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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比岱:现代性和全球历史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0-25 点击: 958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世界体系”范式强调结构性而忽略了世界的区域性,从而削弱了马克思理解历史现象的能力。元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来考察共同体占有土地,无法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更没有对全球历史理论做出贡献。只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在市场和组织关系的基础上———重塑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才能解释现代占有的两种方式(民族的和私人的) 之间的关系。近 30 年( 或更长时间)以来,世界国家正在产生,世界体系越来越深陷其中。进入全球历史的时代,世界体系的体系类型和世界国家的结构类型之间处于多方面交织的关系。
  [关 键 词] 世界体系 全球历史 现代性 民族国家 世界国家
  译者: 陈喜贵,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研究员。
  
  至少就其基于“世界体系”范式的形式而言,世界历史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这种传统起源于启蒙运动。因此,如果人们有可能创新地运用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政治纲领,那么这种新的研究领域似乎应该承认和赞成这种做法。但是,反过来,它也或许会对历史方法给予致命的打击。马克思设想,“生产方式”的更替将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他就是以这种更替形式来概述这种历史方法的。由于世界体系概念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符合的线性的(即目的论的) 观点———其目的在于解放,而这种解放被理解为现代性的完成———面对一种循环论概念,似乎在隐退。未来只不过是它曾经所是的样子。
  马克思主义全球历史理论家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地理意义上的缺陷,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原因,而这种原因就潜藏于它的基本概念即“生产方式”(“阶级关系”与其相联系) 的本质之中。世界体系提供了一系列具体的地点( 中心、边缘等),而生产方式———它确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形式———却忽略了所有地域对象。这种形式主义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解历史现象的能力。
  戴维·哈维等学者致力于一项对资本主义进行地理分析的重大课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最终只会丧失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机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单方面的和不平衡的方式发展。要使它两条腿走路,必须将其纳入一种更广义的概念之中,这种概念根据对现代社会“元结构”(meta - structure) 的更好理解来确定它的结构。“元结构”也就是它的预设,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作为一种司法—经济形式,市场生产是资本的“逻辑”预设(见本文第3 部分) 。在我看来,这种方法( 我称之为“元结构”方法) 允许我们设想体系( 即世界体系) 的地域性和结构( 即民族阶级国家[national class State],马克思主义传统没能恰当地阐发这一概念) 的地域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元结构课题使马克思主义( 因此正变成元马克思主义)能够应对全球历史所特有的循环论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它给予马克思主义又一次机会。它没有确定一种未来社会秩序———在其中,阶级关系将被推翻———而是关注一个事实问题,即人类及其“区域”之间关系的时代转型问题。它暗示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终极现代性(ultimoderni-ty) ———它以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阶级国家之间的纠结为特征。
  
  一、全球历史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
  
  几十年来,人们逐渐发现,我们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共同点,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千百年来,我们都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并非迥然不同。有些人致力于为“共同未来”而奋斗,而这种思想应该令他们欣喜。然而,这种发现在马克思后继者中间或许会引起一种空前的认同危机。
  从一开始,世界体系概念似乎就能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动力。在 20世纪后半期,这或许是这个领域中的重大革新。它有助于我们考察,专注于阶级关系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将民族( 或区域)关系理论化。的确,帝国主义理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依附理论”( dependencytheory)为反帝国主义斗争提供了纲领。沃勒斯坦发展了布罗代尔以“世界体系”方法所做的分析,在这种语境下,这种发展确定了一种框架,人们以此就可以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尤其是以殖民地中心—边缘的维度来看待它。这是阶级—国家理论(class - and - state the-ory) 所不能提供的。
  一开始看起来,现代世界体系方法似乎仅仅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欧洲置于历史舞台上。但日益明显的是,这个概念含义颇广,可以应用到其他地理区域,并为两个重要时代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相关的计划。事实证明,这种计划可以重新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生产方式、阶级、阶级斗争以及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国家过程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全球化类型开启了关系论( 与本质论相对)的视角,暗示着由整体来理解各要素的方法。它以新的条目丰富了马克思的工具箱,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纽带。它解放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很容易适应这种研究领域,这已经成为它的日常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庶民研究( subaltern study) 、后殖民研究( post- colonial study) 、修正全球化 ( alter -globaliza-tion) 和生态社会主义( eco - socialism) 等。但如下问题依然存在:是否可以将这种新方法理解为马克思概念体系的扩展,甚或理解为向一种全新范式的过渡。
  事实上,全球历史揭示了马克思“生产方式” 概念的限度和含混性。马克思是一位整体论思想家:他将资本主义看作一种普遍网络,将资本看作一种无限扩展的运动。他也是一位单一论思想家:“生产方式”仅仅在特定国家存在,原因在于,没有国家上层建筑就没有基础结构,而国家上层建筑是基于特定区域的。但是,“生产方式”概念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不具有地理学的决定因素。因此,它不能使我们思考如下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单一要素( 国家) 和整体( 世界) 。这个概念是纯“结构性的”、形式的,它从形式上确定了一种阶级结构和它所暗示的国家形式。为了思考这个体系,即具体的全球部分和民族( 或其他) 部分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体系的”概念,根据一种非“结构”本质的描述,这种概念与资本主义相关联。
  
  二、面对全球历史的元马克思主义
  
  如果被普遍化的话,“世界体系”概念似乎是一个控制器,它可以配置空间和时间,并在一种新的“宏大叙事”框架中互相表达它们。以其普遍性,即它所包含的各种类型,它表明,旧的“生产方式”概念不能起到这种历史—地理作用,不能回应这样一种希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为我们提供一般历史的“线索”。“世界体系”概念确实同时提供了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一种新的空间性是中心或边缘以及在这种语境下一系列新的概念———道路、流散、内地等。它们定义了一种地理,这种地理学与生态前沿有着特定的联系。一种新的时间性,即有着上升和下降循环的时间性,定义了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是由一系列霸权构成的,而这些霸权是由“霸权转型”(hege-monic transitions) 相联结的。一种涵盖几千年的时空是可以阅读的吗?
  如果“世界体系”概念可以创造一种历史性,而马克思的概念却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它超越了历史和地理。马克思的“结构”范式既可以使我们理解适合于特定社会的推动力,也可以使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总的推动力。但这种“体系的”范式引入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要以其在全球框架中的位置来理解特定存在(及其变种) 。以这种视角来看,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内生趋势( 阶级围绕它而展开斗争) ,还有更具风险性的游戏: 交换和干预、( 文化的或微生物的)联系、战争、移民,借贷和重新解释。
  “( 世界)体系”引发了一门新的人类地缘政治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概念暗示着一种历史趋势思想,而这种趋势又意味着一种一般共同体终将到来,它是我们时代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它包含着可能统一的人性。相比之下,世界体系概念以具体的和地理的方式定义了一种人类共同体的全球对抗———从区域观点来看是这样的。结构线性时间,即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阶段”的时间,取代体系性时间,即“循环”的时间。“生产方式”概念暗示着一种“进步的”历史路线:在“资本主义”之前有其他的生产方式,而如果我们发展得顺利的话,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将随之到来。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世界循环的理论:荷兰、英国和美国循环是随着其他各种循环而发生的,而在其后则有另一种循环将要到来。另一种霸权体系使这种循环极有可能发生。
  “世界霸权”概念暗示着一种与葛兰西“现代君主”( modern prince)概念有所不同的智慧。阶级斗争不再被称为“历史推进器”。在历史舞台上,与“斗争”不同的东西出现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强大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压迫、流行病、侵略和灭绝。但是,贸易、妥协与和平的机会也出现了。至于这种轨迹是否反映“贸易道德”( virtueof trade) 或“不平等交换”( unequal exchange) ,学者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
  因此,最后的战斗似乎要在斯密和马克思之间展开。但问题是要了解,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最终对抗是在世界体系所确定的领域内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只要远离“体系”的证据,就可以摆脱斯密的监护,拒斥其分析和政治学。这需要构建一个结构的而非体系的历史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关于阶级结构而不是关于世界体系的概念———但要暗示一种全球区域决定论,这样它就可以与体系类型相联系,并且能够在全球化到来之前领导阶级的历史或地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提倡关于现代社会(这里是指比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更古老的现代性) 的一种“元结构”概念,将马克思主义结构传统合并到地理的全球方法之中,继续这样的挑战: 扰乱体系性全球历史的统治游戏。
  那时候,马克思继自由主义者之后,先是定义了起源于市场的“资产阶级”或“现代”社会。然而,他后来又作了双重批判性分析。他的结构性分析,表明市场的普遍化暗示着工人自身成为商品,而剥削他们则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历史性分析表明,在这些条件下,当资本向大公司积累和集中的时候,在它自身内部产生一种合理的协调方式,这种方式与市场无关而与组织有关。这样,资本也产生了有组织的和理性的工人阶级,在按照以民主的方式协调下编制的计划而组织生产以及将这种组织推广到整个社会的过程中,他们起着带头作用。
  我继美国( 及其他) 制度主义者之后,以这种观点反对如下观点:我们不能设想这样一种从市场通向组织的轨迹。事实上,这些是社会层面上合理协调的两种方式,只有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关联,它们才是真正“合理的”。这两种调和的方式应该通过通讯对话而进行直接协调的分程传送。这种分程传送是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Parsons) 揭示的。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来源于马克思:一旦生产变成社会性的,就应该存在调和。他又说,存在两种调和,即市场和组织。马克思在此揭示了一个对子的特定的现代实现,在迥然不同的形式下———宇宙和出租车(Cosmos/taxis) 、资本和欧依蔻斯( capital / oikos) 、熵和组织( entropy / organization)、社会和共同体———它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全球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他犯了概念原罪( conceptual o-riginal sin),更确切地说是双重错误,即将历史路线设想为从市场向组织的发展。与此相关的是,将组织设想为直接性( Unmittelbarkeit)的可能定位,也即明显散漫集中的可能定位。就我而言,我建议像马克思对待市场一样对待组织:将它看作阶级关系工具,看作一种“阶级因素”。这样,我提出一种更一般的大纲: 将现代阶级结构定义为“理性的工具化”( instrumentalization of rea-son) 。这两种调和( 彼此之间的市场和众多之中的组织)———在它们与批判话语的关系中,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我们共同的社会理解———实际上构成两种现代“阶级因素”,这两种因素结合成现代阶级关系,它们代表着阶级关系的两极。这种经济理解的两极关系有着它的“另一面”,即司法—政治理性(juridico - political reason) 的方面,应该在共同参与( co - involvement) 中实现的“自由品质”( liberty quality) 的方面,也有着“彼此之间”( between - each - other) ( 马克思在市场关系中对它进行解释) 和“众多之中”(among - all)( 马克思从集中的组织来猜想它) 两极。这是现代社会的“元结构”: 两种调和之间的关系和语言( 应该被所有人平等地分享)的直接性。我们要从这种元结构的工具化出发,将现代阶级“结构”理解为“理性的工具化”。
  因此,主导的或优势的阶级包含两极: 资本家( 市场的主人) 和管理者—有能力者( managers- and - competent) ( 组织的主人)。他们分别享有与两种调和相关的优势。资本家享有财产,管理者—有能力者享有才能或知识能力( knowledge- power)。另一个阶级———基本阶级———根据他们与两种调和的关系不同而被划分为各种小部分,亦即阶级要素: 自雇者( 农民、工匠和商人等)以及公共或私人部门的雇员。这些阶级要素也决定着现代社会排斥。只有从两个阶级的关系和两个社会力量(资本家和管理者—有能力者,他们既是集中的也是分散的,形成主导的或优势的阶级)的关系出发,才能理解现代阶级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一场三方参与的游戏。那么,这种“现代社会形式”的结构概念如何干预体系的全球历史视角?它首先暗示着,无论在其所谓的“心灵”或起源上,现代性都与西方无关。它将现代性定义为一个历经几百年的过程,这种现代性起源于古老的经验,在世界各个地方出现。大型组织和大型市场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但是,“现代性”是从两类调和在国家(它承担着在某种程度上协调市场合理性和组织合理性的任务)的保护下进行干预的那个时候出现的。这种现象在第一个千年左右形成,尤其是在中国。在国家权力、市场和组织互相对抗的过程中,社会散漫性( 科学、文化和立法)的发展出现了,这种发展改变了人类文明。我认为,这种现代性定义与“欧洲中心论”相去甚远。
  在欧洲,这个过程是后来出现的。那时候,欧洲还处于边缘,还没有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但它处于一个微小区域之中: 在中世纪乡镇中,生产( 主要是手工生产)是由自治体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市场和组织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交织的逻辑。在 13世纪半独立的意大利城邦中,这种实验将被推向极端。在这种情境下,整个社会卷入一场面对面的局势,这使得普通人能够思考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应该由所有人平等参与的政府的支持下,以一种直接散漫对抗的形式来表达两种“调和”,从而将所有政治使命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承担起来。我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政治”现代性。在这些条件下,一种为分享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普遍阶级对抗发生了。这是欧洲前所未有的事实:一种共和的权力,它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正是以这种结合,意大利城邦碰巧发明了现代共和制度( 三权分立: 立法、行政和司法)。一旦这种最初的现代大众革命被摧毁,那么即使在专制主义和暴政的夜幕下,有着同样社会—政治内容的现代类型也正逐渐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朝现代民族国家前进。现代性进程还在以一种不均衡的步伐在世界各地继续。但是,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情境下,现代世界体系将随着正在发展的亚非类型的倒台而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成问题的,它以(阶级或国家) 结构方法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分析。但是,在这种分析中,它并没有提及世界体系———当然,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认为资本主义就潜藏于这个体系之中。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它的缺陷———这是它的另一方面“概念原罪”———是以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来考察共同体占有土地。这是它的非地理主义( a -geographism)的核心。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传统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看作与自己的理论计划无关。于是,出于某种惰性,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将解决这个现实问题的责任留给了全球历史理论———后者以体系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但是,在此过程中,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缺点,也没有发现自己对全球历史理论的完善能够做出什么贡献。
  实际上,马克思在此既指出又阻碍了这一道路。在《资本论》中,他论证道,资本主义的遗产———它的交换 Nomos ( 规则) ———只是通过“Nahme”(占有) 来建立的。在此,我重复一下“Nomos - Nahme”( 规则—占有)这个词。卡尔·施米特用它来指,只有通过共同体占有区域的方式,一个民族的遗产才会存在。如果我将区域的“这是我们的”与资本主义的“这是我的”放在一起,那是因为它们构成两种基本的相互联系的现代占有方式———一个是公共的,另一个是私人的。只有通过民族占有的事实,才可以存在确定区域内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是另一个“幽灵”,因为马克思不敢面对它,所以没有为它命名。汉娜·阿伦特以悖论的方式论述了这个幽灵:只存在作为公民权的人权( 也就是说,没有国家的人是没有权利的) 。在我的分析中,我们必须将特定区域即它们的“祖国”内的唯一的集体公民权( right of corporate citizen)算到这些权利之中,而这可能使这个悖论激进化。也就是说,被逐渐确立为现代性的东西展现为一种普遍秩序,按照这种秩序,各个民族通过战争而互相承认他们是自己区域内的主人。民族国家之间的互相承认与这个“我们”的现代形式是相符合的,“我们”应该仿效每一个民族国家内的公民之间的承认。
  只有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在市场和组织的关系基础上———重塑马克思的理论,我们才能解释现代占有的两种方式( 民族的和私人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使后者承认“众多之中”对于“彼此之间”的优先性。在现代社会,由于平等享有的所谓言论自由的支持,国家应该处理康德以如下方式所表达的“理性事实”:如果没有经过所有分享规则者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说“这是我”。我强调,此处的“应该”和“所谓”是关键的术语。“理性事实”是现代性所提出的预设,而不是它的基础。但是,通过这种预设,现代阶级结构的工具化就实现了。康德认为,按照“社会契约”,我们都一致同意市场秩序,从而忽视了这种关系。马克思确实将资本主义看作这种市场关系的工具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成功地进一步分析工具化的另一极:它是以民族国家形式出现的组织。事实上,只有在被确定为“我们的”领域,对于显然属于所有人的财产,这种所谓的“我们一致”同意才能发生。现代社会( 至少应该)在政治内部悬置任何市场关系: 在一种组织( 至少应该是一种所有人平等享有的纯言论组织)中,它达到了顶点。这种“理性事实”只是一种虚构:即,现代性提出的虚构。但是,这种虚构并非一无所有:在围绕工具化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将它们一起生产出来。它被预设于一种社会政治内容中,而这种内容将成为现代各民族的内容。
  正是在这些条件下,现代社会产生了,它不是发展为帝国( universum) 而是发展为多元体(pluriversum)。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地方产生这一事实,还在于这一“理性事实”:现代国家———从去殖民化到最后一批民族国家———互相宣布承认,彼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的主人。但是,这种结构理性宣言与体系的任意假设是分不开的:一个民族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或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起来,它必然被承认为自己领域的所有者。世界体系理论告诉我们从( 全球) 整体出发来考察( 民族)要素,而元结构分析则要我们从结构性的民族国家要素出发来考察现代体系整体。
  当然,人们可以说,从来不是这样,而且永远不会是这样: 不同的国家( 至少是它们中的大多数)的轮廓划分出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受到庞大集团的任意操纵,从而指示着与它们相关的中心之间的经济和军事权力关系。当人们从体系中心向边缘转移时,民族国家的存在只不过是优势权力的工具。但是,我们还需要考察,这是否意味着世界体系及其内在的循环动力战胜了产生于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及其所包含着的工具化的理性预设。我们还需要表明,情况并不是这样,“结构”和“体系”之间的关系是颠倒的:尽管民族国家结构在历史上出现于世界体系之内,但是它进化到世界国家( World - State)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它包括了世界体系。这至少是我在《世界国家》中所提出的论点,而我愿意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下介绍它的主要特征。
  
  三、世界国家: 潜藏于世界体系中的结构
  
  “元结构”研究课题导致了这样一个论点: 近30 年( 或更长时间) 以来,世界国家正在产生,世界体系越来越深陷其中。
  它基于以结构—体系为动力的现代历史方法。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超越来自它内部的动力,来自于资本向大公司的集中这一线性的历史结构趋势。他是从技术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动力关系来定义这一趋势的。全球历史没有忽视这一动力,但将它包含于另一类型的过程之中:
  在中心—边缘构型内部周期发生的历史的体系趋势,依据这种趋势,霸权国家以越来越快的节奏周期性地兴起和衰落。元结构方法出于另一种考虑,将元结构趋势和体系趋势联系起来。它集中分析这一事实:现代民族内部的生产力( 技术能力) 发展要求和允许越来越广阔的民族空间。在欧洲,这个过程逐渐走向民族国家,并有可能走向欧陆国家( Continent-State)。在其他地方,如中国、日本和美国,土地开始变得更大、更稳定。但是,一种终极规模即世界规模上的稳定性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其中,不仅体系的逻辑引人注目,而且在其被赋予的意义上,与现代阶级结构相比,结构的逻辑尤其引人注目。这种动力不仅是“理解”的动力、经济理性的动力,而且是理性的动力,法律—意识形态—政治的合法性(legal - ideological - politicallegitimacy) 的动力: 它是在理性工具化的双重意义上被理解的。
  只有当现代社会的创造和破坏能力达到一定界限,并处于某些环境下,这种时代突变才会发生。破坏的界限最早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场战争揭示了现代性中所包含着的大规模灭绝的能力。这种揭示超出了美国霸权者的注意和操控,加速了联合国的产生,成为世界国家的最初前兆。创造的界限是在后来———20世纪 80 年代———才达到的,目前的计算机技术可以使大公司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同时使研究和管理处于核心地位。从这一时刻开始,在最强大的国家,经过 30年的衰落,金融资本能够重新获得创造力,影响政府,从而保证它们所代表的大公司的优势地位。
  这样,世界国家开始发展。首先让我们排除一些反对意见。不要指望它会成为一个福利国家:
  这种类型出现于社会权力关系之中,在世界规模上,这些关系目前是不存在的。不要指望它会阻止合法暴力的垄断( monopoly of legitimate vi-olence) : 事实上,它断言这种特权足以让它在这一点上称为现代国家,因为这种断言本身就已经是一个( 现代)事实。即使是在民族的外表下,世界公民也毕竟走上了舞台,扮演着阶级性的世界国家的阶级行为者的角色。
  世界国家以其公共的“国家机器”形式存在:联合国( U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 WB) 、世界贸易组织( WTO)。这些所谓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全球组织,因为它们支配着世界国家的自由主义。其中一些在其领域内拥有最终权威。
  世界国家还以其私人的“国家机器”形式存在: 这个概念是由阿尔都塞阐发的,它超越了将公共的等同于国家、将私人的等同于“公民社会”的典型的( 自由主义)观点。它属于马克思主义观点,将国家看作阶级关系的最高形式: 这样,它就包含了分别属于私人的或公共的或受两个领域干预的机构。由于它们是阶级“工具”(受理性工具化的支配) ,所以它们可以被设计为阶级国家“机器”( 装置) 。尤其是一些私人机构在每个部门( 建筑、通信等) 建立“法律”。它们保证资本主义的运行(证券交易、仲裁庭、评级机构) 。它们组建阶级政权,这个政权就是国家政权、世界国家政权。
  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实践是在法律的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法律被设计为“国际”法,但它实际上是世界法,在法庭上,它能够与其他因素一起,根据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原则,共同对抗国家和私人(多国) 公司。
  地理不仅仅是世界体系的地理,它可以在“全球城市”的网络中被解读。它们还包含着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制度,即世界阶级国家的制度。
  如果没有一门被所有人使用的共同语言,任何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出现。例外情况———加拿大、比利时等———恰恰是成问题的。只有这种共同的大众语言才能开启一个公共交换空间。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元结构空间:一个理性的断言、宣言和拒绝的空间,也是一个理解的空间、现代阶级对抗和斗争的空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空间、民族神话和伪装的空间,在此,民族区域占有的“我们”获得成功。世界语言已经出现:在我看来,通过手机、互联网和电视,它包含着所有信息的直接可交换性。决定性的技术门槛( 生产力) 已经达到。纸张的使用( 由中国通过伊斯兰传来)与字母书写的简便性相联系,使得意大利城邦的社会政治革命成为可能,纸张是这场革命无所不在的保证和媒介物。在 16 世纪的欧洲,印刷工业起着同样的推动作用:创造一种语言,供正在出现的整个民族国家使用。今天,计算机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种世界语言。
  在人类已经变成政治共同体的新时代,只有在最坏的异化条件下,在似乎无所不能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才能听到世界人民话语:没有任何世界组织能够支配世界市场,也没有任何全球共享的世界话语能够支配某种世界组织。但是,在这个体系中,结构已经在起作用。
  
  四、进入全球历史的新时代
  
  世界国家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世界体系的衰落。相反,从前殖民地区域到浩瀚的海洋,人们可以看到区域冲突加剧:各个中心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争夺着边缘的控制权。正在出现的世界国家确立了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即一种结构秩序:世界规模的现代阶级国家秩序。但是,这种结构类型同时构成了一种新的体系对抗工具。
  世界体系和世界国家的多方面互相交织表现在军事制度上。联合国的诞生就是为了避免战争( 防御战争除外) :于是,它宣布武装力量的垄断。它作为“国家机器”的弱点表现在这一事实上:
  只有使用世界体系的军队,它才能作为一支维护和平的力量起作用。这种偏见使得帝国主义冒险以警察行动的形式合法化:看一下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或利比亚战争。当被给予“合法的”标签时,“警察”效应使得帝国主义一边是零死亡,另一边则是在世界国家伪装下的人类灭绝。相反,当它遭到抵制时(如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帝国主义将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这些相反的结果指向一种共同的决定因素: 它们证明世界国家的存在。
  世界( 市场资本主义) 的合法性,亦即世界国家的合法性———一种结构事实———允许最强大的金融资金( 沙特阿拉伯的、印度的、中国的、法国的等)购买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广大区域,从而无需征服而占领它们。因为沙特阿拉伯、印度、中国、法国等在全球力量对比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所以这些结构事实在体系内产生了结果。
  如果世界国家没有出现,如果它能够宣称是一种纯粹的“公民社会”,是一种纯粹的确定“法律规则”的“没有国家的法律”统治,那是因为它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国家。只有将它解读为一种阶级国家———在其中,资本“一极”(有时) 使组织“一极”中立化,将它缩减为国内资本组织———人们才能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通过自由主义的宪法化,这有可能发生,在欧洲构建过程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给予所有国家同样的宪法,从而将普遍竞争确立为最高的、唯一的经济原则,当它们毫无限制地将它们的边界向来自任何地方的资本开放时,它们倾向于在同样的一般宪法下形成单一的世界国家。在这个自由主义世界国家内,国家首脑及其阶级同伙是最积极的公民。在这一过程中,体系仍然比它周围的结构更有影响———或许会持续很长时期。但是,由于体系的不平等,世界国家占领的过程不平衡地影响中心和边缘,并遇到各种抵抗。
  如果当地—民族斗争( local - national strug-gle)———这里是为了反对贫困,那里是为了保护森林,另一个地方则是为了维护性别差别,为了争取对于水、土地和健康的权利———一般来说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是因为在这个层面上,积极的公民身份动员得更好。如果它们的结果是全球性的,如果它们既影响世界体系,又影响(阶级) 世界结构,那是因为它们面对着全球层面上国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同样的逻辑抽象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具体的全球公民身份出现了。
  实际上,人们可以从世界国家的元结构———它在世界国家话语中表达自身,而隐藏它的工具性———解释世界国家( 阶级)结构。帝国主义霸权者永远不可以谈论“敌人”:只能存在“恐怖主义者”,世界国家的反叛者———这是在共同的话语空间难以主张的头衔。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并不使用同样的话语:殖民话语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暗号。它的唯一作用就是隐藏和宣告不平等。它只能被另一种话语排斥。在世界国家时代,帝国主义霸权者———它得到追随者的配合———被迫后退,高唱共同接受的论调,即共同城市里的自由、平等和合理性:意识形态话语,也就是模棱两可的话语,根据这种话语,人们认为,自由、平等和合理性最高是存在的,最低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种话语的目的在于结构—体系个体,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他们处于大城市的郊区,他们生活在自由主义世界国家所统治的政治经济中:他们在其中工作,吃穿,计划和做梦。当他们反叛时,体系不平等不是唯一的反对目标。他们要求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承认他们的人权,即作为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特定民族的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但事实上,这个事实属于他们。当他们互相说话———当这个体系的恶魔发动体系斗争的时候———他们出现在一般的媒体集会上,出现在阶级世界国家的地方,以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名义召唤自己的世界同胞。
  人类的命运不是体系的。生态学———它形成古代的世界体系框架———现在描绘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类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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