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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钢: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25 点击: 1139 次 我要收藏

一门以“信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学科“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information,简称PI)不久前在西方哲学界问世了。当代信息哲学的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F.弗洛里迪(Floridi)完成了耗时数载,经过广泛辩论的工作,并在西方哲学界权威性期刊《元哲学》(Metaphilosophy)上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的论文。[1]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他详细论述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何以成为可能。现在我们便就其产生的背景、内容和研究纲领这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当代信息哲学的情况。
  一、信息哲学兴起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纯科学面临着“发现”的危机。超级对撞机的停建,标志着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大科学”的式微;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则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展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转向”的结果便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2]但是,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这个时代科学家认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然而,无论是在上或是在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3]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自此,“信息”逐渐地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但是,当代信息哲学作为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的,追溯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探索阶段。英国的图灵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了哲学界的注意,尤其是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这个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A.斯洛曼(Aaron 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这部著作中,便提出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4]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确切地说,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的与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
2.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因为信息是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它们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确立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如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在其《分析哲学起源》(1993)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此外,美国《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APA)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PAC)。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首次由计算与哲学(CAP)专业委员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它们形成了一种元科学,具有统一的语言,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1998年,《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The Digital Phoenix—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出版,这部文集首次确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改变了哲学家理解那些诸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诸多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5]
  二、什么是信息哲学?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浮出水面之后,便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纲领。这个新的领域可以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但它却必须是自主的,而不是跨学科的,即它必须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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