针随机地移动,而实际上由电磁学可知道,磁铁的运动与表针的偏转方向有相关性。这个人最终会发现规则,并且利用这种效应。对于此人,就存在随机变聚焦的转变过程。作者声称,特异功能之发生与此类似。实际上,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内在的联系。电磁学的例子是可重复的,而且与主体无关,与你信不信它也无关,后者则完全不同。

  第8部分与导论意思差不多, 声称证明了生命系统可以利用非定域性,于是遥视、意念致动等特异现象是可能的。但是我仔细读过论文,并有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论。如果说有论证的话,也是简单的类比水平的论证。实际上,约瑟夫森只是把量子世界有争论的非定域性搬到宏观生命系统,大作发挥,用于解释特异功能。

  1996年,约瑟夫森还与加州大学女统计学家乌兹(Jessica Utts)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超自然:证据及其对意识的含义》,部分发表于《泰晤士报高教增刊》上。乌兹就是那位与海曼一同为中央情报局(CIA)评估美国星门计划的专家, 她本人相信特异功能,而海曼不相信。他们俩人的评估结论也有分歧。约瑟夫森与乌兹合作,重点在于解决实验数据的统计问题。因为经常有怀疑论者抨击超自然主义者误用统计,而乌兹是应用统计学专家,她可以把超心理一类实验结果“整理”得很好,作出符合行家水准的统计分析。由此可见,现代灵学、超心理学越来越精致化,从形式上看,与常规科学几乎无法区分。这也是外行、社会学家认为它们也是科学的一个理由。当然,还是前面的话,科学与科学也有区别。将外部区别转化为内部区别,并没有真正解决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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