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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虎:纳米现象学:微细空间建构的图像解释与意向伦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26 点击: 1553 次 我要收藏

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继互联网络和基因技术的重大突破之后,纳米技术作为新兴领域,其未来前景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权利之争而逐步得到彰显。目前纳米技术变革作用被看作是一场“纳米风暴”,它成为引导21世纪技术革命方向的“强劲潮流”。这一公共文化形象至少包含如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纳米技术以纳米科学为基础,它以纳米工艺与纳米工程为手段,运用其所理解的纳米(10[-9]米)世界的异常物理和化学特性操作自然,由此将可能向人类展示一种奇妙而崭新的微细人工世界;二是纳米技术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几乎囊括目前所有科技门类,不仅涉及传统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与当代信息技术、基因技术和材料技术,而且包括纳米电子学、纳米材料学、纳米生物技术、纳米医学、纳米度量学等新兴领域,因此纳米技术突破必然意味着人类科学技术的整体突破;三是纳米技术以其机器或工具的超微化与能源消耗最小化倾向,将可能从产业化上消除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如庞大厂房、机器、矿山、熔炉、反应罐等笨重生产设备,从而对诸如冶金、机械、建筑、化工、交通及其工具制造、农牧业、军事工业等传统产业进行彻底变革。
对上述承诺或预设至少有两种反应:一是各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从竞争优势出发制定纳米技术发展的计划、政策和投资方向,正在展示出与以往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相同的知识-权力-资本关系逻辑;二是在哲学伦理学界,人们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范畴(如世界构造、人类意识和人工世界等)出发,着眼人类本性与世界实在的基本问题(如“人-技术-世界”关系问题等),正在对纳米技术革命广泛预设的自然与社会改造前景进行各种审视。如果说不能盲目跟从围绕纳米技术发展所形成的知识-权力-资本关系逻辑,那么有关纳米技术的哲学伦理学思考就有着重要的决策意义。在为纳米技术革命作准备的社会哲学图谱中,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在工具论和社会建构论意义上,已从工业应用、环境影响、伦理关怀和军事应用等方面,作了各种技术哲学判断。这种社会政治伦理关注围绕着许多问题,如纳米伦理学是否具有独立性、是否能够捕捉到纳米技术对世界改造的真实意义、是否会阻碍目前纳米技术的自由探索与开发等,开展了各种复杂的争论。可以肯定,如果纳米伦理学考虑只是限于工具论和社会建构论话语对其可能的风险、责任、权利和承诺加以猜度性评价,那么这种考虑就只能处于边缘状态,因为它并不能从“人-技术-世界”的整体关系来把握纳米技术的实事意义。为使纳米伦理学不被边缘化或被纳米共同体所拒绝,本文试图提供一种能够包容伦理学的现象学方法(技术现象学-伦理学方法),对纳米技术革命预设的广泛前景给予现象学考察,强调使纳米世界从无形向有形转换的纳米技术图像发展对伦理学开放的解释学关系,意在使纳米技术从一开始就尽可能避免如以往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所带来的那样严重的甚至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
一、现象学-伦理学方法用于纳米技术评价
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等思想家有关自然和人类的本质与人的行为限制的现象学思想,有助于人们对纳米技术与人类关系做出阐释。但在围绕纳米技术革命的意义预设问题所进行的评价中,目前尚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象学-伦理学方法。“现象学”一词一般被用来涵盖一系列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哲学方法,并且即使用于理解一般技术也仅仅局限于不同的案例或侧面。目前纳米科学家试图在胡塞尔式的“不预设的科学”的意义上,基于实验或试验观察来解释各种显微物理参数的意义或价值关联,主要涉及的是纳米世界的结构关系分析;哲学家们则试图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或梅洛-庞蒂的“直觉”的意义上,通过技术本身来呈现纳米世界,他们重视的是人与纳米世界的关系分析。这些现象学方法虽然大体上涉及到纳米技术与自然乃至社会彼此所是的相互呈现关系,但在总体上还缺乏伦理学的意义介入。不过目前一般的“技术现象学”研究进路,毕竟已为确立纳米技术的现象学-伦理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现象学-伦理学最初并非以胡塞尔的“意向性伦理学”面目出现,而是以舍勒的“质料价值论”闻名于世。但这种质料价值论只要“不是从现象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出发,不是从显现者与显现的相互关系出发而被建造起来,它便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黑尔德,第74页)正因如此,现象学传统才在对技术实践的哲学解释中形成了所谓“技术现象学”方向,并逐步显示出其伦理学意义,从而实际上可以称为“技术现象学-伦理学”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海德格尔的总体技术态度批判、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与鲍格曼(Albert Borgmann)的具体技术态度批判和伊德(Don Ihde)的人-技术-世界关系描述等。其中伊德把技术作为媒介,描述了四种人与技术的世界关系:一是“[人-技术]-世界关系”(身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技术属于人体(肉身)的感知延伸而得到操作,它的存在虽然在熟练的操作中经常被人“遗忘”,但它作为非中立的手段能够引起人的经验和直觉变化;二是“人-[技术-世界]”关系(解释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技术属于可作解释的语言、模型、数据表和图像(坐标曲线、仿真照片等),人通过“阅读”这种“去背景化”的世界表征符码或“文本”来理解和描述世界,因此技术实际上成为被分析的“对象”或“他者”;三是“人-[技术]-世界”关系(背景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经验不是直接来自技术的使用,而是间接来自技术化环境,也即是说人创造人工环境(世界)并实际上生活在“技术茧”中;四是“人-技术-[世界]”关系(他异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世界被隐入背景之中,技术作为一种经验性的存在或人参与其中的焦点物(如机器人、火炉、神庙等)而兴起,它虽然不同于人自身,但却是人赋予其意向、意义或价值的产物。(Ihde, pp. 72-112)从这一“人-技术-世界”框架看,海德格尔不过是从解释学关系出发,批判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座架”控制人的普遍的背景关系,主张“让存在者存在”的技术人文态度,即一种技术与人合一的身体关系。德雷福斯、鲍格曼和伊德沿着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批判线索,主张一种以技术集聚生活经验的他异性关系,即返回到意义的地平线上使技术显现为适应人的多样需求的经验存在或焦点物。总体上说,这种技术现象学对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一,技术不是在工具论意义上指适合人操作世界之目的的人工制品,也不是在社会建构论意义上指与社会同构的实践活动,而是指一种技术态度、技术意志或技术情绪,它使人工制品首先以意向、意义或符码表现出来,然后超越自身的唯一在场将世界订造为资源;其二,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在工具论意义上按照既有的或新的道德理论来分析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或冲击,以便为纠正具体技术应用偏差提供适当的指南或政策,也不是在社会建构论意义上对技术设计、实现与消费包含的设想、意向、价值和利益进行揭示,以便打开技术创新的“黑箱”,形成某种社会政治伦理关注,而是回到使具体技术显现为意义和符码的态度和情绪上来,通过质疑技术态度与情绪,就人与技术的世界关系提出问题,进而重新思考本真或本质的人性方向问题。
按照以上技术现象学-伦理学方法,纳米技术涌现于目前已经存在的对待世界的“先验技术态度”中,即以技术指引自身的人类将微型化操作作为在技术上解决问题的政治经济命令或要求。在这种意义上,纳米技术是人看待纳米世界及其与自身关联的理性方式,它的重大突破将不仅使纳米世界向人显现,而且也使人自身在纳米世界中的存在得到确证。但以现象学-伦理学方法来评价纳米技术问题,毕竟不同于以往对待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那样的宏观手段,因为纳米现象乃是一种特殊的和潜在的微型实事或事件。如果说农牧时代是在“英尺尺度”上用自然物质资源生产物质产品,工业时代是在“毫米尺度”上用自然力量进行大规模制造,信息时代是在“微米尺度”上用信息资源和信息工具实现人类交往的话,那么在未来的纳米时代,则是在“纳米尺度”上以微细物质能量为载体来变革自然。也就是说,与人类在以往一切时代使用的技术主要限于宏观的庞大物质能量载体不同,纳米技术要求对纳米世界进行微型化操作。为此有人将纳米现象称为“隐象”(noumena),它与“现象”(phenomena)的不同在于:“现象”是“可显露于人且人可经验之物”,“隐象”在哲学上则还是“无名与神秘的自在之物”。(Nordman, p. 3)这里所谓“隐象世界”是这样一种自然实在,它尚未被人理解、经验和控制,属于未开垦的、不可触摸的“他者”。因此可以把纳米技术称为“隐象技术”(noumenal technology),意思是说与纳米世界操作相关的技术必定被遮蔽于人的触摸、直观与控制范围,进而预设了纳米技术的不可触摸的“他者”特征。目前,技术现象学-伦理学方法主要针对的是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这些“现象技术”,因此,如果将其运用于纳米技术这一“隐象技术”评价的话,必然要因面对纳米世界的“自在之物”而表现出大异其趣的研究和评价情形。
根据以上方法论考察可见,如果说对纳米世界的纯粹现象学考察主要限于对纳米世界客体的接近性描述的话,那么与此相关的伦理学考虑则要求主体直观的纳米空间在场。这一要求显然需要回到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生活世界”概念,诉诸生活世界的意向、经验和直观来评价纳米技术的多重意向。胡塞尔曾认为,科学始于对人的周遭世界的解释,即对各种颜色、声音和触觉经验的解释。但现代科学却转向描述远离生活世界的无形数学形式,逐步以数学化世界取代生活世界。(参见胡塞尔,第32、35、55、58页)当然,这种无形数学世界探索也导致现实的有形结果,这就是对人的生活的感观世界进行最大化控制,其结果是数学与可控实验为控制自然提供了诸多精致的技术方式。将现象学-伦理学方法应用于纳米技术问题的评价,必然要把纳米世界描述置于具体的背景或情形之中,但问题在于,对纳米世界的主体直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建构的文化现象。直观主体具有对事物、时间、空间、向度和方向的先验知识,因此能够从直观意义过渡到语言意义,从行为过渡到主题化或课题化。梅洛-庞蒂曾提出一种“肉身哲学”,认为可以感知世界的身体或肉身乃是感觉和明理之物,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间隔、介入和投射等。因此他不再如笛卡尔那样把直觉置于身体之内或把身体置于世界之内,而是强调直观思维主题是一种对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中介的复杂解释:人的自我与外部世界没有界限,实在不是物而是事件、能量场、爱神和大力神、性欲、流动、强度以及肉身差异等。(cf. Merleau-Ponty. p. 138、260、267)目前对纳米技术所作的微型化预想,就在于要与这种直观分离,且使目前各种对纳米技术的伦理学考虑受到挑战。以下将沿着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直觉路线,对纳米技术革命预设的“无形世界”的微型化操作进行反思。
二、纳米世界:难以确定的微细物理空间
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一个中心课题是“世界建构”问题:在意识中建构世界概念或使世界呈现给人自身。从纳米科学来说,这意味着微型的纳米世界建构从一开始就成为科学家必须要加以考虑的现象学描述主题。结合现象学理论,所谓纳米世界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作为自在之物的纳米世界(“纳米世界1”),即人无法把捉的客观性纳米世界;二是可以进入人类视野的纳米世界(“纳米世界2”),即能为人所感知的直观性纳米世界(如纳米制品、数据表和技术图像等);三是只能从理性上把握的纳米世界(“纳米世界3”),即以数学模型等方式存在的理性纳米科学世界。其中前者属于本体论层面的无形世界,后两者均属于经验和认识论层面的有形世界。就它们与人的关系来说,存在三类纳米世界的认知和建构方式:一是对“纳米世界1”的可能直觉方式,它构成了对经验的超验限制,其主客体关系模糊,有待经验解决;二是通过传感赋予“纳米世界1”以有形特征,由此形成属于生活经验范畴的“纳米世界2”,其主客体关系得到澄清,现象环境因经验而获得富集;三是按照主客体之间的限制性关系(如概念抽象、实验控制等),以理论实在对“纳米世界1”进行重构或模拟,由此形成并非属于现象客体范畴的“纳米世界3”,它往往受到假定的结构和性质限制,只是一种规范性经验,较之“纳米世界2”更加缺乏现象的意向性,但允许人对“纳米世界1”做出“最大化把握”。尽管从理论上可以设想由“纳米世界1”到“纳米世界2”或“纳米世界3”的科学与技术进步,但目前人们仍然无法对“纳米世界1”加以明确界定。
康德曾认为,经验对象建构不仅以时空和因果关系框架表现出来,而且还包括大小和数量等特征描述。(康德,第168页)就“无穷小”来说,人类并不能理解其尺寸和大小,只能以其强度和效应的连续体加以表征,由此“充实”人与世界的意向性关系。在这种意义上讲,独立于微积分学来想像“无穷小”便显得非常荒唐。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大大发展了康德的“无穷小”命题,认为说一个东西长度是否为一米长,那只是巴黎标准米制单位,并不表明要将异常的性质归于物自身,它仅仅是在测量的语言游戏中以米制标识出物的特殊作用而已。(维特根斯坦,第37页)在这里问一米是多长与问“是”是什么一样,动词“是”不过是服从谓项的目的,“米”甚至“纳米”也不过是属于测量的“文法”,即在现有度量衡制度下确立一种公度或标度。显然,如果不是从文法上而是从实在意义上把握“纳米世界1”,那就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一个错误。但与以往通过技术将有形世界转换为无形世界(数学化)不同,为了实现纳米世界的微型化操作,纳米科学家和工程师试图要将宏观上操作的有形技术设备转换为微观上操作的无形或微型人工制品。这要显现的是一个纳米世界,但按照人的意志控制原子对于公众来说简直不可想象。艾格勒于1989年在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下,使用35个氙原子拼出“IBM”字眼(这一图像首版于1990年《自然》第344卷),整个空间跨度不到3纳米。尽管对于纳米科学家和纳米工程师来说,想象纳米的长度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纳米世界尺度的确超越了人类的直观想象。在2004年12月7日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科学影像”大会上,艾格勒围绕纳米空间的直观想像指出:“如果你能够想象得到十亿分之一的任何别的事物的话,那么你就会胜出我的水平”。(Eigler)这里进一步可以追问的是:借助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获得的纳米结构图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纳米世界所是的那种精确表征呢?由于人并不能直接接近于其意欲表征的“纳米世界1”,所以就只能尽力理解图像传达的信息和现象内容。这倒不在于人不知道如何解释纳米世界图像表征的信息和现象内容,而在于“在没能知道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及其随行计算机程序产生的结果是否为真实的精确图像条件下,就提前担当了表征性创造”(Pitt, p. 31)。
在当前纳米技术领域中,正是由于“纳米世界1”和“纳米世界3”在尺度上较之宏观世界更加远离人的感知范围,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实际的想象努力,将这些新的前沿同日常世界联系起来”(Ford, p. 18),以便通过技术手段使纳米世界进入生活世界,使之变得可以比较或取得视觉化效果。如果认为纳米世界中的原子和分子属于“现象”范畴,那么就可以借助科学概念和技术工具建构出纳米空间的自在之物图像,帮助人们对“纳米世界1”进行想像。人类并不能想象出铀和钋的原子核大小,但原子弹和核反应堆却是生活世界的宏观组成部分;人类并不能想像出硅和镓等半导体材料中运动的电子的大小和尺寸,但计算机即使越来越微型化也仍然是经验世界的可视工具。对于这些技术,人们也许用不着对其中大部分“黑箱化”的物理知识进行了解,但仍可借助科学的操作描述,通过开关、按钮、鼠标器和键盘按键来加以操作,从输入设备和显示器进入计算机的人-机互动界面。但与以往这些技术不同,目前纳米技术的进展代表着一种新型的无形化趋势。这一趋势不在于其进一步的数学化或电子化,而在于纳米世界操作的无形化。按照目前的纳米科学预想,纳米世界包含着特定的物质行为,诸如异常强度和光度等新型物性。在人与世界的技术关系上,人类必然进入用原子或分子进行建造的技术狂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纳米技术创始人德莱克斯勒设想的三类“纳米机器”:一是装配器或拆装器,分别负责原子装配和原子拆分;二是复制器,用来复制机械运行机制;三是纳米计算机,负责向前两者传递程序指令。(Drexler)这些机器均被设想为在纳米世界中对物质进行微观操作和控制,其特征就在于其适合纳米世界大小的微型化或无形化处理。与目前一切看得见的宏观机械设备不同,它们完全处于远离人类直观的“隐象”状态。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就对物质世界进行加工和操作,诸如把炭和金加工成为各种不同产品等。但如果采用纳米技术,则不是要对炭和金进行宏观加工,而是要把炭变成金或把金变成炭,其基本要求是较之目前技术更加微型化。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现代科学的危机乃是有形世界(生活世界)与无形世界(自在之物)分割的文明后果。如果这一现象学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由于纳米技术的“隐象”状态或无形化趋势,人们从伦理学上就纳米技术发展提出各种问题也就并不奇怪了。摄像机一直属于有形之物,存在于人的直观范围,但纳米技术表明摄像机完全可以做到在微观世界的隐蔽,这直接涉及到人的隐私侵犯问题。以纳米无线通讯设想建造一种自我复制的自动机,把它置入显微空间中收集信息,但却远离人的肉身感知,肉身的听觉功能变得不再有用,隐形的纳米机器为人类建造了一种福柯式的“圆形监狱”。人们设想生物分子发动机由无机金属镍螺旋辊构成,受ATP基酶推动,由此建造的纳米粒子运送器能够跨越血脑障碍,对脑瘤施行化学治疗;它虽然保留有自然生命的具体感知,但如果通过微细的“纳米幼虫”监控疾病的生化过程,那么诊断和驱除疾病(心脏病和癌症等)便会成为一个无形的自然控制领域。这样,如果无法在有形世界意义上把握这种自然控制的多重意向或影响,那么贝克和吉登斯断言的“风险社会”将更加深刻而严峻。因此在现象学意义上,纳米技术的社会政治伦理挑战的实质就在于:纳米技术究竟能否将难以确定的“纳米世界1”从无形转换为有形,以便科学家、工程师、政策制定者甚至一般公众能在直观世界中提出与讨论纳米技术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
三、纳米图像:从无形到有形的世界转换
按照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直观主要包含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其中视觉化处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尤为重要。尽管纳米世界使主体在空间上的“去远”、“脱微”、“切近”等直观的知识和技术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就纳米世界来说人们对海德格尔式的“存在-在-世界-中”还茫然无所知,但这并未妨碍纳米科学家和纳米工程师们推动纳米空间视觉化的影像战略发展。2004年围绕纳米技术图像问题召开过三次研讨会,除12月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之外,还有3月的南卡罗莱纳大学“纳米科学与纳米工程影像与想象”会议和12月的柏林“科学影像”专题研讨会。2005年5月,比勒菲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组织专题研讨会,集中讨论“纳米空间影像”问题。这些学术活动之所以对纳米尺度研究图像给予高度关注,主要出于如下原因:目前纳米技术虽然还很难确定自身的范围,但其历史和实践从一开始就与视觉化工具和技巧密切相关。这就是采用宾尼格和罗赫勒的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对原子进行操作,以艾格勒等人命名的“起点”(IBM纳米字样)将纳米世界清晰地展示出来。纳米技术借助图像进入公众视野,纳米技术图像遂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技术目标。
以上纳米技术影像战略围绕“技术图像”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通过系统的符码化将“纳米世界1”或“纳米世界3”变成可视的“纳米世界2”,主要包括三种类型(Staley, pp. 5-6):一是工具图像(“图像1”),即通过机器介入手段来编码和记录客体性质的可视“现象痕迹”;二是模式和图形(“图像2”),即主体或客体的显著特征表象;三是虚拟现实或模拟形象(“图像3”),即主体在客体环境中的现象渗透表征。这三种技术图像的区分在于,它们以信息富集、现象富集两种技术进路进入纳米世界的工具界面不同。工具图像按照人类目前观察、理解和控制原子的技术能力,沿着单一现象“隧道”进行图式化操作;模式与图形则采取与“存在-在-纳米尺度-上”相应的主体透视方法,具有多条“隧道”。纳米空间探索的典型工具——扫描隧道电子显微镜,就是通过单向的现象符码图式(如IBM纳米字样)向工具使用者显现出可视的纳米世界。而纳米世界地图则包含了陆地海拔、海洋深度、人口中心和区域面积等多重符码,因此较之单向“隧道”传递出更为丰富的信息内容。虚拟现实图像与工具图像和图形的不同表现为现象接近程度的不同,它将观察者置于互动传感环境中,试图消除图像与观察环境之间的界限从而可以诉诸可供选择的可视经验,其重点在于保证对“纳米技术-在-世界-中”的定性理解,以便获得丰富的纳米世界现象。与这种意向不同,通过工具和图形获得的技术图像仅仅是观察者的部分环境,且这里观察者的意向感受能力在经验上并不与设备融为一体。无论如何,这三种纳米技术图像均能着眼于某些特定的实用目的,来达到其他图像(如人的肉眼直观)无法达到的接近“隐象”并取得丰富信息的技术水平。其优势在于,借助系统性差异与相似性比较的符码化程式,把技术图像上的纳米现象描述翻译为人的经验,从而被纳入人的直观经验架构内。
上述纳米技术图像无疑具有一般符号语义特征,因此能以视觉隐喻获得解释。“图像3”由象征系统构成,赋予人与纳米世界以互动能力,由此可以了解纳米世界与中观世界。但对人来说,只有通过“图像1”和“图像2”才能确认纳米世界的实体存在,因为“图像1”属于纳米世界与中观世界之间的“性质传送”媒介。在这里纳米世界不过是人通过隐喻来理解的“目标域”,中观世界则是人取得隐喻的“来源域”。通过对技术图像的隐喻解释,可以把对纳米世界的经验纳入胡塞尔式的“生活世界”或“经验格式塔”范畴。美国纳米科学、工程和技术跨机构工作小组在《纳米技术:通过操作原子构造世界》一书中提供了一幅“原子风景图”,其技术构造是在铁表面上以大量铬原子堆积成一个山貌地形。(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p. 8)该纳米图像的地形学内容是经颜色、形状等符码预先有效确定的,它因山峰和生态等现象而设,代表技术图像的各种突出特征,属于严格的符码化信息(“图像3”),先于特定图像(“图像1”)而定。这种安排预先采用了公认的颜色(如绿色和褐色)直观编码方法,从而通过解释可以轻易地辨识出其地理形态。但纳米技术图像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纳米世界的“自在之物”的信息和现象,因为纳米世界模型与人类常规经验之间毕竟还存在着某种非对称性。纳米现象只是在隐喻意义上才可观察或在直观上才可接近,因为按照理解客体的常规方式,纳米世界实体(“纳米世界1”)在时空上并不稳定,其通过技术呈现出来的图像结果也不一定是人们熟悉的那种固体或组织特征,通过扩增性的传感直观也很难解释令人惊异的非线性物理结构与静电力学性质和作用。因此,纳米世界作为技术图像的目标或对象,与人类直观的中观世界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不一致之处。例如,纳米粒子的“核/壳结构模型”便存在所谓“交换偏差”,这恰恰反映出纳米世界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在实验中将其变成可视的中观世界必然包含着诸多“不对称性”。(Iglesias. et al., pp. 2761-2780)
基于以上分析,纳米技术发展实际上存在三种选择:一是坚持人接近纳米世界存在着现象学限制,纳米世界与中观世界差距太大以致不可能桥接起来,从而无法做到虚拟原子经验;二是将对纳米世界的较少功能性经验同颇富创造力的现象学想像结合起来,建立适当的纳米空间模型,力争做到对纳米世界的客观描述;三是从现象上接近纳米世界是可能的,只是包含了与常规经验不同的内容,从而造成两者的不可通约性或不对称性。(Staley. p. 16)也许第一种选择是正确的,但却只能无所作为。试以“量子围栏”(在金属铜表面使用铁原子围成一个圆圈)为例,对第二种选择做出评价,进而表明第三种选择的良好发展方向。艾格勒和布罗德本特分别以“橙色围栏”和“蓝色围栏”,展示其不同的技术图像构造能力。这两幅技术图像的技术内容几乎相同,但它们有着超越技术本身的意向或意义。艾格勒设计的“橙色围栏”是针对显而易见的图像观念,配以自己的选择、个人交往欲望和主体接触经验,试图描述单隧道的视觉图像。但这一技术图像如同“拉普拉斯妖”(它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且能使用牛顿定律展现宇宙事件的整个历史过程)或“麦克斯韦妖”(它能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探测并控制单个分子运动)一样,更接近于一种决定论的科学假设或技术解释,而非实体的纳米世界现象接触。相比之下,布罗德本特的“蓝色围栏”更契合虚拟现实图像,其编码的色彩程式完全超越现有的黑白图形表征。这种色彩重叠有助于人眼的方向定位,达到了色彩强调的原初图像效果。当然,艾格勒和布罗德本特为了宣传其科研成就,均有以强制性错觉取代丰富的图像描述之嫌。这里不应将纳米世界的现象接近同其生动的表象混淆起来,不应以图像操作的美学方法为由忽视技术限制效应问题。即使艾格勒试图以观察者身份来亲身接触纳米世界(第二种选择),那也不是直接对原子现象的具体观察,而是一种经验地参与纳米世界。“拉普拉斯妖”或“麦克斯韦妖”在纳米空间中表现出的力量再强大,也不过是人参与纳米世界操作的经验“化身”而已。因此,与其过于宣传亲身接触纳米世界,毋宁倡导对纳米世界进行现实虚拟(第三种选择)。这意味着要将人的经验肉身直观尺度转换为纳米尺度,它不仅能从技术上通过科学世界推动无形的纳米世界向有形的图像世界转换,而且将激发人们对超越技术事业本身的广泛社会政治伦理想象。所以,纳米技术建构并不单纯是一种对微细物理空间的客观性描述或操作,而是一种向美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政治学开放的解释学活动,它可以避免以单一的微型化机械论解释来决定人类的未来前景。
四、在纳米技术意向对话中强化伦理责任
现在回到技术现象学-伦理学方法上来。可以看到,纳米技术发展才刚刚进入解释学关系水平,主要涉及的现象学-伦理学问题在于纳米技术态度或意向性问题。目前科学家和工程师对技术图像的解释,显然源于这样一种技术态度,即它能够揭示纳米世界的真理和实在。按照这一技术态度,人类不仅能认识纳米世界,而且能改造纳米世界,因此一般被称为“客观论”、“实证论”、“还原论”和“机械论”(参见李三虎)。但这种技术态度的问题在于:其一,纳米科学通过操作原子和分子构造和控制纳米世界的“自底向上”的本体论方法,必然会受到纳米世界和技术设备的不稳定性的限制,从而可能会形成从微小扰动到巨大变化发生的“蝴蝶效应”;其二,纳米工程强调知识、行动和控制的因果依赖,对纳米世界做了“无所不能”的技术夸张,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当代非线性物理学表明的中观世界对纳米世界的参与性影响,由此便会产生由原子建造的纳米机器无法操作原子的“肥指问题”和“粘指问题”。(Schmidt, pp. 42-44)正是由于“纳米世界1”对纳米技术发展存在着种种限制,处于襁褓时期的纳米技术试图按照“纳米世界1”原原本本地建构一个无人参与的客观纳米世界并不现实,所以纳米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扩散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的参与而创造特定的客观微细物理时空。
既然人从现象学上无法完全接近纳米世界,那就只能承诺以纳米技术(如技术图像战略)尽量克服或减少难以确定的抽象纳米世界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或鸿沟。但这必然意味着纳米技术本身暗含了人类学关联:“纳米技术的抽象微观世界或‘纳米世界’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中观世界’有着根本不同,从现象学来看人无法以自身的感官来接近‘纳米世界’,必须要借助技术手段和实验设备。在这方面,纳米技术的空间尺度显示出人自身的空间约束及其克服,因此纳米技术隐含了某种人类学关联: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连接中观世界与纳米世界的唯一点。”(Schmidt, p. 36)纳米技术作为人与纳米世界之间的媒介,需要将“切近”看作纳米图像交往的基本原则。这种“切近”不纯粹是物理学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空间障碍克服,更是一种安顿人作为纳米世界的“他者”的自我显现的伦理学需要。纳米技术图像既然是一种“表征”,是人捕捉客体、景观、事物状态和思想理念等突出特征的特定产物,那么其描述纳米世界突出特征的东西就成为人构造纳米技术图像的功能或意向所在。因此,无论是艾格勒的原子操作,抑或是德莱克斯勒的自动化纳米机器,均不应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工具性微型空间的探索和改造,而应看作是一种“人-技术-世界”关系的微观空间推进。就此而言,与其说应在实证论、客观论、还原论和机械论意义上强调认识和控制纳米世界,毋宁说应对纳米技术采取一种“结构与性质的功能主义”态度进行“功效”显现(Staley, p. 22),或者说采取整体论隐喻方法,围绕纳米世界实在从各种视角加以整合。进一步说,纳米技术的视觉化处理必须是在公共文化意义上,制造和协商其本身可能拥有的各种意向、功能、价值和意义。
以上的技术态度转换表明,人们可以以目前的纳米技术图像为基础,沿着身体关系和他异性关系方向,围绕纳米技术的广泛意义,对可能会出现的背景关系进行多方面的社会政治伦理对话。由于在直观意义上纳米技术图像显现的是一种“人-[技术-世界]”关系(解释学关系),所以可以从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的双重关系对纳米技术进行社会和伦理反思。就第一重关系来说,如果纳米技术并不在于要把握绝对的纳米世界实体,那么它的使命就只能是将纳米“隐象”世界与人桥接起来:纳米技术向人展现一种符码化的纳米世界,人对纳米世界的技术表象进行编码,由此获得对纳米世界的较好理解。但这并不排除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理性思维上超越目前的“知识限制”,想象纳米技术无所不能地控制纳米世界的“道德野心”或“狂热渲染”。这就需要在道德意义上,把纳米技术看作一种“隐象”技术,置于人的“理性”、“责任”和“控制”范围来加以把捉(Nordman, p. 18)。这种“自由持存”的纳米技术必然是基于对纳米世界的敬畏和尊重,将其理性计算、驯顺、征服和控制逻辑置于人的直观与责任感之下进行。正是在这里涉及到第二重关系,即科学家或工程师与一般公众之间的技术关系。纳米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公共领域向一般公众宣传其科学陈述与技术设计,虽然主要诉诸对纳米世界实体的真理把握和实体描述,但一般公众之所以对他们的渲染表现出热情甚至信任,不仅是基于其真理和实体本身,更是基于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贯的效能、力量和责任感。
一旦进入到公共领域中,人们便会超越目前纳米技术的理性知识范围,围绕纳米技术改变人类生存方式问题,进行各种社会政治伦理想象,由此强化人们(专家、决策者和公众)的伦理责任。在人们尚未知道真实的纳米世界的情况下,目前盛行如下决定论图式:断言目前的纳米技术图像是纳米世界的标准模式或真实表征,以此来改造纳米世界必将取得巨大成效。这种方法作为一种“话语霸权”,对公众来说有简单化的误导之嫌:它面对纳米世界这一复杂领域,使人们“既在政治方面陷入困境,又在认识论上面临较大麻烦”(Pitt, p. 32)。这一困境或麻烦包含两个相互排斥的向度或视角:一是普罗米修斯取火给人类式的吉兆宣言,声称纳米技术代表着新的“后羿射日”或“嫦娥奔月”神话,它将以其强大的世界改造能力改变人类命运,把人类一切需要、希望和抱负带到享之不尽的永世高度;二是基督教末世论式的凶兆预告,表明纳米技术代表着一种警世寓言,它作为新的“拉普拉斯妖”或“麦克斯韦妖”,不过是《圣经》中“巴别通天塔”建造的技术自大狂和英国女作家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式的作法自毙的科技怪人,以其“杰基尔与海德”式的善恶双重人格,最终将使人类如同“夸父逐日”一样因自信狂妄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引火自焚”的危险境地。从技术现象学-伦理学方法来说,这些公众文化印象或评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终极关怀则要落实到如何使纳米技术的理性控制行动成为人的伦理责任的自我显现条件上。在这里,如果认为纳米技术作为一种“隐象技术”本身包含大量风险,而目前处在解释学关系中的纳米技术图像视觉化战略进展又允许人们做出多种意向选择或解释,那么就应该从一开始就将其看作一种“风险活动”,使纳米研究开发与伦理评估捆绑在一起进行,以便在一种较少风险的强情景化技术操作中体现人所处的共同体的意义预设:纳米技术不能单纯地构成人的背景或环境(技术化环境),而应作为焦点物或人的感知延伸,从先验的伦理“切近”中寻找社会感知和道德互惠,使社会互动、共同体和身份认同保持地方的、情景化的和具体化的现象表征,从而能够在人与纳米世界之间延续生命、生态、安全、卫生、包容等多样化的象征意义。虚拟纳米世界现实的这种魅力和风采在于,人与纳米世界之间的现象或信息交往意味着被建构的纳米现象的“主体间性”,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物理在场与互动联系。这种共同的物理在场不是一种强制人的技术化背景或“座架”,或不至于因纳米机器对物质世界的自动操作或复制而进入一个“灰色粘稠物”世界,而是着眼于人的经验直觉与感知,真正把纳米技术作为人可控制的媒介进入与纳米世界的互惠交往中。这种社会政治伦理图景即使不是一种完全可行的现实技术操作,至少也应该成为纳米技术革命的意向预设应该考虑的意向伦理或道德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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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塞尔,1988年:《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3]康德,1997年:《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4]李三虎,2006年:《纳米伦理:规范分析和范式转换》,载《伦理学研究》第6期。
[5]沈骊天,2003年:《纳米技术革命的未来展望与现实关注》,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1期。
[6]维特根斯坦,1996年:《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
[7]Drexler, K. E., 1990, Engines of Creation: The Coming Era of Nanotechnology, Fourth Estate Limited.
[8]Eigler, D., 2004,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Images of Science”, Amsterdam, December 7.
[9]Ford, K. W., 1991, “The Large and the Small”, in Timothy Ferris(ed.), The World Treasury of Physics,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0]Igles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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