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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钢:国内外信息哲学最新研究动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19 点击: 954 次 我要收藏


  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是21世纪国际哲学界推出的一门工具驱动的(tool-driven)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interdisciplinary)的哲学学科。信息哲学这个术语,首先是由旅英意大利学者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于2002年在其“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论文创立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弗洛里迪视为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称:“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在国际哲学界能够出此断言,作者还是经过非常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该文主要目的便是论述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何以成为可能。然而,信息哲学的前世今生却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从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的逻辑学、控制论、社会理论、伦理学以及对语言和信息的研究演化而来的。因而,我们说信息哲学具有交叉学科性。
  根据我们的研究,信息哲学的问世基于两篇著名的论文,作者均为弗洛里迪。第一篇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在国际上该文被认为是信息哲学诞生的宣言,它提出了信息哲学主张和基本观点。原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哲学刊物《元哲学》 [1]上;第二篇同样发表在该刊物上,题目是“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2]该文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Herbert A. Simon Lecture on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所做相同题目的讲演修改成的。我立刻将这两篇文章翻译发表。[3]
  信息这一概念对信息哲学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该概念属于“事后追认先驱”(retroactive prefiguration)的典型事例。信息世界是新近发现的世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还很不充分,而对于它的研究目前仅仅是刚刚起步。由于“信息”与“计算”、“认知”等概念紧密相关,所以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非常快,成果层出不穷。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的兴起,国际哲学界终于提出“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把“信息”这个曾经是科学的概念正式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纳入研究范畴,从而确立了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独立哲学学科。回顾历史,1992年,加拿大学者伯克何尔德(Leslie Burkholder)在他所编的《哲学与计算机》[4]的文集中最先提出了哲学的“计算转向”(computational turn)。后来美国哲学会(APA)对全美的哲学界做了一项调查,其结果在1998年以文集的形式出版,题目是《数字凤凰:计算机正在如何改变哲学》[5]对此进行了确认。 2002年,弗洛里迪则在“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奠基的文章中正式提出了哲学的“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为了支持这个学科的发展美国著名刊物《心智与机器》 [6]于2003-2004年,连续两期刊登关于信息哲学的论文。可见其在国际上的发展势头和前景。在国内,相应的工作也在展开。 2007年4月21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召开了“北京信息文化论坛”。该会围绕“信息文化”概念就信息哲学、信息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当今生活方式的关系展开广泛深入讨论。[7]
我曾应邀于2005年赴瑞典参加了第三届“计算与哲学”的欧洲片的国际会议(ECAP 05)。并在会上做了一个小时的大会报告,题目是“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我提交的论文被收到《计算、信息、认知》[8]这部书中。但是,编辑做了一定的加工,我的一些比较犀利的言辞被弱化了,这是我不满意的。回到国内我又以同样的标题将那次大会的讲演论文用中文发表在《哲学研究》[9]上。除此之外,我还用应邀为高教出版社与德国Spring-Verlag合办的《中国哲学前沿》写了一篇题为“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的英文论文。[10]这篇论文在2007年举办的“俄罗斯中国年”时,被俄罗斯学者译成俄文发表在俄罗斯著名刊物《哲学问题》[11]上。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立项,研究信息哲学问题。我承担了社科院B类重大课题“信息哲学研究”,历时近4年,终于在2007年结项。以信息哲学为基本框架的转换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换的映现,而从哲学史看信息哲学,则可将其视为一种大传统的转换。西方哲学大致可以分为柏拉图传统、康德传统和莱布尼茨-罗素传统,即我所谓的古典、现代和形式传统。而信息哲学可以归入莱布尼茨-罗素传统,即形式传统。但西方学者在谈到莱布尼茨-罗素传统时总是夸大罗素的意义,而忽略莱布尼茨的创造性。由于莱布尼茨与中国终身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因而我就从他发明二进制级数之前见过中国新儒家的“先天图”这条线索将莱布尼茨作为一位原汉学家(proto-Sinologist)并从莱布尼茨-罗素传统的角度为信息哲学之何以可能进行了辩护。同时提出了模态信息论(Modal Information Theory, 简称MIT),探讨了西方哲学框架内信息的本体论地位的问题。2007年10月北京金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信息哲学探源》[12],其中我将《周易》筮法中的成卦法做了重新解释,将其理解为能行可计算而不是同余式,这样就把它直接与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的算法关联起来,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成功地将其与易学的数理派联系起来。

  2004年英国Blackwell公司出版了一套哲学指南丛书(Philosophy Guide Series),共有15本。其中有一部名为《布莱克威尔计算和信息哲学导论》(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13]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值得一提:(1)学术品位高。每一章都是由该领域的著名专家所写的一篇高质量的文章,编者按照文章所涉及的主题将这些文章变成体系章节,看上去是一本完整的书,但实际上却比一般教科书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和更密集的学术信息。(2)学科前沿性。该书涉及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该学科的学术热点、前沿问题和学科的发展方向,能够将读者一下子带到学术前沿,让读者了解学科的新进展、新动态。(3)专业性和可读性相兼顾。该书探讨的问题专业性较强,适合作为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参考教材,但是,作者也十分注意可读性,力争让非哲学专业的读者也能读懂,让他们了解哲学领域内争论的问题和兴趣所在。(4)指导书和工具书相统一。该书由于前述的学术品位高、学科前沿性和专业性,因而它是读者学习哲学的指导书,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全面的参考书目。该书将于20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下面我就将这本书的七篇二十六章的纲目介绍给大家:
  第一篇:四个概念
  计算、复杂性、系统:系统科学导论、信息
  第二篇:社会中的计算机
  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和人机界面、互联网文化、数字艺术
  第三篇:心智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哲学及其批判、计算主义,联结主义和心智哲学
  第四篇:现实的和虚拟的世界
  本体论、虚拟实在、信息的物理学、控制论、人工生命
  第五篇:语言与知识
  信息与内容、知识、计算机语言的哲学、超文本
  第六篇:逻辑与概率
  逻辑、人工智能中的概率、博弈论:纳什均衡
  第七篇:科学与技术
  科学哲学中的计算、计算机科学方法论、信息技术哲学、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机建模
  自2004年起,荷兰的Elsevier出版公司也开始组织专家编写《信息哲学手册》。[14]如果说刚才提到《导论》属于入门和基础性质的哲学著作,那么《信息哲学手册》则是专门为学者们编写的参考书。[15]在为该《手册》召开的第一次Workshop上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信息一词已经被认为是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理解物理计算、通信以及人类认知方面的不可或缺性。本《手册》的目的就是把有关信息这个概念的最重要的诸方面集中在一起。它包括了主要的技术进路,同时也为其历史背景及其在当代诸多学术领域中的作用进行了铺陈。与此同时,跨越许多领域的特殊的关于统一的话题也得到了强调,同时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对其相应题目的哲学反思做出确认。信息哲学目前没有任何确定的领域,而本手册可以帮助勾勒出一个轮廓,使其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作为本书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于,一部类似于这样的著作有助于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进行相互接触与合作,在信息的旗帜下找到共同利益。”
  这部《手册》是由两位荷兰著名学者共同主编的,一位是著名逻辑学家本特姆(Johan van Benthem);另一位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阿德瑞安斯(Pieter Adriaans)。由于现在该手册还没有出版,我们不清楚其中的具体内容,但是在网上从它罗列的目录中也可窥其一斑,也就是说,它反映出主编有关这些事务的思考。尤其是在其草创阶段,希望作者们将所有种类的评论和建议提出来,以便成就一部更理想更有效的《手册》。那么下面我就来解析一下《信息哲学手册》的目录。
  该手册分为六部分:
一、 引论,背景介绍
1a. 编辑寄语:信息的整体作用与本书的结构,1b. 信息哲学:概念与历史
二、 哲学与信息
  2a. 认识论与信息,2b. 信息与语言哲学,2c. 信息哲学的当代趋势,2d. 学习的哲学,3a. 信息的定量理论
三、 基础、主要的技术进路
3b. 逻辑与信息的故事,3c. 算法复杂性
四、 信息学:采用信息进行变换的主要题目
4a. 学习、简单性、真与误信息(misinformation),4b. 认知逻辑与信息更新,4c. 信息结构与信念修正,4d. 信息、过程与博弈,4e. 信息与博弈论中的信念
五、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信息
  5a. 计算机科学中的信息,5b. 信息的物理学,5c. 社会科学中的信息,5d. 人工智能中的信息,5e. 信息与认知科学,5f. 生物系统中的信息
六、 结语:未来的视角与研究方向
  《信息哲学手册》同样也属于荷兰Elsevier公司出版的一套16卷本的《科学哲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的一本,从这套多卷本的《科学哲学手册》可以看出,Elsevier公司采取了“宽”范围的划分,而不只局限于我们以前所熟悉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所采取的进路。

  2008年对我国信息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The UK’s 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协议,邀请弗洛里迪来华访问。其间他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分别就信息哲学的最新的发展做了五场讲演。[16] 弗洛里迪的这五场讲演,既可以单独成篇,也具有内在联系,下面我就以内在联系介绍一下这五场讲演的主要内容。
  弗洛里迪首先于2008年9月23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了题为“理解信息转向:第四次革命”(Understanding the Information Turn:the Fourth Revolution)的讲演。这是他在华访问期间信息哲学系列讲演会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这一场与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那场讲演具有内在关联。弗洛里迪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范围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信息转向,这是一次堪与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弗洛伊德革命相比较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正在而且继续对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向型的,即外部世界与我们的互动是如何在改变的;另一种则是内向型的,即有关我们自我理解的解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强调无形的智力财产、信息密集型的服务业(商务和知识产权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公共领域 (尤其是教育、公共管理以及健康保障)在起基本作用。由图灵所导致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揭秘人类道德行为者的互联性,即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 organisms),简称信息体(inforgs),与其他信息有机体和道德行为者共同享有一个基本上是信息的环境。由于我们都是信息体,而且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infosphere)。如何以生态的方法建造、形成和调节这个新的信息圈是第四次革命带来的关键性挑战。弗洛里迪乐观地预言,“未来一代将会发现合成的环境主义(synthetic environmentalism)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从我们的环境过渡到未来他们的环境,而且是尽可能从伦理上考虑”。尤其是他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一个是“信息圈”,这个术语对应于“生物圈”(biosphere),另一个则是对“信息圈”的“重新本体化”(re-ontologizing),该术语对应于“重组”(re-engineering)。那么将生物圈与信息圈加在一起,我们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也就大大改变了,形成了所谓的“扩大的生物圈”(augmented biosphere),从而引发出诸多的新问题,尤其是道德伦理问题等。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种较弱的人类中心的道德行为者的立场。
  在顺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代逻辑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科学-社会-人文论坛时,他做了题为“道德:信息伦理学的性质与范围”(Morality: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Information Ethics)讲演(第三场)。弗洛里迪认为信息与基于数据的社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bert Wiener)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首先预言并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曼纳(Walter Maner)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CE),其研究领域是“由计算机技术加剧、转化或者制造”的伦理问题。后来,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伦理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特殊的技术,而是源自技术所要处理的原始材料——信息或数据。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事“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弗洛里迪的研究小组(IEG)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讲座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计算机伦理学的根源,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种类、解释与方法,以及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基础的信息伦理学;第二部分则重点讨论的是标准道德理论与非标准道德理论,并重点回顾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存在的伦理问题。弗洛里迪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信息伦理学作为一种创新的非标准伦理学是可以用作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的。在计算机伦理的独特性辩护中,存在着所谓“无解的”、“职业的”、“极端的”、“保守的”以及“创新的”的诸多途径。弗洛里迪认为他们的理论属于“创新的”途径,因为传统的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引起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新瓶装旧酒,而是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在方法论上确定我们的立场所在。另外,他还探讨了信息在伦理学中的作用,道德行为的信息模型,如何拓展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s)和道德受动者(moral patients)的种类,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等诸多应用问题。
  第二场与第四场讲演具有内在的联系,在顺访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时,他做了题为“认识论:相关信息”(Epistemology: Relevant Information)的专题报告(第二场)。弗洛里迪先是简单地介绍了信息哲学问世的主要学术背景及其所涉及的研究内容,然后又把信息分成三个维度,即作为实在的(as),用于实在的(for),以及关于实在的信息(about)。他的这场报告主要集中在“关于实在的信息”,亦称“事实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主要内容涉及信息与事实相关性的理论问题,以及各种理论的优点和缺点。弗洛里迪的报告重点阐发了从认识论角度考虑信息的“相关性(relevance)”概念。信息在何时是“相关的”,他认为有两个要素:就特定境域提出一个问题,需要提供某信息作为答案;而关于该特定境域的信息则回答前述问题。分析这两个方面,弗洛里迪认为信息的相关性正是提出问题的概率和答案满足提问的概率的函数。关于答案,弗洛里迪提出了合适度(adequacy)概念来衡量。答案回答问题的合适程度涉及准确度(accuracy)和精确度(precision)两个方面。而合适度则是这两者的函数。弗洛里迪关于何谓“相关的”信息的分析从提出问题开始,先给出初步答案,然后分三步对初步答案一次次修订,最后得出结论:信息处理中介要求持续高水平地处理相关信息以实现相关信息间以及与其存在于其中的环境间的成功互动;教科书中的信息理论没有回答语义学的信息相关性的本质问题;主观主义的解释可以就数种重要的应用问题以及有关信息相关性概念的说明做出满意的答复;他本人提供的解释为相关性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一直缺失的基础。
  最后他又来到北京大学承泽园科社中心做了题为“本体论:实在的信息本质”(Ontology: the Informational Nature of Reality)讲演(第四场)。他先从所谓的“数字本体论”(digital ontology)讲起,然后进入主题。首先,他提到了祖斯(Kanrad Zuse)这位德国物理学家,是他第一个提出宇宙正在被某种巨大的离散的计算机所决定。这便是著名的“祖斯论题”(Zuses Thesis)。但是,这个论题是否正确呢?于是,弗洛里迪进一步追问,宇宙到底是模拟的还是离散的?他认为拥戴模拟论的哲学家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以及黑格尔等;而拥戴离散论的就只有毕达哥拉斯和莱布尼茨。那么,在这个图景下,他又问康德在哪里呢?从中不难看出,他基本还是沿着物理学家的途径往前推进。他认为数字本体论无论是在物理学还是在形而上学中都存在着问题,并举出爱因斯坦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论点。接下来,他又提出所谓的“思想实验”(gedenken experiment)从理论上论证宇宙既不是模拟的也不是离散的的假设。在完成了他的思想实验后他便提出自己的见解,即所谓的“抽象的层次”(LoA)理论,这样便可以走一条中间道路,在他看来,模拟与数字的二分很可能都不正确。之所以可能不正确是由于无论哪种方式,它们都是一种表征存在的模式。最后他则提出两种“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s),一种是ESR(Epistemic SR);一种是OSR(Ontic SR)。这就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那么如何克服这个二律背反呢?他认为信息哲学提供了答案。这就是他提出的信息实在论(information realism)。根据信息实在论的两条本体论承诺,知识是一个不断的语义建构的过程,而非表征的过程,而实在并非知识之源(source),而是可以被利用、操控和处理的资源(resource)。世界是不断动态地提供数据结构的总和。那么,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而并非人类不可及的,它可以作为人类的一种可以不断在认识上延伸的资源。因此,说世界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没有一点意义。这是弗洛里迪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在国际上依然有许多争论。有兴趣者可以看他网站上的学术论文“反对数字本体论”(Against Digital Ontology)。
  在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弗洛里迪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并做了题为“信息哲学:概览”(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An Outline)的讲演。这是一场总结性质的讲演,与第一场有一定的呼应。数据库化社会(databased society)所引发的个人计算机和网络信息革命,将世界和人类生活数据化已经创造了全新的实在,使得无法预测的现象和经验成为可能,并提供了全新的有力的工具和方法论,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的问题,并开创了无尽的无法想象的可能性。信息革命无疑也深刻地影响哲学家的工作,他们如何思考他们的问题,什么问题值得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如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概括甚至影响到他们所使用的词汇。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呢?弗洛里迪认为,我们对信息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有必要建立他所谓的信息哲学,为此给出了他自己的定义:“(a)涉及到信息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的一个哲学领域,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b)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进行确立与应用的哲学学科。”关于信息概念的本质的问题,他认为是典型的哲学领域所要关心的标志;而动力学则关涉到计算这些的诸多问题;最后利用就是计算机伦理学的问题。那么,信息哲学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在他看来至少有四个:(1)经典的:寻找一种统一的信息理论(UTI);(2)创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以(a)为基础,为信息世界(信息圈)和信息社会所出现的传统的和新的哲学问题,开发并应用信息理论和计算机为基础的概念、工具以及技巧来对其进行建模和解释;(3)系统的:一种以(b)为基础的系统基础,信息与计算哲学的各个分支都聚拢在这个系统之内(原信息哲学),从人工智能到计算机伦理;(4)方法论的:为信息科学与相关学科(其概念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基础)提供一种融贯性的理论框架。最后,他的讲演在提出信息哲学所面临的18个大问题后结束。
弗洛里迪的这次成功的访华,为我国今后信息哲学的研究无疑奠定了基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信息哲学必将成为引导性的新兴哲学学科,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和光明前景的学科,它呼唤着更多有志于科技哲学的年轻人献身于这门年轻的学科!

【注释】
[1]Floridi, L.,“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Metaphilosophy, Vol. 33,No. 1/2, 2002, pp.123-145.
[2]Floridi, L.,“Open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Metaphilosophy, Vol. 35, No. 4, 2004, pp.554-582.
[3]弗洛里迪著,刘钢译:《什么是信息哲学》,《世界哲学》2002年第4期。
[4]Burkholder, L., (ed.), Philosophy and the Computer, Westview Press, 1992.
[5]Bynum, T. W., & Moor, J. H., (eds.), The Digital Phoenix: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 Wiley-Blackwell, 1998.
[6]Floridi, L., (Guest ed.),Minds and Machines, Vol.13/14; No.4 /1,2003/2004.
[7]寓夫:《北京信息文化论坛综述》,http://www.chinaphs.org/BFIC/BFICnews.htm。
[8]Stuart, S. A. J. & Crnkovic, G-D., (eds.),An Oriental App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Computation, Information, Cognition—The Nexus and the Liminal,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pp. 87-99.
[9]刘钢:《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10]Liu Gang,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Frontier of Philosophy in China, Beijing,pp. 95-1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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